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以及实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增长。因此,国家应该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而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改善民生,提高国家竞争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文章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并且检验了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存在区域性与结构性差异;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认为,固定资本投入低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的效应高。最后从继续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深化金融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发展等方面给出政策性建议。     

数字金融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构建2011—2019年省际层面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数字金融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其分指数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创新激励作用与总指数保持一致,而数字化程度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表现出一定的抑制作用;数字金融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普惠性,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对欠发达地区和国有企业占比较小地区的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高管股权激励可以促进企业“脱虚向实”吗？——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高管股权激励通过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意愿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低,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技术市场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也较显著。研究结论对实体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优化投资决策,对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一定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乡村振兴

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方面起到明显的促进效果,并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本省份乡村振兴的发展起到正向作用,同时也会对周围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乡村振兴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与收入不平等: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其究竟是普惠的数字红利还是金融领域的数字鸿沟,这是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中亟需回答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匹配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从创业效应这一渠道进行了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渠道之一。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生存型创业从而改善了收入不平等,而数字普惠金融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不平等。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外部性以及如何缓解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路径.研究发现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提升本地区技术创新能力,但对周边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会产生总体上的负向影响.一方面,区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削弱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而对周边地区的技术创新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区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本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对周边地区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正向影响,但该作用途径并不显著.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在测度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仍然处于低度融合阶段,分区域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较低,由东向西表现为从高到低的融合空间分布格局。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有利于促进绿色创新;机制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可以通过增大研发投入规模和技术市场交易规模促进绿色创新。异质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不显著。     

数字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现代科技融合而成的新产物,不仅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升,也促使了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以及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持续增强,它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文章将数字金融发展融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中,构建较为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理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并通过构建计量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个结论在一系列检验后仍然稳健;第二,数字金融发展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而且还能通过知识获取、技术创新、制度改进、产业升级等作用机制间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非常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第四,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金融监管发挥着显著的调节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加快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优化,加快外贸转型升级并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与城市生态效率——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是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关键。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长江经济带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且这一提升效应存在结构异质性、城市区位和资源禀赋异质性;绿色创新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和资本配置效应是其重要的作用路径;数字金融赋能城市生态效率提升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符合梅特卡夫法则;本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邻地生态效率提升。研究结论为深化数字金融改革、助推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选取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K-Means聚类分析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就业水平进行测度评价,通过面板模型、分维度回归、门槛效应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就业水平二者均在时间趋势上呈增长趋势,空间特征上均表现为东部高、中西部低;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劳动力高质量就业;信息化发展、数字交易发展、数字金融普惠发展能显著促进劳动力高质量就业,互联网发展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呈“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不同地区的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差异显著。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物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

基于2014—2021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逼近理想解排序)法测算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再结合基准回归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物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及各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平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流域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值呈现出下游>上游>中游的空间差异特征;长江经济带物流业能源效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当地物流业能源效率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周边地区物流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尚不显著;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物流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呈现下游-上游-中游逐渐递减的趋势;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物流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物流业产业结构高级化渠道促进物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促进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和物流业能源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家庭财富与共同富裕

文章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家庭财富积累、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家庭财富积累,经过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2)创业和配置风险金融资产是数字金融影响家庭财富的重要渠道。(3)财富规模越小的家庭,使用数字金融产生的创富作用越大,并且老年人、低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农业户口群体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使用数字金融能够产生更大的创富作用。总的来说,财富是富裕的题中之义,数字金融能够在提升家庭财富总体水平的基础上缓解财富不平等,从而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参考依据。     

数字技术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生产力,为农业、农村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思路与途径。基于技术创新理论,采用2016—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技术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作用关系,并探讨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对农村产业融合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更强,西部地区次之,而中部地区由于发展不平衡,促进作用不显著;技术创新在数字技术、农村产业融合间发挥中介作用,并且当技术创新水平越高时,数字技术的促进作用越强。因此要加强数字技术应用、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培养数字化人才、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发挥好数字技术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优势作用。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优化升级的影响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积极推进服务业优化升级,对于助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14—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服务业优化升级;技术创新在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效应;并且市场化水平正向调节了影响机制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     

数字金融赋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赋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及其作用机制。通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现金持有水平在数字金融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承担了部分中介作用;研发投入在数字金融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效应;数字金融对不同规模和不同产权性质的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该研究成果为推动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发挥数字金融在企业中的助推作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能力融合发展测度研究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深入融合，是促进数字经济成果加速转化的重要环节，是助推数字经济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基于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机理，从融合基础、融合投入、融合产出、融合环境、融合治理等5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能力融合发展指标体系，利用灰色关联-TOPSIS综合评价模型计算省域（自治区、直辖市）2017-2020年的综合得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港澳台地区）的融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呈现“东强西弱”的分布格局。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中国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能力融合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