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与区域协同发展的推进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从中央地方关系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区域协同发展难以开展的症结:一是地方自主权限不足;二是中央约束能力有限,这与我国现有的中央地方事权划分和"中央决策、地方执行"模式有密切关系,因此要推进我国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必须对现有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加以完善,其中的核心是要合理划分不同层级政府的责权利关系,推进相应的配套改革,同时将提高事权划分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水平作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突破口,及时将规范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文件上升为法律法规,并考虑制定相关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加强立法和司法,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节机制。     

浅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文章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体制的发展，探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动情况。要重塑中央与地方关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必须实行中央适度集权和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的混合体制。因此，要合理平衡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还要发挥法律和政策在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过程中的作用。     

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成问题的博弈分析

本文运用动态博弈模型对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成问题进行了博弈分析，并联系我国税收实践，就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合理划分税权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在集中中央财政办大事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地方财力，理顺中央地方关系，推动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论“营改增”后完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的策略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我国税制改革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制度变革,它不仅会对我国的税收收入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也会对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模式的转变产生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我国营业税改增值税过程中,地方的利益应该予以重视,中央和地方之间税收矛盾需要合理妥善解决,否则可能会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工作的进一步推进造成困难和阻碍,影响本次税制改革作用的发挥。文章分析介绍了"营改增"后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今后改革完善财税关系应从重新划分中央、地方事权和调整政府间税收安排,加快税收体制改革两个方面入手的策略。     

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关系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事权关系是财政分权理论的基础。本文通过委托一代理模型来分析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关系的问题，并将模型进行了改进，加入了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概率约束参数，得出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着力降低参与经济活动的努力成本系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信息决策模型构想，使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关系更趋合理。     

新时期中央与地方审计机关关系研究

中央与地方审计机关关系问题，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央与地方审计机关关系和谐高效发展的关键，就在于要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坚持统筹协调发展，在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审计机关各自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国家审计资源的科学整合，实现国家审计的整体科学推进。     

基于产权特征的两权分离度与投资效率研究

投资效率对企业发展及其价值提升都有重要意义。我国具有特殊的治理环境,在金字塔层级的公司结构下,文章从产权特征、两权分离度的角度研究投资效率。选取2009—2013年深沪两市1253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其中658家中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595家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1121家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两权分离度在不同产权特征下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两权分离度与投资效率呈负相关关系,国有企业两权分离度与投资效率负相关关系显著于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两权分离度与投资过度的相关关系显著于中央国有企业。     

中央地方关系调整与现代化转型——“现代化转型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之一

正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顾炎武(《郡县论》)在上一系列文章中,我们着重从分工理论的视角对中国的历史变迁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中国迈向高收入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亦是一个社会整体从一元金字塔型结构逐步演进至多元网络型结构过程"的初步结论。本系列文章将研究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期对未来中央与地方关系调     

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税收划分的实证分析

1994年我国实行了全面性的税收划分改革,由分成制改为了分税制,在事权与财政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初步明确和规范了中央和地方间的税收划分.本文从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税收划分现状出发,进一步分析了其带来的积极影响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为我国税收划分提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建议.     

转轨时期我国中央、地方政府的经济博弈分析

在经济转轨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关系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在中央的一系列放权让利的改革过后，地方无论是在制度变迁还是在财政分配博弈的过程中都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频繁的政策变更已经不能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加以约束，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强制性的法律体系约束。     

分税制对县乡财政影响引发的思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我国财政制度变迁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变革,它对于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政的财政分配关系,振兴中央财政,遏制地方＂诸侯经济＂,以及对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财税体制,都具有重大意义。分税制改革后,我国中央与省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较从前明显理顺,而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远未厘清,地方财政体制建设严重滞后,尤其是基层县乡财政十分困难,严重影响了部分地方的社会稳定和政府权威,任其发展势必会导致地方财政危机进而威胁到中央财政,因而加强地方财政体制建设和进一步理顺地方政府间关系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总体框架十分重要且极为急迫的任务。     

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展新貌

<正>2019年10月9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国发[2019]21号)。《方案》明确指出,本次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就是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为当前我国正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创造条件,确保让企业和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方案》明确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改革举措:一是保持增值税中央和地方"五五分享"比例稳定;二是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三是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在面临经济下行     

论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产权收益分配关系

我国在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问题上要逐步实行分税制，这已形成共识，并且要逐步付诸实施。但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巨额国有资产，国家要相应取得一定量的国有资产产权收益或利润。因此，我国在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时并非仅限于划分税收，即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还必然面临着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产权收益分配关系问题。尤其是随着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     

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分析

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利益博弈长期存在,并影响中央政府利益的实现和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通过博弈模型的分析,发现必须依靠制度与法制来建立"中央为主导,地方为主体"的政府间新型利益关系,才能实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利益博弈的相对均衡.     

现代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特征——“现代化转型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之二

正人类的理性和正义感的存在,使得自由政府成为可能的事,而人类的感情冲动和不适当行为,必须由自由政府来节制。——《联邦党人文集》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认为"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最重要关系之一,"如何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也将是中国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转型,从金字塔型传统社会逐渐转向网络型现代社会的关键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中央与     

中央企业国家审计发展轨迹——中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隶属关系的演变

我国中央管理企业(简称中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隶属关系与中央企业国家审计存在着密切联系。中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隶属关系在不断演变,演变过程中国家审计思路和对象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笔者通过分析认为,国有资产监督隶属关系     

我国共享税与分税制改革初探

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包括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随着地域经济发展,地方财政规模的扩大以及地方税源的多样化,共享税的比重扩大不可避免。本文对共享税的内涵及其与分税制的兼容性进行了探讨,并对当前我国个税制下共享税的选择提出了个人看法。     

德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参与联邦制和协商民主模式——“现代化转型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之十二

前面的文章主要讨论了美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接下来则要讨论德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与美国复合共和制下各级治理层级主体各自独立不同,在德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中,更多呈现出联邦政府决策、地方政府执行的特点,它通常被称为“参与联邦制”或“执行联邦制”(参见沃尔夫冈·鲁茨欧(2010)《德国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56～270页),这个特点与中国的情形十分类似,所以厘清德国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对于中国而言,同样意义重大.     

丹麦财政支出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目前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支出需求大增长速度快。如何有效地控制支出增长,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关系,使财政支出更好地服务于政府中长期发展政策是当前财政支出改革的核心。丹麦财政支出改革为我国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中国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视角

中国空间规划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之中。构建和完善空间规划体系必须符合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的大方向,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构建和完善中国空间规划体系,应体现"中央办大事、地方办小事"的原则,贯彻落实维护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赋予地方机构更多自主权的精神,形成中央统一决策、约束有力和地方因地制宜、灵活有效的空间规划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