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法中注入创新元素的立法建议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今后的重大战略,要形成国家创新体系,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离不开法律的保障。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国家的科技基本法,应注入创新元素。围绕创新这一主题,从10个方面提出了《科技进步法》修改建议     

韩国科技规划的目标指标及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第四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设定了2040年科技创新发展的未来愿景、发展目标和具体指标。其指标设定以对科技创新现状和未来社会的认知为依据,侧重不同创新主体的差异性和协同性,强调科技创新的结构、效率和质量,关注指标的量化评估和实现过程的阶段性。韩国在这一领域的经验值得我国研究,并在科技创新规划中借鉴。     

创新型国家的法制保障——评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

备受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修订案历经多年讨论修改,于2007年12月27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将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条例》将近年来我国有关科技的重要方略及政策写入法律,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将科技创新置于灵魂地位,突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特别将企业科技创新作为独立章节,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从总体上适应了我国科技发展的目标,使作为科技基本法的科技进步法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根本保障。     

美国政府科技投入回顾

概述２００１年，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公布了美国国家科学技术理事会２０００年发表的报告《发现、教育和创新：联邦科技投入回顾》（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总结了一些由联邦政府各机构主持的并取得成功的科技活动或计划，认为联邦政府的科技投入使得各联邦部门不断实现它们的使命：从探索宇宙、治愈疾病、培养２１世纪人才，到反击恐怖主义、保护环境等等。报告认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整个２０世纪中变革的首要决定因素和进步的重要催化剂之一。在以知识为基础的２１世纪的社会中，研究、人力资本以及创新将使美国持续繁荣。作为新千年中…     

“新经济”背景下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策略研究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驱动力,是提高我国综合竞争力的主要路径,也是我国成为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新经济"形势下,我国从以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为主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向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现阶段,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较大,制约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引进技术的路径依赖、企业研发资金投入不足、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有限、科技创新项目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节、自主知识产权保护与专利制度不完善、科技创新主体与投资方目标不一致。在"新经济"背景下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应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立服务于科技创新的多元化融资模式、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和产业化转化、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     

科技创新政策供需匹配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

科技创新政策供给成为促进创新活动开展的关键动因。匹配度检测与评估是科技创新政策管理的保障措施,是基于证据的科技创新政策调整依据。运用供需匹配理论,引入政策供需主体共同作用对象——科技创新政策,构建科技创新政策供需匹配架构。以2014年9月至2017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改委、商务部、财务部、科技部发布的82份科技创新政策文件,以及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管理人员的调研结果为依托,实证研究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供需错位问题。结果表明：在供需匹配理论模型中引入调节变量——科技创新政策,可以研究科技创新政策供需匹配状况;在供给导向性政策和环境导向性政策方面,科研院所、企业与政策供给主体的匹配度相对较低。     

迈向回应型法：我国科学技术决策立法的反思与完善

我国科学技术决策立法存在明显的压制型法特征,突出表现在公众等外部意见未能充分流入行政机关、行政裁量权缺乏有效约束、《科学技术进步法》对地方立法约束力过强等。该立法模式极大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因此有必要对其展开反思,结合治理实践中官员“行权”与“避责”的逻辑,将自治型法与回应型法理念有效融合,以此为基础,在立法体系上鼓励基层政府自我规范化,并结合备案审查与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确保法秩序和有效治理的协调。在具体运作中,可尝试打破政府对决策权的垄断、引入科技专家和公众作为多元决策主体,参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建立科技决策程序机制,从而形成符合实际的回应型立法模式。     

从三大检索系统看我国科技创新主体合作问题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是国家科技创新的主体力量,它们彼此间的合作互动对科技创新、产业进步极其重要。正确反映3个创新主体及其合作的成果,有助于评价科技发展现状和制定正确的科技政策。科技论文是反映科技创新成果的重要形式,其中被SCI、EI和ISTP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的论文在许多国家被用来作为衡量科技发展状况的依据。借助于这一指标分析发现,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各主体的发展极不平衡,其中高校的科研能力迅速提升,而企业的创新能力薄弱;各创新主体间的科技合作在低水平上徘徊,尤其是与企业的科技合作更为滞后。     

50年来美国科技投入变化规律分析

2000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理事会发布的一份题为《发现、教育与创新：联邦科技投入回顾》的报告认为，科学技术是整个20世纪变革的首要决定因素和进步的重要催化剂之一。美国经济学家也认为，过去50年中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一半应当归功于技术创新。正是基于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过去数十年来美国政府、产业界、高等院校和非营利机构等均大量增加对科技的投入，使得美国成了世界上科技投入最多的科技强国。     

印度的科技政策法规体系

1.推动科技发展的法规和政策独立50多年来,印度没有形成推动科技进步的综合性法律。在推动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立法方面,印度现有一些单项的法律和法规,如《专利法》、《信息技术法》和《征收研究与开发税条例》等。据了解,印度没有开展推动科技进步的综合性法律的立法工作。根据国家不同时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印度政府制定了相应的科学和技术政策。虽然这些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实际上它们对印度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这些政策包括:《科学政策决议》、《技术政策声明》、《新技术政策》、《科学技术政策》。此外,…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harmonies and dissonances

Abstract

Proofs are given that only singularly can real 1750 – 2007 competitive price ratios be ‘natural', in the sense of being invariant under changes in demand tastes. Proofs are given that both 1750 – 1870 discrete technologies or 1890 – 2007 continuum technologies, with convexity properties sufficient for arbitrage-proof supply-demand equilibria, will be ‘intertemporally Pareto optimal', immune to leaving any deadweight (inefficient) losses on the table. Sraffa (1960), ignoring the vast post-1945 linear and non-linear programming mathematical literature of Danzig, Kuhn-Tucker-Bellman, von Neumann, Ramsey literature does not quite arrive at attainable distribution solutions. Where it tolerates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re can be no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hen its matrix equations do obey first-degree-homogeneous functions, the book's stress on Basics or non-Basics is an irrelevancy leading to bizarre novel interpretations of Ricardo.

Old age overtakes us all. Alas, Sraffs's proposed critique of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know.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utilising the 1995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5 NHS) and the 1997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dults (1997 SMHWB) data sets. Three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adopted. The first is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 derived from responses to questions included in the 1995 NHS on time felt down, happy, peaceful, and nervous (the SF-36 mental health scale). The second indicator relates to diagnos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anxiety disorders. Our final indicator relates to suicidal thoughts and plans and (unsuccessful) suicide attemp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measures, unemployed persons exhibit poore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utcomes than the full-time employed.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