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传统人生论的“义利之辨”反观今天的人生现实

人生中的义利关系问题,自古至今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热门课题。中国古代有所谓“义利之辨”,当今也仍在进行“义利之辨”。能否正确处理义利的关系问题,关系到人生导向、社会发展、民族存亡和国家安危,所以它历来都是人生论中十分引人关注的命题。所谓“义”,《礼记·中庸》上说:“义者,宜也。”孟子也说:“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     

人缘取向：中国人儒道互补的“关系”实践——兼论“差序格局”的性质再判定

儒家伦理的“义利之辨”构成了“差序格局”的内在核心张力。由此中国人在既有角色关系义利交织下的中庸式人际实践,常常体现为通过“克己复礼”的“和谐法则”化解名利资源矛盾,以维系相对和谐的“普通人缘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伦理化的交往获致关系发展则更多地致力于未来可能有长远利益回报而又不能明确预期之“施报法则”作用下的“恩义负欠关系”建构,以至于彼此相互施报的义利深化可能发展成为适用于“需求法则”的铁哥们式“深度感情关系”。由此,某种超越“社会自我主义”基础而趋于弹性动态化自然外推的“人缘取向”,充分展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之义利长远阴阳转化的拿捏进退之道,亦即某种中庸式“推己及人”而“义利共生”之儒道互补的深层文化传统。这构成了差序式人伦关系维系及拓展之“差序格局”的本质特征。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评介——兼论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科书的缺陷与不足

著名经济史专家赵德馨教授主编,中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辽宁大学、云南大学、暨南大学等五校从事经济史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集体撰写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以 下简称《教程》一书,作为国家教委推荐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88年底出版问世了。该出版社在对《教程》的介绍中,强调指出它是一本“学术著作”。细读《教程》再三,将之与建国以来大陆出版的约10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材相比,觉得它确实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有其独到之处。从结构框架、研究分析方法,到内容观点,有突破,有创新。《教程》的主编与其他作者,凭着一个科研工作者对社会的执诚责任心,和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严肃科研态度,对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发展过程及其规律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完成了这部建国以来最新的、令人满意的教科书。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研究推到了新的、更高的层次,打破了解放几十年来同类学科教材质量徘徊不前的局面。纵观全书,其优点可谓俯拾皆是。其中突出者有以下各端。     

研究近代中国经济的一部力作--评《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一书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一书,可谓是从全新视角下研究近代中国经济的拓荒之作。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讲白银在近代中国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并归纳了中国近代币制的特点。第二章“白银与近代金融体系”谈白银与近代金融体系的关系以及由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派生的银市、金市和汇市。第三章“白银与近代中国宏观经济的变迁”,指出了中国货币不统一、金融体系的财政化和复杂性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经济,     

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开拓

开拓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特色和学理依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经济思想围绕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发展这一根本的、核心的问题,开创了以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形成史”为对象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样态,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以及“系统化”结构问题作出系列的创新性探索;以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对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和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问题作出创新性探索;在集中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也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作出创新性探索。     

别具一格的地区经济史新著——《福建经济发展简史》读后

地区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领域中一块有待进一步开垦的重要园地。由于它所具有的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现实服务的社会功能颇为明显,因此,近年来倍受富有“经世致用”意识的史家瞩目,是理所当然的。它的方兴未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趋于深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与此同时,地区经济史研究如何更好地实现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如何以科学的严谨态度寻求“古为今用”的真谛,也成了令人萦怀,有待于在实践中继续探索的问题。我认为,厦门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的由郑学檬教授主编、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经     

“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是针对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的思想 ,强调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三个代表”的思想 ,集中体现了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 ,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 ,体现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要求 ,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三个代表”的思想 ,是深入总结我党近 80年的历史经验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紧密联系我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的现实状况 ,对党的性质…     

发展中的厦门大学专门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联合实体

厦门大学的专门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古代史是全国第一批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两个专业点。长期以来,这两个专业相互渗透、结合,形成以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史学特色和教学科研联合实体。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厦门大学传统学科的历史学也重新唤发了青春。1978年,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了历史研究所;1980年,以台湾史研究室为主骨,建立了台湾研究所。1984年,建立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1985年,又和中国海关学会联合,建立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在事业发展、单位细分的情况下,为了保持和发展社会经济史学的传统和学术优势,更好地培养人才,为振兴中华、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他们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开通、健全和发展专门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古代史联合实体的网络,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自己的特色。这里,仅就这一联合实体的近况作一简介。     

论近代资产阶级的“以商立国”思想

在以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史上,农为国本,以农立国的思想2000年间一直处于统治地位。但是,大约100多年前,即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却猛然涌起了一股“商为国本”、“以商立国”的思潮。它发展迅猛,很快成为19世纪后半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主流。它彻底冲垮了中国传统的以农立国的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面貌。这股思潮的鼓吹者是中国近代第一批资产阶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成逻辑：“术语的革命”与“集义所生”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事实、实践、状态具有不同的概念属性。对其生成逻辑、理论特点、历史地位和未来走向，需要从四个方面予以理解和把握：第一，它与新时代相适应、相对应，把握和体现的是新时代的主题和精神；第二，它是经由“术语的革命”所达致的革命性重构，具有原创性、主体性、时代性，实现了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全面超越；第三，它闪耀着中国“集义”思想的文明光辉，体现出“集义”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同时也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内容；第四，它蕴含着深厚的实践生命力，同时也存在着变和不变的内在张力，因而既有内生成长性，也表现出自我否定性。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历史任务的完成，社会主义将会迈向“更高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也必然会融入新的理论“合题”而归于消灭。     

辛亥革命与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许多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同志把1914-1922年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较快发展称之为“黄金时代”,并把其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侵华的放松.这一时期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倒是无可无不可的,但它是否起始于1914年?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放松是否就是使它出现的根本原因?还值得商榷.本文试图以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此略作探索.     

资本短缺下的经济发展——读朱荫贵教授《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生成与演变》

<正>一提起“资本”二字,人多不陌生。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工业史,乃至社会史、现代化史的学者而言,“资本”更是一个常用的概念。从“资本”到“资本家”,到“资本主义”,也确实说明了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但横向比较,近代中国无疑是个资本不足、资本主义力量薄弱的时代,说到底就是非常缺钱。有人总结说,中国经济“最大困难,是资本的缺乏”。用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张謇的话说,可谓“家国皆贫”;     

资本原始积累与当前中国民企的“原罪”救赎

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理论,将资本的原始积累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相比较,可以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本质是生产力的积累,其途径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内涵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但其非公有制经济的本质属性又天然地使民营经济负有不可推卸的“原罪”.中国当前应采取灵活的方式惩罚民企“原罪”,并加强政府的自我监督与约束,以防止国有资产的进一步流失以及私产对国家权力的渗透.     

从“义利论”看孔子经济伦理思考

“义利论”是一个经济伦理范畴义利的观念,早在春秋初、中期(前770-前562年)就由一些思想家提出过。他们经常把义利联系起来,用“义、德”等观念规范指导人们的经济行为。但是,真正把义利论作为一种物质利益原则和财富的核心理论完整提出,并且能身体力行贯彻始终的,乃是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前551-前479年)。这种义利理论的基本点,就是孔子高度概括讲过的两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喻,是明白懂得的意思。这两句话一直被公认为孔子义利理论的基本思想。     

对中国经济史教学改革的两点建议

中国经济史是目前高等院校开设的理论经济学系列课程之一。伴随世界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及中国经济史学科近期所取得的成就,中国经济史教学的现状应当予以改革。我认为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改造现有课程设置,建设一门新课程即“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二是改变课程的主线,即改以阶级斗争或生产关系变化作主线为用经济现代化作主线。     

中国市镇史研究的力作——读《宋代草市镇研究》

市镇是社会经济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古代城乡商品流通中出现的新环节,研究市镇发展史,有助于揭示古代社会经济的总体结构及其演变趋势。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中世纪经济组织中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集市的重要地位”;“每个国家都有很多集市,而且每处的集市都具有相同的基本特点,因此,它们可以看作是一个国际性的现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中国市镇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但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大多只是局限于明清乃至近代的市镇,对明以前的市镇则未有专论。傅宗文先生的新著《宋代草市镇研究》,填补了中国早期市镇史研究的一大空白,可以说是一部拓荒之作。     

论孙中山经济思想

本文认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他的思想遗产中最具特色的部份,其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纲领。孙中山主观地认为自己的民生主义学说是要“预防”资本主义,是要搞社会主义。而实质上他主张的却是废除封建主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小的民族资本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虽然最终破灭了,但它的出现,毕竟代表着我国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历史阶段。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学说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最高成就。     

“明荣耻”和“省吾身”

《论语》里有“吾日三省吾身”一说，指每天从三方面反省自己——“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胡锦涛同志提出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全体国民能明是非、辨善恶、分美丑。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要真正见之成效，需要受教育者的自律和自省。而“八荣八耻”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借鉴“三省吾身”之说，并联系“八荣八耻”中的有关内容，对领导干部这一特殊群体来说，“三省吾身”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有新的阐述。仿效《论语》原文之句式，不妨将其界说为“为党谋而不忠乎？与群众交而不信乎？学，不习乎”。     

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

傅衣凌先生是我国江南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他脍炙人口的名作《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人资本》以及一系列专题论文,为我国的江南经济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的带动与影响下,经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江南经济史研究蓬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显学”。作为傅先生的弟子,我有幸亲承教泽,蒙他老人家耳提面命,专攻明清江南经济史。今值傅先生八秩诞辰将届之际,谨藉此文表达对先师的深切怀念与感激之情。     

王道文化与21世纪大中华的道路

本文旨在论述：王道文化是21纪大中华必须走的道路。首先分辨“王道”之内涵,指出孟子思想中的“王道”之精神基础是“不忍人之心”,以德不以力,与“霸道”之以力不以德完全相反。20世纪孙中山将孟子的“王道”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日紧张的政治关系脉络中,呼吁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必须走“王道”的历史道路。世界历史上采取“霸道”的帝国多半不可避免地走向覆亡的命运,20世纪日本帝国的灭亡就是近代史的教训。在大中华文化圈中,台湾之地理位置与人文风土具有优越性,可以在21世纪海峡两岸互动之中,与中国大陆协同开拓21世纪“王道”文化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