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与中性政府:对中国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一个解释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功。本文认为,中国平等的社会结构使中国政府成为一个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是不与任何社会利益集团结盟且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的政府,它比一个有偏的政府更可能追求整个社会的长远经济增长。在作者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重复斯塔克伯格模型,分析平等如何促成中性政府的产生,核心思想是,社会平等增加了政府和强势利益集团结盟之后被推翻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它更可能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     

近代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国家能力变迁——一个关于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的解释

近代中国缘何落后?这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经久不衰的问题。其实质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为何工业革命未能爆发于经济总量大幅领先的明清中国?当工业化确立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并进入中国后,中国为何未能利用强大的底蕴较快地完成工业化而进入到经济强国的行列?文章试图从国家能力的视角回答这一历久弥新的问题:明清时期中国的国家能力大体是与发展农业经济,维持统治的国家目标相一致,正是这一国家目标使得中国无法发生工业革命;当列强叩开中国的国门,将中国强行纳入世界体系后,晚清政府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学习、财政、法治等国家能力的严重不足导致了最终的失败,继起的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了学习能力建设的重要性,然而分裂的现状阻碍了其财政能力与法治能力的进一步增强,仍不足以支撑孵化市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然努力提升学习、财政、法治三种国家能力,但国民党作为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内部组织涣散,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既无法从国家能力层面有效动员广大乡村经济潜力,也无法建立起政令统一的全国大市场,加之日本入侵,在内忧外患下最终走向失败。     

技术引进的模式比较及其选择

<正> 中国连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劲势头,吸引着全世界的极大关注。但目前中国仍没有摆脱传统的外延型、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在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特别是近年来,跨国公司纷纷涌入中国市场,中国的民族工业,特别是幼稚的新兴工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本世纪一些国家相继崛起,一跃成为经济发达国家,其成功的奥秘无不与其科技的快速进步休戚相关。这些国家经济发展道路表明,在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自身发展所必需的一切技术,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国产化是提高本国技术水平,加速生产发展,实现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它们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和吸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本文比较了典型的技术引进模式的优劣,以期对我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作出理性选择能有所裨益。     

清代前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与农业发展》一文中,我提出:以粮食和纤维生产为主体的、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中国传统农业,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历史发展,既有有利的影响,也有不利的影响。有利的一面是它的较高生产效率为伟大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基础,或者说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不利的一面是它的较高效率和它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刺激了人口过早过快的增长,而人口的过度增长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必然反过来影响农业生产的效率。我还指出:中国传统农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主要是在清代前期、特别是在     

俄罗斯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辨析

迄今为止 ,人们对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并不深入。而研究这个问题不仅对俄罗斯 ,而且对同为经济转轨国家的中国都是有意义的。本文首先考察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和俄过旺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 ;然后分析了俄罗斯为实现快速经济增长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研究了俄罗斯经济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深刻矛盾 ;最后得出了若干相关结论。     

论哲学视域下的“包容性发展”

"包容性发展"渊源于"包容性增长",最初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目标就是要使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利益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使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益和财富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它的基本内含:关注所有人群的发展是它的核心目标;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它的多维向度;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实现它的基本前提。     

2007年明清经济史研究述评

总论赵轶峰指出,用资本主义发生学障碍思想模式来分析明清中国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是一种把明清史当作"变态"来看待的方法,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以"正常"的视点出发,可得出明代中国的趋势是演变成为一种帝制农商社会.[1]王亚民利用托马斯·孟的晚期重商主义考察明清时期的经贸增长,认为明清帝国在客观上不自觉地成为了"贸易差额论"特殊的实践者,其"生产人口与技艺对于财富增加与经济增长重要性"的理论,在明清江南地区亦得以证实.[2]傅瑞斯认为,"富国之所以富有是因为拥有市场的自由,穷国之所以贫弱是因为拥有官僚的专制"的观点并没有真实地解释中、西方在历史演化轨迹中所出现的"大分岔",作者对基于英国或其他发达工业国早期历史上的军国主义财政策略和中国清代以降所采取的悲天悯人的家长式农业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强调西方崛起或工业化并非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国家意志、海外贸易和奉行了军事财政体制造成的.[3]王秀丽以英国为参照,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三个方面阐释了明代经济缺乏有效拉动而落后的缘由.[5]李国运从产权经济学的视角对明代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产权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论证14-16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出现资本市场的历史必然性.[5]余同元分期估算明中后期到清末民初江南传统工业从业人数,认为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嘉、万年间,此后到清末民初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时期.[6]     

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类型研究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祖国的历史与文明。明清时期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构成中国总体社会经济制度的有机部分。研究中国经济史不能不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史。明清两代数百年间,以地主制经济为主导的中国封建社会臻于鼎盛并走向晚期,某些地区和生产部门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皆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相对而言,从总体来看,少     

中国不会因债务问题硬着陆

人民日报4月14日消息中国经济不会因债务问题导致硬着陆，在增长结构开始转变的同时，城市化飞速推进，服务消费增长迅速，中国经济的根本驱动力仍然强劲。城市化仍在飞速推进，国内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增长迅速。由于服务业并不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因此它有足够的增长空间和巨大的就业机会。所以，虽然前路少不了磕磕绊绊，但与许多西方观察人士所声称的相比，中国将有更大的可能找到出路、克服这些挑战。     

中国的下一个挑战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8月31日】中国在奥运金牌榜领先，但它是否能够带领全球经济？ 多年来，它是世界GDP增长的冠军，但它的经济以出口增长为主导，出口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的两倍多。世界其他地方为中国的商品提供市场，为它的工厂提供投资，帮助拉动中国。     

社会责任投资:走出环境瓶颈

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部分环境质量和环境福利为代价的.中国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品的生产过剩与生产的低效率,是以往的投资和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的必然结果.[1]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应逐渐为兼顾环境和社会均衡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所替代.本文所介绍的社会责任投资,[2]为中国实现这种增长模式的转变提供了一种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民间契约与国家干预——明清时代的“契约正义”问题

宋代以来的中国,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相比,可说是相当自由的契约社会。国家基本上承认"自愿非逼"的契约之效力。但经济上的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契约,有时会带来实质上的不公平。明清国家是如何对待这种契约不公平问题的?本文以"绝卖的土地可否回赎"这一问题为中心,通过明清国家允许当事者回赎绝产的若干事例,来探讨当时为政者在解决此类问题时所依据的逻辑。本文第一部分以乾隆五十一年(1786)灾后土地原价回赎政策为对象,较详细地分析皇帝、官员对此问题的思考理路;第二部分概观清朝中、后期灾后赎地政策的若干尝试,讨论中央以及省级政府处理灾民因窘迫而卖地问题的办法与其面临的困难;第三部分分析了在州县层次的审判中,官员对要求回赎绝产的诉讼所做出的判断与其逻辑。     

加快老年商业保险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家庭养老在很长时期内仍将是中国社会主要的养老方式,但老年人自身的经济能力有所提高,对家庭成员供养的依赖度有所下降。中国目前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小,国家财政负担沉重,是加快老年商业保险发展的社会基础,同时老年人自身经济能力的增强及家庭供养模式的长期存在,又为老年商业保险的加快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     

欧佩克是近期石油价格上涨的元凶吗？

近年,石油价格大幅上涨,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中国也深受其害。欧佩克作为石油供应方的卡特尔组织在长期是原油价格的决定者,但它可能不是近期油价暴涨的始作俑者。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求的超预期增长和欧佩克及非欧佩克总产能增长停滞是原油价格飙升的最直接原因。其中,欧佩克空余产能不足则可能是某些国家的故意疏忽造成的。     

石油冲击对“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影响

本文从外生性、长期乘子和短期动态乘子研究石油冲击对"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文章引入了Bootstrap方法对短期动态乘子进行了统计推断,结果表明:石油价格对"金砖国家"经济具有外生性;长期而言,油价会显著拉动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还会显著推高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短期而言,油价会显著刺激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的经济增长,还会显著推高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通货膨胀。本文认为,石油冲击不是导致世界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但它可能是形成全世界范围内通货膨胀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创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依性

创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是一个具有互依性的有机系统.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制度结构的非均衡,从而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动力和压力;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源泉,也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而创新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保证下进行,制度安排和经济增长为创新提供了制度支持和经济支持;制度变迁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结果,同时它又成为创新和新的经济增长的出发点.     

本土创新能力、FDI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被广泛认可，但国内众多有关FDI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普遍忽视本土创新能力这一重要因素，因此，FDI技术外溢的作用在这些研究中可能被高估了。本文通过1987-2003年中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FDI技术外溢两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结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本身产生的外溢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强；本土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试论明代徽州土地买卖的发展趋势——兼论徽商与徽州土地买卖的关系

徽州是全国现存历史契约文书最多的地区之一,它所存留的契纸中,以田土买卖的契纸最多。据笔者所见,它所存留的宋代原契三张,为国内仅见;元代原契二十余张,亦为其他地区少有;明清以后的契纸更多,这为我们研究徽州地区的土地买卖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徽州又是明清全国著名商帮——徽商的故乡,徽商的活动对徽州地区社会有很大影响。本文想以现存徽州契约文书为主要资料,探讨明代徽州土地买卖的发展与变化,并进而研究徽商与徽州土地买卖的关系。     

大国博弈下的后起国家现代化及其产业技术进步路径研究——对日本经验与教训的一种历史解析

以中国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原点,通过对日本的产业发展历史进程进行观察与比较,思考一个后起国家技术进步路径与他的国家现代化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联系,以及这类联系对后起国家、尤其是后起大国所追求的国家现代化具有的影响,可能是件有趣且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把具体的产业技术领域置于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去分析和看待,则可以使我们认识技术是在什么样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下影响一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尤其是通过什么途径施加影响的。以此借鉴日本的经验与教训,用符合国情和产业实际的技术进步路径,使之成为生产力在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上所起杠杆作用的着力点,我们就有可能在从后起者向领先者的转变中,有力地推进中国的国家现代化。     

江右商的社会构成及经营方式：明清江西商人研究之一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地域性商人,江右商即其中之一。尽管在江西商人中,既没有出现象徽商那样拥资数百、上千万,与王侯埒的富商巨贾,也没有形成象山西商人那样网络全国的垄断性行业;既不象闽粤商人那样有手握千金的舶来品奉为奇货,也不象两浙商人那样成为中国近代资本的源头。但是,江右商却以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为世人所瞩目,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对江右商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状况,探讨明清时期封建经济特别是江西自然经济结构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本文即拟从江右商活动的大致状况、江右商的社会构成与资本来源、经营方式及特点等方而作一尝试性的考察,并希望对今天的商业活动提供一些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