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作为产业发展的趋势,是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选取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模型重点研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及行业和区域异质性。研究表明,当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城市规模、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时,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一般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呈倒U形关系。当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一般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呈倒U形关系,且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更大。因此,要因地制宜地推动产业协同集聚,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及监管强度。     

新疆物流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及分析

选用2011—2018年新疆各地州市的数据,测度新疆各地州市制造业和物流业的区位熵和两产业的协同集聚指数。通过区位熵值和协同集聚指数的大小和发展趋势,分析各地州市制造业和物流业的产业集聚、协同集聚发展水平,以及各地州市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在此基础上,针对新疆各地州市物流业和制造业的联动发展情况,指出未来发展方向。     

福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互动研究

根据2003-2012年度福建省各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单位从业人员面板数据,利用赫芬达尔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对福建省产业集聚情况进行测度,并分析两大产业之间的集聚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在市场集聚度方面具有较一致的走势,而在空间集聚度方面走势则正好相反。     

黑龙江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条件分析

黑龙江省具有发展对韩、对日、对俄生产性服务外包产业的区域地缘优势,便利、发达的交通网络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10个优势产业和重点产业链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发展奠定了产业基础;资本、技术和人才状况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创造了良好的资金条件、技术保障和人才保障;政府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聚机理研究——以总部经济为例

生产性服务业是指那些满足中间需求而非最终直接消费需要的行业,它向其他企业和组织的生产活动提供中间投入服务,以进行更进一步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从产业的组织形式看,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颇具特色的经济组织形式。在知识信息经济背景下,总部经济是一种存在于大都市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生产性服务业,本文将以总部经济为例,研究和探讨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聚内在机理。     

政府科技投入、技术创新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以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为例

技术创新是推进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中坚力量,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离不开政府科技投入的有力支撑.基于2005—2019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科技投入、技术创新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科技投入直接促进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并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了两产业协同集聚,即技术创新在政府科技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影响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因此,政府应高效分配科技投入资金,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以促进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发展.     

西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测度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对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识别和测度方法进行阐述和分析,然后选用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和行业集中度指数三种方法来分别测度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程度,计算结果表明: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类型爱要素禀赋的影响,缺乏产业集聚形成适宜的制度环境,同时发现西部绝大多数产业集聚程度正在增加,产业集聚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湖南省工业高质量发展评价及空间格局分析

基于新发展理念,从5个方面构建工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 模型、泰尔指数法分别测算湖南省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以及地区内、地区间的差距。结果表明：工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从西向东、从南向北均呈现依次递增趋势;长株潭、洞庭湖、大湘南、大湘西四大板块中组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工业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形成以创新和开放发展协同驱动的发展方式。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原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为深入探究中原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熵值法及空间分析法对中原城市群2012—2022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空间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原城市群近11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但各个城市平均水平仍然较低;空间格局呈现以“郑州-洛阳-济源”为首的三核心格局,核心发展区与联动辐射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且存在扩大趋势;发展水平呈弱发散状态,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水平较弱;发展水平局部聚集态势明显,“高值”主要分布在中西部,“低值”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和西北部。     

湖南省粮食生产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时代背景下,粮食生产稳定愈发关系到国家安全。以湖南省为对象,采用泰尔指数、标准差椭圆等方法从多个尺度对湖南省2009-2018年粮食生产时空格局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影响其空间格局的驱动机制。得到以下结论：①近10年湖南省粮食产量总体呈下降的趋势,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在下降;洞庭湖板块的粮食产量占比一直处于领先地位;②湖南省粮食生产区域差异总水平呈缓慢上升的趋势,其组内差异贡献度较高;③粮食生产的重心变化不大,粮食生产呈现“东南－西北”的空间分布格局;④耕地资源是影响粮食生产格局的最基本因素,而城市化等社会经济因子是其格局变化的重要扰动因素。并就结论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湖南省粮食生产安全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差异——以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为例

基于2015—2021年湘西州7县1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综合性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自然间断点分级法、核密度估计法对湘西自治州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和动态分布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湘西自治州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2015—2021年间呈现上升趋势,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大的影响。从空间分布来看,2015—2021年湘西州数字经济水平持续上涨,处于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吉首市发挥辐射、扩散作用,空间分布差异正在减小。从动态演进的结果来看,湘西州数字经济水平的低水平聚集现象和极化现象得到缓解,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湖南省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熵值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湖南省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南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水平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产业发展活力、科技创新活力、财政金融活力与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公共服务活力与生态环境活力与其相关性较弱;人均GDP、政府的财政支出以及政区类型对湖南省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影响最为显著,平均海拔、平均坡度影响最弱。     

中原城市群经济增长、产业空间布局及其交互效应研究

城市群是不同发展水平的都市圈通过竞争与合作形成的空间交互与叠加的经济区域。城市群经济增长主要受制于要素禀赋、结构、功能及创新等方面,城市群经济增长需要从要素投入、产业布局、空间异质性等多重维度进行考察。引入空间权重的中原城市群经济增长空间杜宾模型结果表明:中原城市群对资本积累的依赖程度较高,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明显;中原城市群内部联系较弱,创新程度较低,没有形成基于空间和产业的多维价值链,基于分工与专业化的城市体系尚未形成,产业升级效果不明显。中原城市群因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在发展中应体现柔性化、层次化、多样化和多核化的发展理念和推进措施,各城市内部形成"中心+组团"发展格局,形成优势互补、开放协同和功能完备的城市体系,加速推动空间效应的形成和提升,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集聚水平测度分析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国家西部的制造业重镇,了解其制造业集聚水平有助于破解制约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业瓶颈。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11年和2019年的数据,运用区位熵指数法测度并分析制造业集聚水平。结果显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的整体集聚状况不够理想,行业优势领域不多;2011—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31个行业专业化变动升降各半,新兴制造业崛起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退潮并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部制造业集聚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凸显,重庆、四川各有优势领域,未来协同发展前景广阔。根据结论,提出进一步优化行业布局、壮大新兴制造业、改造传统制造业的对策建议。     

泛珠三角洲区域合作与湖南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从湖南省产业集群存在的问题入手,分析集群失效的原因,结合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理论,探寻中小企业互助合作与竞争的实现途径,提出中小企业应通过组织创新来参与区域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