数字经济发展与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提升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职业层次提升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体现。本文利用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指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职业层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提升；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积累提升其职业层次；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职业层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效应，对跨省流动人口、长期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的影响更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影响的文献，为政府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效应——基于农村流动劳动力视角

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低收入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利用2011-2018年CMDS与289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收入提升和分配改善两个机制实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益贫式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能加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效应。流入地社会保障缺失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益贫效应的发挥。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逆转其益贫效应。因此，要在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匹配能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共富红利”。     

数字经济对城市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进入普惠共享阶段,通过作用于劳动力市场、就业形态与社会保障发展产生关联性。基于2011—2017年我国25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社会保障的发展,其主要通过促进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提高就业水平发挥作用,上述积极效应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凸显。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突破一定门槛时,将进一步强化其对社会保障发展的积极效应;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也会强化该效应,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系统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形成良性互动,合力推动社会保障发展。此外,数字经济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特征,不仅推动本地区社会保障发展,对邻近地区社会保障发展也具有实质性积极影响,有助于形成区域间协调发展的社会保障格局。     

外来劳动力挤占了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吗??

城市就业包容性的提升是实现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异质外来移民对原有居民的就业机会将产生不同影响.文章运用动态监测数据,按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所属行业和流入时期分析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包容性,衡量人力资本等因素在异质外来劳动力就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取代传统的行业壁垒已成为获取就业机会的主要因素.(2)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对劳动力组群的就业决定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外来劳动力占比每上升10％,城市原有劳动力的就业率将下降0．04－1．99个百分点,表现为外来劳动力对城市原有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率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率产生显著冲击,且此现象在部分高进入门槛行业尤为明显.(3)城市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时期流入的高技能组劳动力的包容性显著低于低技能组,高技能组劳动力之间存在更高的替代性.(4)与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相比,新进入的外来劳动力对前期进入的外来劳动力的就业率的影响会更大,且这种影响同样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递增.因此,在完善就业市场的同时,应在就业的前置和后置环节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引入措施.     

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就业：行业异质性与空间效应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作用,促进服务业就业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11—2019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该影响的行业异质性和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助于增加服务业就业,并且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的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扩张城市人口规模,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来增加服务业就业;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对流通服务业、个人服务业和生产服务业的就业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对公共服务业的就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产生了空间效应,并且该空间效应也存在行业异质性。     

要素流动视角下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效应

文章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首先刻画了各城市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以及区域经济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发现数字经济与要素流动的交互影响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潜力的又一重要力量。此后，文章借助于包容性增长框架，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强化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实现了区域的协调发展。但数字经济的这种调节效应主要与资本的迁入以及技术的扩散有关，通过劳动力迁移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尚不明显。就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异质性表现来看，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包容性增长效应在基础设施水平、城市创新水平以及市场化水平偏高的地区表现更为突出。基于此，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以创新能力的提升为驱动，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保障，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畅通要素流动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多变量状态空间模型,并借助卡尔曼滤波算法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优化就业结构;受经济基础、数字基建等因素的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为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最强,中部次之,对西部与东北地区的影响有限;综合比较就业结构影响因素后发现,相较于产业结构与劳动力技术供给能力,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弱,但正处于不断增强态势。据此,研究提出未来应推进教育改革,实现劳动力的数字素养提升;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高端制造业就业吸纳能力;探索就业优先政策,弱化数字经济“就业破坏”效应。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提高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来自CMDS的经验证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从数字经济视角探寻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尤为必要。本文基于CMDS微观数据和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且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高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更强；在相同资源禀赋下，数字经济为新一代农民工带来的就业效应更大。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为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物质资本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工城市留居意愿——人力资本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将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形成混合截面数据，本文在县域层面分析流入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长期留城意愿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长期留居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数字经济指数每提升一个标准差，农民工留城意愿增加10.3%。数字经济对留城意愿的促进作用存在人力资本异质性，对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的影响较低人力资本农民工高1.3%。机制分析表明，支付便利性是人力资本异质性的主要原因。尽管数字经济发展引致城市劳动力需求结构偏向高人力资本农民工，但学习效应下低人力资本农民工更快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缩小了两类农民工的工资差距。本文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农民工福祉问题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讨论提供了新视角。     

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了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

把握数字经济与劳动力配置之间的关系，是现阶段中国加快经济转型、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本文阐释了数字经济促进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理论机理，构建城市层面的劳动力统一大市场指数，利用2011—2019年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提升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水平，同时降低了区域劳动力配置的均衡偏离程度。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能够降低就业转移成本、增加部门就业需求，扩大就业；数字经济有利于改善创业环境，鼓励居民创业；数字经济可以减少政府治理劳动力流动成本，提升政府公共治理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城市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本研究对各地更好地理解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机制，对于更科学地制定和调整治理策略具有启示意义。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影响FDI区位选择吗？

本文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内在机理基础上,采用中国2011—2018年284个地级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数字经济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影响FDI的间接作用机制和系列异质性特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FDI的流入,并以间接影响制造业发展加速FDI流入,经过各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实施宽带中国的城市、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对强化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数字金融、刺激居民创业渠道影响FDI。这些发现为新时期中国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并稳定外资找到了新思路并提供了实证依据。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时期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

疫情之下，居民消费受到严重影响，数字经济在这期间展现出了强大的优势。城市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心，承载着大部分经济资源，所以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时点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促进城市居民消费，而且对邻近省份城市居民消费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分时期看，2016—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2011—2015年，也就是说随着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完善、技术水平的提高，其对城市居民消费的提升效果越来越明显。综上，提出了五点提高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居民消费促进作用的政策建议。     

人才流入与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内部移民的证据

本文将中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相结合,利用早期移民网络构建工具变量,考察城市高技能移民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对中间机制、异质性效应与加总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才流入会显著提升企业效率,城市高技能移民份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平均将提升0.8％～0.9％.高技能移民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技能密集度和创新水平促进生产率增长,但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没有显著影响.人才流入在企业所有制、规模、技能密集度维度上具有异质性效应,表现为国有或外资企业、大型企业以及技能密集型企业获益更大.加总而言,高技能人口流入将促进城市生产效率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本文为城市实施人才引进政策提供了支持性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韧性的科学测度，利用中国2005—2019年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和创新活跃度两大机制最终促进市域经济韧性提升。(3)空间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4)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中西部城市及外围城市而言，东部城市及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更强。文章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含义：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是提升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发展对外资流入的影响——来自277个城市的证据

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提高生产和交易效率,促进外资流入,有助于实现“稳外资”战略目标。文章采用2011—2019年间27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水平对外资流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数字经济水平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外资流入;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政策连续、处于东部和中型规模的城市中,数字经济水平对外资流入的影响更显著。文章的发现为新时期下继续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实证依据,为“稳外资”和打通国内国外双循环提供了路径参照。     

贸易新业态与稳就业——来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工商企业注册数据，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涵盖的试点城市为依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地区就业效应。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对地区整体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策效应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强。机制分析表明，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可以显著促进城市出口增长和企业创业活力，进而提高劳动力需求。拓展分析发现，当地数字经济与电信业务的发展会促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稳就业效应的发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就业效应在当地不同部门之间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采用2011—2017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既可以通过提升市场潜能所带来的消费扩容效应，又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结构转换效应来促进劳动力流动，并且结果表现出一定的稳健性。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时点存在显著差异，其效果呈现出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的递减态势；从劳动力的技能分组来看，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对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则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其影响在突破点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特点。从空间效应来看，数字经济所具备的共享性和高渗透性，使得相邻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但会对本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效应，而且还会对邻近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产生正向效应，具体表现为“空间互补”性。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效应,且该效应在不同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外资引进管控力度达到促进碳减排目的。因此,在加快推进“数字强国”战略的同时,应因地制宜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发展如何释放人才红利——基于城市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分析

人口红利的日渐式微需要充分释放人才红利进行弥补，本文基于2011—2019年全国26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测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释放人才红利的作用机理。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城市人才利用效率，其作用途径主要在于数字经济扩大了城市就业市场规模和加速了人才流动，从而实现了“人才-岗位”的优化匹配。进一步分析表明当前数字经济对人才红利的释放作用主要在于充分发掘了中小城市和内陆城市的人才潜力。基于区域一体化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数字经济释放人才红利。研究认为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劳动力市场的积极作用，同时辅之以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并进一步加强区域城市合作，最终实现人才红利驱动的现代化发展。     

智慧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能否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准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试点和创新型城市试点是推动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智慧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的设立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试点的设立能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且对比单试点有更深远的影响;双试点实施的先后顺序不会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科研投入和数字技术创新是双试点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双试点的数字经济效应在东、中部城市更有效。为提升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应注重政策协同创新,提升科研投入和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统筹兼顾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