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制路径”打造中国软件产业竞争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软件产业竞争优势来源于"双钻石模型"中的政府制度创新、市场需求、生产要素、产业集群四个产业环境要素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管理创新能力、战略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市场营销能力和组织学习能力六个软件企业能力要素。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从"十要素"入手,按照"双元制路径"打造中国软件产业竞争优势。     

从革命话语到“人民”话语：1919年—1949年民间文学的发展衍化

从19世纪末开始,清末持变革观念者就较为关注民间文艺样式。北京大学发起歌谣运动,民间文学被纳入新文学范畴,但是对于“民间”,知识分子较少直接深入民众对民间文学进行搜集与研究。1919年,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发动的“到民间去”运动对这一间隙有所弥合。他们探寻利于民众接受的,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的文学样态,藉此宣传社会主义革命,民间文学所蕴含的“革命性”被激发。20世纪30年代,尤其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民间文艺成为知识分子与民众沟通,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样式,向“大众化”“通俗化”进一步发展。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在“革命话语”浸润下的民间文学呈现出丰富样态,并成为革命动员的重要形式。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以其独特的“人民性”被纳入文学话语的建构,这也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从“郎顾之争”到“中国问题”——一个法律经济学的视角

“郎顾之争”反映了在经济改革中广泛存在的正当性危机和实质合法性危机、形式合法性危机 ,“中国问题”则对古典的法律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提出挑战。问题不同 ,实质是相通的 ,就是如何处理法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如何处理经济改革与法治秩序之间存在的冲突。“不完备法律理论”对我国经济改革和法制改革有启示     

“三网融合”下中国通信网络竞争及对公共政策的挑战

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各种不同的通信网络运营商能够提供相同或相似的通信服务。中国通信网络产业已进入了电信、广电、计算机"三网融合"时代。通信网络市场形成了一些新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得通信网络运营商采用了不同的竞争行为,从而对当前的公共政策提出了很多挑战。     

陈云“三大平衡”理论研究——以1949—1956年为例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基本建设、农贷和工资的增加,中国出现了财政赤字、市场紧张的局面。在此情况下,陈云同志提出了“以财政平衡为关键”的“三大平衡”理论,对建国初财经工作的混乱起到了稳定作用。尽管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与建国初大不相同,但因其基于对商品经济规律的认识,陈云“三平”思想的科学性和指导性迄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从“企业依存”到“动态演化”—一个利益相关者理论文献的回顾与评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兼并接管浪潮和公司社会责任的强化引发了人们对利益相关者问题空前关注，传统股东至上主义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大量涌现，本文试图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历史演讲，结合不同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四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勾勒出一条利益相关者研究从“企业依存”到“动态演化”的历史文献脉络，为利益相关者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基础。     

真假亨廷顿与东西亨廷顿——从“新保守”到“文明冲突”的此岸回应

新保守主义虽然言必称亨廷顿,但他们形同实异:从价值基础、历史观、现实政治态度,到关于改良与革命、和平与暴力、渐进与实进、秩序与民主、制度与文化等关系的具体看法,新保守主义与亨廷顿式的行为主义大相径庭。而言必斥亨廷顿的“东方救世论”者在“国际政治”之术上倒是与亨氏形异实同。     

从“低保”标准到“家庭运行标准”——社会救助制度的革新与设计

构建于"绝对贫困"理念基础之上的"低保"标准具有保障不足和就业激励不足的内在缺陷。为解决较低的"低保"标准与贫困居民较高支出的矛盾,我国制定了"低保"制度的配套制度,形成"低保"制度的"高含金量"。"低保"户和低收入户之间存在差异非常大的福利区域,引发"低保"户对低保制度的福利依赖,形成"隐性就业"和"显性失业"现象。作者在分析"低保"标准固有缺陷的基础上,设计新的保障标准,即"家庭运行标准",探讨其内容和测算方法,并提出保障该标准运行的政策建议。     

企业“走出去”的文化整合时机与竞争优势分析

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且也面临着要跨越的鸿沟——文化整合障碍。在此背景下,文章探索了文化整合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佳时机选择,分析了企业"走出去"将文化整合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     

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小生产”情绪的历史批判

西斯蒙第既是法国资产阶段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结束者，又是小资产阶级经济浪漫主义的创始者，这使他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从斯密那里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并且发展了它，但后来却成为古典学派的诘难者。西斯蒙第提出消费先于生产的理念及其价值论主张，强调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对产瓣不可避免性，表明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开启了资产阶级经济浪漫主义的先河。     

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点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变化和成就显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晴。所谓点晴,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三十年中我们明显看到市场体系培育了,政府职能转变了,管理体制改革了,公有制经济的实力和控制力不断增强,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力量。所以只有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二者有效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促进我们经济的发展。     

从“市场换技术”到“市场用技术”——基于GVC与NVC视角的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研究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市场换技术"战略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其原因是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GVC)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状态使企业无法掌控国内市场,造成市场主体与创新主体分离,从而无法有效驱动创新要素。要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中国企业应当通过构建国内价值链(NVC)来直接掌握国内市场,并利用市场规模对技术的驱动效应来实现技术创新,这就是"市场用技术"。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模型分析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论证,发现NVC比GVC更加有助于中国企业实现市场规模对技术的驱动效应。     

从自主创新视角谈“跳板”的打造——如何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跃迁

一、引言 “中国制造”正在世界大行其道,迅速取代“日本制造”、“欧美制造”,凭借全球第一的市场份额傲视全球。然而,兴奋和自豪之余,我们看到的却是“中国制造”深陷的尴尬困局：产品的附加值低,表面的繁华并未带来实际的繁荣,企业始终在价值链的最低端挣扎;低成本优势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巨大的资源、环境消耗为代价;自主品牌缺乏,自主研发能力不足;质量问题引起的国际贸易摩擦频频发生,各国针对“中国制造”的反倾销案此起彼伏。     

从“特别301条款”到“337条款”看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变化

近年来中美贸易中有关知识产权的争端有愈演愈烈的迹象 ,并且使用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 2 0世纪 90年代初的以“特别 30 1条款”为主到现在的以“337条款”为主。这不单是一种方式方法的变化 ,它同时表明了美国由保护本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利益为主转向了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其市场为主。这一转变 ,为我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设置了重大的障碍 ,必须认真对待。     

转变,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从十六大到十八大(上)

过去十年,社会主义中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4.4%提高到10.4%,从欧盟和美国的进口额双双增长4倍以上,仅近12个月以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外国车就达120万辆。深陷经济危机泥淖的西方慨叹:幸好还有中国人。在世界的天平上,中国已是一个分量越来越重的砝码。历史的发展,远比任何宏大的书写更发人深思。十年短短一瞬,我们和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所经历与所收获的,都将汇成中国道路不同寻常的历史跨越,标注上一段征程的辉煌,等待下一个征程的出发。     

从“社会矿场”到“社会工厂”——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心—散点”结构

"中心—散点"结构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生产结构,它通常由一个技术型、研发型的核心企业和大量零散分布的边缘经济体共同组成。"中心—散点"结构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核心企业与边缘企业共同组成的外包模式,另一种则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平台—个人"模式。"中心—散点"结构的存在依赖于数字技术打造的"社会矿场",劳工可以利用数字工具在社会范围内获取海量资源。"中心—散点"结构的生产方式则是"社会工厂",劳工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将整个社会变为产品的制作和加工场所。由于"社会矿场"和"社会工厂"的存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企业的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了提高,但剥削性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在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下,"中心—散点"结构中的剥削程度出现了进一步的深化,一种基于"中心—散点"结构的跨国数字资本主义积累体系也开始出现。     

融资担保：从“桥”到“路”的探索

中新力合目前注册资本金为2．96亿元。三年多来,公司累计为400多家小企业提供了超过27亿元的融资资金,累计担保总额超过31亿元。良好的商业模式和经营业绩,也让公司获得了国外投资者的青眯,自2008年获得美国硅谷银行金融集团和美国恩颐投资基金近2000万美元的股东出资,目前公司已是浙江省内规模最大的中外合资担保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