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企业金融化——来自新《环保法》颁布的证据

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新《环保法》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路径。研究发现：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新《环保法》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机制检验表明,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提升企业财务困境风险来实现。此外,异质性检验进一步表明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拓展丰富了环境规制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相关文献,对政府引导企业绿色转型、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扶持政策提供有益启示。     

环境规制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新《环保法》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显著缓解了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截面异质性分析显示,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仅在小规模企业和银行业发展较好、污染程度较高、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显著;经济机制分析表明,新《环保法》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缓解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本文结论既拓展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影响的研究边界,也为“双碳”目标下中国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命令型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投资:激励还是抑制? ——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

近年来,中国政府正采取日趋严格的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试图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但微观层面的经济主体对此如何响应?本文以新《环保法》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18年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新《环保法》的实施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资规模,其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2)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国有企业、高研发强度和处于激烈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企业,新《环保法》对企业投资的抑制效果更为明显.因此,政府要进一步强化针对性的激励政策协同,为异质性重污染企业提供更公平的市场环境,进而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克服企业因经济动力不足造成对投资的抑制效应.本文不仅丰富了新《环保法》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和机制研究,更为完善环境立法体系建设提供了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环保投资——来自2015年《环境保护法》实施的证据

环境问题的改善,不仅在于国家立法监管和政府严格执法,更依赖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特别是预防性地承担环保责任的投资行为.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新《环保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薪酬激励模式导致的政策效应差异.研究发现:新《环保法》实施后,企业环保投资水平提升,对在高法治水平地区的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促进效应显著.高管薪酬粘性水平越高、或者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的企业,环保投资提升幅度越大.在行政级别水平越高、或者政府补助水平越高的企业,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强.本文旨在为企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提供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合理有效建议,也为监管部门提供政策思路.     

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20年沪深两市主板工业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据,探究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使得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质”和“量”都得到显著提升。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政策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均存在促进作用,相较于重污染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该政策的实施更有助于促进非重污染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新《环境保护法》的影响及应对

2014年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新环保法坚持以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强化了企业防治环境污染的责任,加大了对企业环保违法的惩治力度。本文分析了新环保法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及对银行信贷业务发展的意义及影响,提出了银行调整信贷结构应对新环保法的措施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下重污染企业的战略回应——基于“战略背离”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方法实证考察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战略背离”(企业关键战略资源配置偏离行业平均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指引》对重污染企业的战略背离存在约束效应;绿色信贷提高重污染企业的转型意愿,但限制其转型能力;区域产业依存度及包括资产专用性和内部资源禀赋在内的企业自身特征均会发挥异质性作用。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在重污染企业转型能力受到制约的情况下,其生产效率会显著提高,实现其“效率变革”。     

绿色信贷政策会加剧重污染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吗？—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2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使用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会显著加剧重污染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会改变重污染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利用短期信贷契约实现债权监督治理机制效应,提高重污染企业会计稳健性可以对股价崩盘风险产生“抑制效应”;但是,过度的抑制管理层的盈余平滑也会放大重污染企业的流动性风险,从而对股价崩盘风险产生“加剧效应”。在绿色信贷的实施过程中,应该关注重污染企业的流动性风险,实现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的双赢结果。     

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税收政策研究——基于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视角

举国关注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已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将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有利于企业根据技术创新的内在规律,充分发挥科技优惠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本文将对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就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税收政策进行分析研究。     

能源电力行业环保投入、环保属性与企业价值

“双碳”背景下,能源电力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已成为必然,实现经济效益与环保效益共赢面临挑战。本文基于2007—2020年我国能源电力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基准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能源电力企业环保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能源电力企业环保投入对企业价值有促进作用,在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后作用更为显著;具有环保属性的企业环保投入对企业价值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本文对能源电力企业进行环保投入、积极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绿色信贷”政策的成效、难点及建议

2007年7月国家环保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落实环保法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银行业金融机构逐步重视污染企业给银行授信带来的风险因素,大多数商业银行能结合本单位实际严格控制“两高行业”贷款。依照环保法规的要求,严格新建项目的环保条件落实情况,对未通过环保审批或环保设施验收的项目,不予以授信支持。     

绿色信贷能够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吗——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利用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2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尤其是抑制其过度投资问题;（2）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改变债务期限结构的方式加强对重污染企业的债权治理,缓解代理问题和迫使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在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3）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政策效果在国企与民企、是否存在两权分离的企业间存在异质性特征。本文的研究拓展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应研究,为企业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新“环保法”仍需“闯关”

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环保法修订案.这部法律增加了政府、企业各方面的责任,加大了处罚力度,被专家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然而，新的《环境保护法》要真正发挥保护环境的作用，仍需要“闯过”两大关口。     

环保投资、技术创新与企业财务绩效——基于长江经济带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发展的先行示范带，其绿色创新发展模式的阶段性进展值得探讨。本文以长江经济带2018-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环保投资、技术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在长江经济带区域内，企业环保投资力度、技术创新水平均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对该区域内的企业按行业属性进行分样本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的环保投资力度对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明显；且在重污染企业中，环保投资与技术创新还彼此调节增强各自对财务绩效的正向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创新发展模式提供了经验数据支撑。     

环境规制调节下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重污染行业为例

“双碳”背景下,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发展的数字金融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重污染企业节能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1年沪深上市A股重污染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GML模型测算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在本文主效应中起着负向调节的作用;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来提升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更显著;相较于中部,数字金融对西部和东部的影响更大。基于此,本文建议加快金融智能化和数字资产化,并制定差异性环境政策帮助重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助力高质量发展。     

提升科创企业金融服务质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列为“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12项重点任务之首。科创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改进科创企业的金融服务,引导金融资源向科创领域集聚.     

地区环境治理动机、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违规处罚——来自环保督政制度的新证据

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考量新法实施前后地方环境治理动机变化对企业环境违规处罚力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新法实施前,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违规处罚力度具有“庇护”效应;新法实施后,“庇护”效应被削弱。其中,官员型政治关联和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庇护”效应削弱程度更大。结果表明,治理动机不足是以往环境治理失灵的重要成因。应着力完善正负激励互补的激励结构,强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机。     

客户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供应商绿色创新——基于供应链关联视角

从供应链关联视角,研究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客户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供应商绿色创新水平与绿色创新结构高级化;客户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迎合客户绿色转型需求、强化自身社会责任“信号”、绿色技术创新溢出三种渠道推动供应商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在两者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该影响在市场地位较低企业、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中更为明显。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分析

《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能否引导企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值得探讨。实证研究发现,排污费改环境保护税后,相对于税负平移省份的工业企业,税负提标省份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显著提升,且研发投入发挥中介效应。其中,环境保护税的实施对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作用较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中度污染行业和轻度污染行业的绿色发明与实用新型创新,而对于重度污染行业仅显著提升其绿色实用新型创新。为了更好地发挥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建议税负平移省份逐步提高环境保护税税额标准,并将引导企业绿色高质量创新作为环境保护税的实施目标之一,同时增加针对重污染行业的环境保护税调节。     

为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保驾护航——解读修订后《科学技术进步法》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创建创新型国家,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2008年7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简称《科技进步法》）将开始施行。此次修订后实施的《科技进步法》是推动我国创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法律保障。新法更加突出了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将使科技创新具有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活力。为使读者更准确了解新法,本刊特别邀请了参与新法“企业技术进步”章节起草的专家张华胜就新法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