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灌区管理体制的形成及其演变--以浙南丽水通济堰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通济堰灌区位于今浙江丽水市境内的碧湖盆地。由于灌溉用水分配、堰坝及其支渠维修、水利事务管理及运作等需要,灌区形成了系统的管理体制:(1)至迟至南宋初期,灌区依据户等高下和田亩多寡形成堰首—上田户—甲头—(?)头—叶穴头等以地主阶层为首的管理形态,其中赤历、堰簿的使用,可能借用了官府户籍赋役系统的某些渠道,但并未与赋役体系融汇,而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2)明代,灌区的管理体制表现为堰长—总正—公正制,其基础则是官府的里甲赋役系统。此种体制之形成,与地主、田户离土城居而导致灌区领导权的空缺密不可分。灌区管理体制受赋役体系影响的趋势明显加强。(3)清代以降,随着赋役制度的变革和"乡绅群体"的形成,灌区确立以"乡绅"为主体的总理、董事制。"乡绅"凭藉自身地位及官府之授权,介入"水利"事务,并通过水利秩序之建立与维系,重构地方秩序,突显自身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威。通济堰灌区管理体制的形成及其演变,受到王朝国家的地方控制方式特别是赋役制度、当地土地占有方式、地方社会的内在脉络等诸种因素的影响或制约,是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明清徽州乡村宅地初探——以祁门县《流光堂誊契簿》为中心

明清徽州乡村土地占有中普遍存在股份制,宅地由业户共业,少则二股,多则几十股。宅地细小股份不便造屋居住,但可卖出以应付现金开支,不动产之土地股权可转换为金融货币财产。徽州宅地是稀缺资源,在富商云集的村落,中心位置有每亩价银达四千余两的实例,形成有别于耕地的价格体系。宅地占有关系决定了乡村社会的阶层划分。宅地股份与钱会的货币股份交换机制通畅,各阶层均可参与。徽州宅地主要在乡族之间流转,而经营性"房主"较为少见。徽州宅地股份制是不具备单独占有宅地能力的中下层民众通过细小股份而获得土地财产的存在形式,明清徽州土地市场交易异常活跃的主要原因亦在于此,这反映了民众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经济生活的适应性与创造性。明清法律并无"宅地"概念,"田宅"一体的立法与民生相脱节。     

2007年明清经济史研究述评

总论赵轶峰指出,用资本主义发生学障碍思想模式来分析明清中国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是一种把明清史当作"变态"来看待的方法,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以"正常"的视点出发,可得出明代中国的趋势是演变成为一种帝制农商社会.[1]王亚民利用托马斯·孟的晚期重商主义考察明清时期的经贸增长,认为明清帝国在客观上不自觉地成为了"贸易差额论"特殊的实践者,其"生产人口与技艺对于财富增加与经济增长重要性"的理论,在明清江南地区亦得以证实.[2]傅瑞斯认为,"富国之所以富有是因为拥有市场的自由,穷国之所以贫弱是因为拥有官僚的专制"的观点并没有真实地解释中、西方在历史演化轨迹中所出现的"大分岔",作者对基于英国或其他发达工业国早期历史上的军国主义财政策略和中国清代以降所采取的悲天悯人的家长式农业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强调西方崛起或工业化并非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国家意志、海外贸易和奉行了军事财政体制造成的.[3]王秀丽以英国为参照,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三个方面阐释了明代经济缺乏有效拉动而落后的缘由.[5]李国运从产权经济学的视角对明代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产权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论证14-16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出现资本市场的历史必然性.[5]余同元分期估算明中后期到清末民初江南传统工业从业人数,认为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嘉、万年间,此后到清末民初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时期.[6]     

博弈视角下的地王现象及其治理建议

自土地出让方式改革后,"地王"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高位上扬的房价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地王"的高度关注。"地王"在促进我国土地市场化的同时,也直接推高了房价并使人们对未来房价有上涨的预期。如何理性地看待"地王"这一现象,探索其形成原因,有利于土地市场的健康发展。鉴于此,文章基于博弈论这一独特视角,对引起"地王"这一现象的土地拍卖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得出:在土地出让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更加青睐高价拍卖土地。研究认为:"地王"现象必须从完善土地招拍挂制度、改革财税制度以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改善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制度等方面入手对其进行治理。     

论金代的物力与物力钱

金代的赋役制度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唐宋与辽朝的交叉影响,但它的创造性也是不容忽视的:金代猛安谋克户实行牛头税制,州县民户实行两税法;与前代制度不同的是,金代的两税已经演变为纯粹的地税,而除此之外的种种赋役则几乎全都附加在物力上。物力与物力钱是金代赋役制度的一条主线,值得予以认真研究。四十年代初,日本学者小川裕人首先著文探讨了这个问题,半个世纪过去了,却无人再作进一步的研究。本文意在通过对物力和物力钱的阐释,揭示出金代赋役制度的一些基本特征。     

明代土地买卖推收过割制度之演变

土地私有，允许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而这种土地私有与买卖，又不能不与各个时期封建国家的土地制度、赋役政策等发生密切的关系。一方面，随着历史的推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土地私有不断扩大，土地买卖更加频繁；另一方面，封建国家也力图加强对土地私有和买卖的控制，制定了各种法规与制度。宋元以后出现的土地买卖推收过割制度，即是其中之一。从这种土地买卖推收过割制度的演变之中，亦可看出当时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等社会经济发展的某种趋势。一、明代以前土地买卖的推收过割制度从现存的历史文献来看，宋代以前是…     

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划分标志——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

一、论封建土地关系的变化是历史时期的划分标志明清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这已为国内大多数学者所公认。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变化反映在很多方面,如工农业生产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及资本主义萌芽,租佃制度、雇佣关系的变化,阶级斗争内容及斗争形式的发展,国家政权形式的变化及赋役制度的改革,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等。其中有些问题已经有人提及过,但到底什么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划分标志尚有待进一步探讨。我们认为,能作为历史时期划分标志的,必须是既能反映当时的社会性质,又能突出时代特征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因此,在封建社会时期,这个标志应从封建经济本身的发展变化中去寻找,其它一切问题只能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辅助说明。为此,必须首先对封建土地     

明清时期土地股份所有制萌生及其对地权的分割

明清时期，在一田二主或一田三主基础上，中国封建社会内萌生一种新型的土地所有制，前人一直称之为永佃制，但其实质上巳突破主、佃之间关系，而是彼此之间共同占有同一块土地，是同一块土地的所有者，这种新的土地所有制的萌生，对明清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异地有偿补充耕地——土地发展权交易的浙江模式及政策启示

浙江省为了克服现行耕地保护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异地补充耕地"的土地发展权交易改革。文章从制度起源、市场价格变动、市场特点和交易过程等方面分析了"异地补充耕地"市场的兴起、发展与绩效,提出这一制度创新有助于改进现行耕地保护制度的经济效率和新增耕地的整体质量,并建议在总结"异地补充耕地"制度的经验与教训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实行土地发展权的跨省转移与交易。     

知识、册籍、组织：19世纪60年代苏南田赋征收体系的重建

经过一条鞭法之后的一系列赋役改革，清代前期苏南地区形成了总书、图差、里书构成的三级税粮催征体系。这一组织体系负责编纂赋役册籍，掌握有关赋役制度的知识，实际上主导着州县层级的田赋征收。这种制度运行成为地方政治的核心议题，也蕴含着一系列社会矛盾。太平天国运动中，战争造成了税粮催征体系的人员死亡与册籍流散，也刺激了社会矛盾的爆发，苏南的税粮催征组织陷入瘫痪。太平天国战后，李鸿章、冯桂芬等人推动减赋，随后丁日昌主政期间，着力于恢复地方社会秩序。这一过程中，税粮催征体系日渐活跃，重建赋役册籍，重新吸纳战前的赋役制度知识，成为这一时期地方政治的特征。由税粮催征体系引发的社会矛盾也重新成为地方政治的议题。     

我国企业制度演变中的城市土地制度变迁分析

本文详细分析了建国以来城市土地制度从国有划拨制到出发制和租凭制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中,企业制度演变对城市土地制度变迁的影响,着重分析了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城市土地市化处置面临的困难和各种处主式的特点和产权制度基础。认为企业制度变迁是引致我国城市土地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外生条件,与土地国有制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城市土地使用包括划拨制、出让制和租赁制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完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就必须在法律上严格规     

清代淮南盐场荡地赋役与地理分层研究

清初淮南盐场灶课原额的确定,不是对明代数据的完全继承,而是以明末本色盐引折银数为原额,利用草荡亩数和盐引数进行计算的结果,反映出灶课已转化为向盐场荡地所征的赋税。在此基础上,灶户可以通过报升获得新淤荡地,使其成为私有财产,并引起灶、民、商之间的荡地交易。乾隆年间,江苏巡抚打破户籍限制将新淤荡地分给■主,使淮南盐场真正迎来了"场商散做制"的发展,荡地逐渐集中在场商手中。另一方面,随着地理环境和赋役制度的变化,范公堤以东的盐场逐渐形成了"农灶—草荡—煎灶"的土地利用方式,以及与之对应的"总(团)—公樵地—灶"的地理分层。     

明清徽州土地字号的分配与使用实态

明清时代的徽州民间文书和赋役文献广泛使用土地字号。明初,土地字号的分配单元是保,万历清丈以后逐渐演变为以图为单位,显示出图甲组织在基层地籍编造管理中的作用。在图甲组织的地籍管理、民间社会的契约表述等实际使用场合,土地字号与基层单元的结合仍带有明显的都保痕迹。图甲的增减变动也对字号分配有较大影响。     

中国赋役制度述评

中国的赋役制度多在国家建立之初采取轻薄赋和税制改革，但随着朝代的兴盛，统治者穷兵黩武、奢侈腐化，出现了朝代的不断更替，随之也出现了赋役制度的不断改革。     

路径选择、私有化与土地市场的演进——俄罗斯土地制度转型十五年的历程与进展

俄罗斯土地制度转型已经走过了十五个年头,不论成败几何,其土地制度已由一种旧的状态跃迁到一种新的状态,并呈稳固化趋势。疾风暴雨式的转型告一段落,新的土地制度框架已浮出水面。选择这个时点来全方位考察俄罗斯土地制度转型,可谓恰逢其时。俄罗斯通过确定土地制度转型中的政策工具、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最终形成其独特的转型路径。在推进私有化和培育土地市场方面,俄罗斯取得了巨大成就,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已经形成,土地市场也已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巨变。但同时,俄罗斯土地所有制结构远未达到预定目标,土地市场的发育也面临重重障碍。     

土地产权与20世纪50年代的“富农倒算”——以山东L县李绪海倒算案为中心

本文从分析中国传统乡村土地产权关系入手,尝试解释1955年后出现的富农倒算问题。通过对薛暮桥关于山东地权结构的相关论述,以及富农倒算案的细致考察,本文证明山东农村同样存在类似于南方的"一田二主"地权结构,有抵押和土地活卖(典当)等不同的土地交易方式。所谓的"富农倒算",实质上是在地权结构调整过程中,政策规定与土地市场的交易规则出现矛盾所致。司法机关将土地典当视为"改出",将田底与田面的划分视为"倒算",这样就将土改时的中农重新划定为富农。富农倒算案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是为了推动合作化运动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则有力地打击了中国乡村传统市场经济,为全面的集体化改造奠定基础。     

明清时期南粮与北漕供应体制的关系及其变化北大核心

永乐北迁之后,洪武时期供应京师的漕粮重新分配,形成了运往北京的北漕和运往南京的南粮两个系统。北漕渐以军运为主,南粮仍为民运,两者分征分解。随着明中叶之后南粮北折愈演愈烈和南京运军行粮支领方式的改变,南粮与北漕开始合征,原本负责解运的南粮粮长和北漕粮长之运役合并,南粮考成亦并入北漕体系,运费实现定额化。清代废除明代南京留都地位后,南粮转变为地方兵饷和漕运运费,在延续明代南粮与北漕合征趋势的同时,进一步加深了赋役货币化进程,是明清赋役改革和社会变迁的重要面相。     

台湾城镇化过程土地征收政策调整及其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台湾地区的土地征收曾经引发了大量与大陆相似的矛盾问题,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制度安排,值得大陆借鉴。本文分析了台湾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征收政策调整的措施与经验,并由此得出对大陆进一步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集体土地"隐形"市场的法律对策

集体土地流转尤其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缺乏应有的法律规范和控制,导致了集体建设土地“隐形”市场的形成,文章认为这种市场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外在市场的需求和集体土地制度尤其是土地征收制度存在缺陷,因此,消除集体建设土地“隐形”市场的根本途径在于改革土地征收制度和构建保障集体建设土地科学流转的法律机制。     

赋役全书与明清法定财政集中管理体制的形成——兼论明清国家财政治理焦点之转移

明初,由于存在大量合法却不可核算、储存的劳役征调,故在集权架构之下,法定财政管理呈现出分散运作的特点,法定与法外征调界线模糊。随着白银成为财政运作的主要手段,不可核算的征调变得可以核算,州县官府形成了不为上级掌握的财赋储备和收支信息。法定财政核算信息在州县与上级官府间出现不对称。16世纪前期抚按等因应于省级财政职责增强的现实,编制覆盖全省、带有固定化倾向的财政计划(赋役经制册籍,后定型为赋役全书),采取类似预算管理的方式来规范财政收支,强化省内财政集中管理。法定财政核算信息的不对称从州县与上级官府之间转移到省级官府与户部等中央衙门之间。明末,户部试图通过掌握赋役全书来了解在外官府收支信息以筹饷,但未成功。清初,户部通过监督各省纂修赋役全书重建全国财政体系,将各地法定赋役收支纳入中央集权控制之下。作为财政集中管理的工具,赋役全书的服务对象从省级官府变为中央(户部)。这消除了法定财政核算信息在官府各层级间的信息不对称,为清朝法定财政管理的全面中央集权奠定了预算基础,并在扩大中央掌控财政规模的同时明确了合法和非法征收的边界。这也是国家财政治理焦点从临民向治官转移的集中体现,折射出明清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也提示我们对国家能力的理解要结合具体时空脉络和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