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对2013—2018年181家企业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加强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调节效应不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自身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产业绿色转型影响机制研究

在运用熵权法评估30个省产业绿色转型程度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动态面板并运用系统GMM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绿色转型的异质性效应,结果得出:第一,2005—2017年,命令强制型环境规制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绿色转型的效应呈现正“U”型曲线特征,且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越过拐点值;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产业绿色转型效应为倒“U”型,我国各地区产业绿色转型水平具有累积性,滞后一期的产业绿色转型程度对当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绿色转型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命令强制性环境规制有效促进了中东部经济生态化发展,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促进了西部经济生态化,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东西部地区经济生态化。     

环境规制、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文章利用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年到2017年的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了金融发展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而金融发展并没有对企业技术创新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调节效应方面,金融发展正向调节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文章还进行了调节效应的机制检验和企业性质异质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把握环境规制强度、完善企业技术创新融资机制体制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环境规制、产品空间演化与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基于实证产业组织和演化经济地理研究范式,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内生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框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创新性地基于非线性工具变量的控制函数方法,实证分析了污染费征收对于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潜在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精准的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产品相关性与城市产品相关性是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产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进一步强化了环境规制的激励创新效应,并且不同城市的企业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在潜在作用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内生影响企业TFP、企业的行业技术赶超、优化行业资源配置等渠道显著影响了企业导向性绿色技术创新。本文认为,导向型环境规制与城市产品空间演化是引致我国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原因。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协同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倒逼效应研究

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作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两者间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对2009-2020年中国279个地级市工业绿色创新绩效进行测算，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考察了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地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协同具有促进地方工业绿色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既增强了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又显著提升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文章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协同对地方工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影响，为协调优化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尤其是提升公众参与度，联合发挥不同类型规制工具对绿色创新的组合激励效应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省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和财政分权条件下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分析表明,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财政分权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存在明显差异,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在“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中尤为显著。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以及与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我国应优化财政分权制度与地方官员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充分考虑环境规制工具与地方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在不同区域选择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跨区域的环境规制政策,发挥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补偿机制。     

环境规制对我国省级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研究

环境规制是解决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环境恶化两难困境的重要工具,环境规制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能否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的问题。运用非线性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探讨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存在U 型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扩大国际贸易规模加快发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影响。门槛检验结果发现,存在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由抑制转为促进,又转为抑制作用。     

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出口可以通过“绿色贸易壁垒倒逼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出口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对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之后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考察异质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出口的扩展边际还是集约边际,均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且通过了工具变量的因果识别和稳健性检验。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会受到企业和地区异质性因素的影响：高创新策略可以增强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政府补贴可以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城市,出口可以更好地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文章通过构建开放市场条件下的垄断竞争模型,揭示出口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从微观视角考察出口能否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以及异质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期在当前双碳目...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以2018年推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为外生冲击，以2015—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及省份层面数据为样本，探讨环境规制能否推动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环境规制通过刺激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来改善财务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对非国有企业及东部地区的企业而言，其提升作用更加显著。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二者间的内在机制，为推动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经验证据。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凡:环境规制与政策组合

设计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制与创新政策组合,引导和激发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与扩散,是绿色发展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市场导向型规制提供给企业更多创新空间,比命令控制型规制诱发更多绿色创新。不同类型规制政策在灵活性、稳定性以及严格程度上表现不同,将影响政策对绿色创新诱发的概率。     

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绿色信贷是我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实践，但在我国“浅绿”的发展背景下，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仍具争议。考虑到行政手段对缓解市场失灵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协同作用为视角，分析并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本文选取2012—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的执行效力在环境规制强弱地区的表现不一，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绿色信贷会抑制企业环境投资，但在环境规制越过门槛值后，绿色信贷开始显著促进企业环境投资，可见政府规制对于绿色信贷效力的发挥尤为重要；机制检验表明，在较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区间内，绿色信贷会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与提升投资效率的渠道促进企业环境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与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且地区环境规制的高水平更易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价值的双赢。这些结论为绿色信贷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指引。     

碳交易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碳交易试点省市的准自然实验

引致创新理论指出，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企业进行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降低环境污染的技术创新。基于此，聚焦于碳交易政策的效果分析，将企业技术创新具体划分为自主创新和引进模仿创新，选取最先开展碳交易的7个试点省市的2012—2020年上市公司，通过双重差分法探讨实施碳交易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行异质性分析。对于丰富碳交易政策效果分析领域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基础研究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视角

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中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要基地。文章利用2001-2016年城市层面的数据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角度实证检验了基础研究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依托的基础研究发展能够通过知识溢出机制显著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省部共建、企业、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依次递减,表明了应用基础研究的企业技术创新驱动作用大于纯基础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推动作用由东向西逐渐减弱,说明了随着地区制度和市场环境的完善,基础研究越能发挥其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应。     

碳减排约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创新预期的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通过2011—2020年中国地级市与上市企业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经研究发现：碳减排约束能够显著促进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抑制私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碳排放权交易的城市，其碳减排约束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不具有碳排放权交易的城市，则不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建立双门限面板模型，研究得到:碳减排约束在企业创新预期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或者高于第二门槛值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企业创新预期处于门槛值0.011 8～0.017 8时，碳减排约束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     

政府环境审计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手工整理国家审计署层面的政府环境审计数据,以 2007—2019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了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媒体监督较强时更显著。分析影响机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主要通过环境规制机制和环保补贴机制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其中环境规制机制表现为环境处罚力度提高和环境税收水平提升,环保补贴机制表现为环保补贴力度提高。检验经济后果发现,政府环境审计视角下的企业绿色创新不仅能够提高其环境绩效,表现出环境有效性,更能够提高其经济绩效和经济效率,表现出经济有效性。研究结论丰富了政府环境审计的有效性研究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制度因素研究,为审计部门完善政府环境审计制度以推进绿色创新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微观体现,在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爬取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构造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标,从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来全面反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还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在作用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管理性交易成本机制并不显著。（3）异质性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西部地区企业,对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结论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能力——基于资源型企业的实证研究

资源环境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是资源型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措施。基于技术开发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视角,利用2002-2012年的资源型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对技术开发能力有显著的诈向影响,表明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增强开发能力;但是环境规制水平与技术转化能力负相关,表明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阻碍了技术转化能力,因此应制定有针对性地环境规制政策。基于此,针对资源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提出了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

基于南通区县数据和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南通市各地区间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呈现阶梯式分布,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强化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等变量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着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表现为抑制作用,财政分权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据此,从环境规制监管体系、联动式环境规制网络、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各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部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环境规制能够通过促进科技创新使工业部门企业获得更大发展。数字经济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能够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调节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还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降低环境规制对传统工业产业的负向影响,不断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工业部门的经济占比。面板门槛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在不同的门槛水平下,环境规制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