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结构、环境税与福利效应分析

运用短期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研究完全竞争市场和垄断市场条件下环境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对企业征收环境税可以增进社会福利.而在垄断市场条件下,环境税的福利效应具有不确定性,这取决于垄断造成的扭曲程度.如果垄断造成的扭曲较小,环境税仍然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但无论是增进抑或降低社会福利,对垄断企业征收环境税都不可能实现最优化,因为环境税在矫正污染外部性的同时,垄断造成产量水平下降导致福利损失增加,所以只能追求一个次优的结果,次优环境税低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标准环境税.     

关于我国课征环境税的建议

与其它经济和非经济的政策手段相比,环境税有它自身的优点。首先探讨了课征环境税的理论基石,分析了在当前形势下在我国课征环境税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课征环境税的设想。     

环境偏好和环境税视角下企业技术决策博弈分析

构建双寡头垄断市场下企业技术决策的博弈模型,并将消费者环境偏好和环境税引入模型。首先分析消费者的环境偏好对市场需求的影响;然后运用逆向归纳法探讨企业在环境税约束下的两阶段博弈;最后分析消费者环境偏好和环境税对企业技术决策的综合影响。研究表明:消费者的环境偏好降低了双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需求,激发了企业在没有环境税下采纳绿色技术的动机;当征收环境税时,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的效益与环境税率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消费者的环境偏好与环境税引发的效益区间正比变动。     

相关市场、生态倾销与最优战略环境政策

本文在Anam和Shiang的研究框架中,提出一个基于随机和相关需求的相互贸易模型,其中政府通过设置环境税(或提供生产补贴)来实现环境改善(或市场份额扩张)的目标。论文的结论表明,在相关需求条件下非合作与合作最优环境税均高于确定需求条件下的环境税水平,且环境税将随着随机需求风险、市场间正相关系数和风险偏好态度的增加而上升。同时,由于相关需求和跨边界污染的存在,政府在合作条件下更加关注怎样抑制生态倾销的动机,因此,合作条件下的环境税高于古诺纳什均衡条件下的水平。     

刍议环境税的"大棒"与"胡萝卜"效应

环境税是在可持续发展这一理论框架下提出的重要税种,而且在很多西方国家已经实施很多年。目前环境税的开征在我国已经越来越提上日程。鉴于西方实施环境税的经验,本文认为,政府在征收环境税时,应注重其大棒与胡萝卜双重效应,分析其短期与长期效应,权衡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环境税的实施达到预期效果。     

欧盟税收制度生态化改革对我国环境税制建设的启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欧盟在经济不景气、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双重压力下,将环境税作为矫正负外部性的重要政策工具,进行了以环境税为核心的税收制度生态化改革,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我国面临着同样的经济和环境问题,需要环境税发挥应有的作用。根据欧盟经验及中国国情,我国环境税应以"环境红利"为目标,以"收入中性"为原则,将税收负担在商品税和环境税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在融入型环境税建设基础上推动独立环境税建设。目前,应对现有税种进行生态化改良,在"十二五"中后期,分步将废水、二氧化硫、固定废弃物以及二氧化碳纳入环境税征收对象,征收独立环境税。     

关于我国课征环境税的建议

与其它经济和非经济的政策手段相比，环境税有它自身的优点。首先探讨了课征环境税的理论基石，分析了在当前形势下在我国课征环境税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课征环境税的设想。     

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的难点分析北大核心CSSCI

2007年《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提出"研究开征环境税"之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境保护部随即联合开展"开征环境税"研究。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再次提出"积极推进环境保护税费改革,选择防治任务繁重、技术标准成熟的税目开征环境保护税,逐步扩大征收范围",进一步明确了开征的时间要求和具体内容。目前中国开征环境保护税研究和制定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中。尽管从理论上看环境税具有双重红利等优势,但其在中国的实践不仅存在环境税实施所具有的普遍障碍,还受到我国特定国情下一些外界因素和内部技术因素的制约。     

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的难点分析

2007年《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提出"研究开征环境税"之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境保护部随即联合开展"开征环境税"研究。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再次提出"积极推进环境保护税费改革,选择防治任务繁重、技术标准成熟的税目开征环境保护税,逐步扩大征收范围",进一步明确了开征的时间要求和具体内容。目前中国开征环境保护税研究和制定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中。尽管从理论上看环境税具有双重红利等优势,但其在中国的实践不仅存在环境税实施所具有的普遍障碍,还受到我国特定国情下一些外界因素和内部技术因素的制约。     

基于CGE模型的环境税优惠政策的环保效应分析

通过建立一个CGE模型,并对该模型在存在和不存在环境税优惠政策两种场景下的社会产出、产品供应和社会福利状况进行模拟分析,考察环境税优惠政策的环保效应。结果表明,环境税的税收减免在长期内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不大,但是,它却会对环境税的环境保护效果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在使用税收减免工具时,政府要从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能源使用等方面加以考虑,避免社会总福利的净损失。     

环境税的区域节能减排效果及经济影响分析

文章从地方税视角,以单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通过编制社会核算矩阵,利用GAMS软件构建了一个包含24部门的CGE模型,研究了环境税不同的征税环节和税率对区域节能减排效果及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两种征税方式和模拟的三档税率下,征收环境税对能源消费结构具有一定的优化作用,但也会给宏观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即单纯地征收环境税很难实现节能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红利";(2)在两种征税方式下,随着环境税税率的提高,地区产品"总调入"和"总调出"整体上呈增加趋势,且"总调入"的变化幅度大于"总调出",但"出口"逐步增加,而"省际调出"则趋于减少;(3)"消费性环境税"比"生产性环境税"的节能减排效果要好,但"生产性环境税"带来的税收收入要大于"消费性环境税";(4)如果环境税收入全部归地方财政,则由于它弥补了地方政府其他税种收入的减少,税收总收入反而增加。因此,文章建议采用"消费性环境税(UPP)",初期税率采用10元/吨,且以高碳商品为试点对象。     

开征环境税需处理好八大关系

环境税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其开征是我国实施公共环境财政、为公民提供优质环境服务的必然要求。无论环境税如何征收,相关的收入支出变化只是一个政府内部的预算调整问题,不应甚至不能成为障碍。但实际上,环境税改革牵涉到许多行业,涉及能源资源管理、环保、财税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各方利益主体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视角。环境税开征后,势必影响到各相关部门的现有利益格局。如何平衡上述各方的利益关系是个难题,也是环境税改革的一个关键。     

环境税经济效应的扩展分析及其政策启示

本文从环境税的理论基础入手,回顾了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的几个有代表性的基本观点,认真分析了环境税经济效应传统分析中存在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将"经济结构优化效应"和"国际贸易受益效应"引入到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当中,大大拓宽了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的研究视角,最后在环境税经济效应创新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环境税政策启示。     

环境税他山之石可借鉴

正环境税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三四十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OECD国家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环境税体系。总体来说,多数国家的环境税收政策主要从税收绿色化、消除不利于环境的补贴、引进新的环境税目三个方面开展工作,这也代表了国际上环境税的发展方向。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运用一系列的环境政策工具,如规章制度、基于市场的工具(征税和排放权交易等)、谈判达成的协议、补贴、环境管理系统以及公共宣传等,来实现保护环     

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的再扩展

本文从环境税的理论基础入手,回顾了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的几个有代表性的基本观点,认真分析了环境税经济效应传统分析中存在的局限性,并在继承本文作者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将"技术革新效应"引入到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当中,对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作了再扩展,进一步夯实了环境税的理论基石。     

环境成本的内部化与环境税制变迁

本文分析了环境成本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而分析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途径.研究发现,政府环境税收政策的实施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决定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途径.在完善的环境税制下,征收环境税可以促使污染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因而环境税制是一种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中国还没有开征专门的环境税,目前的税制在保护环境上发挥的作用不明显,有必要开征专门的环境税.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探讨了中国环境税制变迁的路径.     

环境税实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以经济学理论为依据,采用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分析方法,从环境税的优越性,实施环境税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的角度出发,全面论证了实施环境税在我国解决环境问题的重大作用。同时构建了实施环境税的总体思路框架．指出了我国环境税可分为过渡时期、中长期两个阶段进行。并就构建原则、税费归位、税率、税基、环境税收入的使用等项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上游产品市场中的环境税机制研究——基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视角

本文通过构建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博弈模型,探讨下游市场特性如何影响上游污染企业环境税的制定.研究结果表明,下游市场最终产品差异性与上游企业环境税的征收起点呈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下游企业同时进入市场时,上游企业最优环境税低于“庇古税”.而当下游企业依次进入最终产品市场时,最优环境税与“庇古税”的关系则取决于污染排放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失.当污染对社会福利损害比较小(大)时,最优环境税低(高)于“庇古税”.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真的可能吗

尽管人们通常将双重红利理论作为环境税政策的理论基础,但是,双重红利受到学者越来越多的质疑。从社会福利改进的角度来看,环境税无法保证同时增进环境品质和个人福利。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环境补贴与环境税具有同等的环保功效。为了防范环境税仅仅成为政府获得财税收入的手段,我们在环境税的制定过程中应该谨慎对待双重红利理论,进而确保环境税切实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和推动环保产业发展。     

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述评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愈演愈烈,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寻找和创新环境管制政策,传统的“命令—控制”式管制手段(command and control in-strument)正日益暴露其弊端,无法约束日益市场化和分散化的经济个体的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税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管制工具(market-based instrument),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青睐。环境税之所以在这些国家受到特别的重视,除了其在环境管制方面的市场化特征外,还要归功于近年来理论界对其能否改善经济效率进而获取多重收益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