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植物资源的利用--以河南新乡尚村遗址为例

尚村遗址位于河南省新乡市,是豫北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2018年在尚村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我们采用针对性采样法在遗址发掘区采集土样11份,并进行了浮选。浮选获得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和大麦三种农作物,以及其他6种杂草类和一些果壳类等非农作物植物遗存。浮选结果显示,粟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最高,黍次之,未见水稻、大豆,说明以尚村遗址为代表的豫北地区龙山时期的农业结构应该是以粟黍为主的北方旱作农业。此外,尚村遗址发现葡萄和一些碎果壳,说明当时人类还从事植物采集活动,这可能是一种辅助类农业生产活动。通过与中原地区其他遗址浮选结果进行对比,得出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豫北地区以种植粟和黍两种旱地作物为主,豫西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豫中地区为稻旱混作的特点。本次植物遗存的研究为探讨豫北地区农业结构特点提供了新的思考,加强了我们对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生产的区域性认识。     

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农业生产模式初探

仰韶时代晚期的中原地区，不同于庙底沟文化时期一统的局面，面临着各区域文化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竞争加剧、外来强势文化影响等诸多挑战。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模式的发展和变化、其背后的动因值得我们思考。本文分析了中原地区仰韶时代晚期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粟1426粒、黍305粒、稻米5粒、大豆7粒）和河南洛阳班沟遗址（出土粟637粒、黍16粒、稻米1粒）的植物遗存状况，结合中原地区其他仰韶晚期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情况，认为庙底沟时期形成的，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生产模式得到了延续，在农业耕种制度方面相对粗放。大豆开始普遍出现，但数量还较少。稻米在仰韶晚期遗址中的数量明显提升（新街遗址出土802粒，庙底沟遗址出土648粒，土门遗址出土738粒，苏羊遗址2589粒，汪沟遗址出土668粒），甚至在新街遗址为代表的遗址中形成了稻旱混作的新兴农业生产模式，其在不同遗址重要性的高低受到了遗址所在区域的位置、饮食传统、聚落等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原地区在这一时期与周边区域的交流大大增多，农作物的传播和人群的迁移频率也空前提高。     

邹平丁公遗址(2014)龙山文化植物大遗存的初步分析

2014年秋季对丁公遗址的发掘过程中,系统采集了植物考古研究样品。文章报道龙山文化时期灰坑、地层等遗迹单位浮选到的炭化种子果实情况。植物组合包括农作物和非农作物,农作物包括粟、黍、稻、小麦和大豆,其中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为主,稻作农业占有相当比重,小麦比较少。非农作物类植物遗存数量比较多,包括农田杂草和野生植物。炭化植物遗存为了解丁公遗址龙山时期聚落的植物利用、生计模式、农业生产和环境等提供了重要信息。     

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2014-2015)龙山时期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平粮台遗址(2014-2015)龙山时期的炭化植物遗存研究表明,农业为聚落先民的主要生计方式,同时也可能广泛利用聚落周围的野生植物资源。其中农作物以粟为主,黍为辅,同时种有大豆、水稻和小麦,反映多种农作物并存的作物结构。植物遗存的出土背景分析显示,发掘区的东南部出土植物种子密度较高,且多出土农作物种子,推测是平粮台遗址先民活动比较频繁或可能是农作物消费区域。     

云南滇池地区石寨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结构研究——以晋宁河泊所遗址植物遗存分析为例

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是一处重要的石寨山文化聚落遗址。2014年,考古人员对此进行了系统的采样和浮选工作。浮选发现了小麦、稻、粟、黍、大豆等炭化谷物和大量的稻基盘,以及丰富的杂草种子。在炭化谷物中,稻、小麦和粟的数量百分比和出土概率较高,应当是主要的农作物种类。黍、大豆和赤豆的数量百分比及出土概率较低,是辅助性的农作物种类。基于农作物加工废弃物及杂草种子的分析,我们认为河泊所遗址的稻为本地种植。此外,结合光坟头和学山遗址发现的植物遗存来看,石寨山文化时期滇池地区已开始了小麦、稻、粟、黍、大豆及大麦等多种农作物的种植,云南地区主要的作物结构在此时期已经形成。     

元上都西关厢遗址植物遗存综合研究

在元上都西关厢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进行了植物遗存的浮选工作,获得了包括粟、黍、荞麦、小麦、大麦、大麻、豌豆的农作物籽粒,以及禾本科、藜科、豆科、蓼科等非农作物植物种子以及一定数量的炭化木屑。通过植物遗存的分类与鉴定,并与遗址出土的相关考古资料综合起来分析,为深入研究元上都先民的生业经济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青铜时代中原地区农业特点再思考——以新郑望京楼和荥阳车庄遗址为例

新郑望京楼遗址和荥阳车庄遗址皆位于中原地区,是青铜时代中原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望京楼遗址和车庄遗址共采集到各个时期样品466份,共出土炭化植物遗存63781粒。两处遗址皆呈现出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的特点,但不同时期遗址的农业生产随时代变化的特点比较明显。本文结合中原地区多处遗址的浮选结果,一方面详细阐述了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农业发展的两个转变,即“夏商之变”表现为小麦地位的上升,“商周之变”表现为水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分析了聚落等级对水稻食用的影响和政治因素对旱地食物的影响。     

云南澄江学山遗址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初步研究

学山遗址位于云南澄江县境内,是一处石寨山文化(约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1世纪)遗址。笔者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发掘采集的浮选土样中选择23份有代表性的样品,进行了系统分析。上述样品共发现13800余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7种农作物和20余种杂草,另外发现少量果类遗存。农作物以小麦数量最为丰富,且籽粒形态差异较大,值得注意。农作物遗存中的稻谷数量也很多,其他农作物遗存还包括粟、黍、荞麦、大豆和大麦。可见学山遗址农作物结构以小麦与水稻为主,以其他种类农作物为辅。     

山东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B区第Ⅰ地点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初步分析

山东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B区第Ⅰ地点是一处与冶铸有关的遗存。2013年发掘采集到的植物样品,年代跨春秋晚期、战国和西汉三个时期,出土了粟、黍、小麦、大豆、水稻五种农作物和种类较丰富的杂草种子等炭化遗存共计5855粒,为本地区东周至西汉农作物结构、食物种类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对这批植物大遗存考古背景的分析显示,与冶铸关系密切的灰坑,其农作物所占比例远低于其他灰坑。就窑址而言,推测为熔铁炉的两组排窑出土农作物数量较少且种类较单一,杂草较多,或主要来源于与冶铸有关的行为;来自两座独立砖瓦窑火膛部位较多的植物数据则提供了作坊生产活动过程的一个侧面。此外,一份采集自春秋晚期堆积的样品包含大量谷物,随牛骨伴出,构成了对其祭祀、宴飨遗存推测的重要证据。本研究显示出植物遗存在判断遗迹堆积性质方面的潜力。     

新疆地区的早期大麦生产：来自天山北麓石人子沟遗址的植物遗存证据

目前发现的中国早期大麦遗存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而新疆更是古代大麦传播的关键地带,相关研究亟待深入。石人子沟遗址是一处大型聚落遗址,位于新疆哈密东天山北麓,处在进出新疆的咽喉要道。本文对遗址IV区大型居址F7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进行了分析,发现了距今约3100年的大麦遗存。结合房屋内遗迹分布、民族学资料等多种证据分析表明,遗址出土大麦的种植方式较为粗放;居址内存在专门加工和储藏大麦的设施,相关的加工处理活动都围绕着室内火塘进行。     

西北地区早期铁器时代作坊遗址人群的食物结构研究——以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为例

手工业作坊遗址研究是近年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通过对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出土植物遗存进行系统鉴定和AMS14C系统测年分析,发现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年代为390-90 cal BC,属骟马文化晚期阶段,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中期。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早期铁器时代人群摄取的食物是以大麦为主,小麦、粟和黍为辅。炭化农作物遗存全部出土于房址内遗迹,占所有植物遗存的94%左右,未发现作物穗轴,暗示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出土的农作物并非本地种植。与同时期的河西走廊地区、新疆东部、青海东北部、中原地区、甘肃东部地区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对比后发现,矿区农作物主要来自河西走廊西部祁连山北麓的骟马文化区。本研究从侧面显示出,古人类在早期铁器时代骟马文化晚期的跨区域交通运输体系和食物资源的调配为玉矿开采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也为探讨河西走廊早期铁器时代的经济模式提供了重要证据。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

<正>在燕山山脉东段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有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山川秀美,沃野无边,它因有八千年的历史文化遗存,而被考古学界称为华夏第一村;因有优美的生态环境,而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为全球环境五百佳。更令人瞩目的是这里是世界旱作农业的发源地。敖汉旗历史文化悠久,早在一万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全旗境内有古文化遗存3000多处,尤其是以当地地名命名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小河沿四种史前文化,以其丰富的遗存,填补了中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黍     

谷子的起源与分类史研究

一、从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小米看旱农生产起源谷子(粟)是我国栽培最古老的作物,可以用大量的史前文化遗址出土实物加以证实,在人类开始从事农业生产的新石器时代,即广泛种植谷子。出土这一时代谷粒、谷穗、米粒等碳化物的就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河南裴李岗遗址、西安半坡遗址、河南郑州大和村遗址、     

中原仰韶文化中晚期农业组织模式初探——以郑州地区为例

居于中原腹地的郑州地区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区域之一,仰韶文化中晚期是该区聚落与社会组织结构稳定发展并开启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时期,揭示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对深入了解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物质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郑州地区10处遗址的区域性考古调查和炭化植物遗存分析,发现粟黍旱作农业是该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生业经济的主体,野生植物资源已属零星采集的范畴。成熟的定居农业社会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且不同地貌单元遗址间具有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平原地区,大型遗址的农业可能属于“自产自消（消费）”的运行模式,但不排除与区域内其他农业聚落进行农作物贸易交流的可能性;在台塬地区,农业生产很可能集中于中小遗址,大型遗址不会或仅有限地进行农耕,其消费的作物可能大多属于“外部供给”得来。这些有组织的农业生产以及作物流通与再分配活动,既表明大型聚落具备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又反映区域内聚落的功能分化和交流网络的形成,为人群和聚落间等级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基础,促使仰韶中晚期郑州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原早期国家的最终勃兴。     

黍粟的起源及传播问题

黍和粟是中国及欧亚大陆最古老的谷物,中国历来被公认是黍粟的起源中心,但有关黍粟的起源和传播问题,仍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为此对中国的黍和粟的起源及其传播作了探讨,对欧亚大陆和中近东地区的黍粟的最新研究作了介绍评估,最后,对黍和粟的野生种及起源问题作了讨论,并提出作者的看法。     

早期国家阶段城市农业经济管窥——以殷墟大司空东遗址点2017年度植物大遗存分析为例

大司空东2017年度浮选出的植物大遗存，不仅展现了晚商时期殷墟遗址的农作物结构情况，更为探讨早期国家时期城市的经济特征提供了丰富材料。结合考古背景对具有指示农业生产意义的植物遗存进行的数量分析、空间分析显示，作为城市的殷墟遗址内确实存在农业生产活动，且农业活动区域经过一定程度的规划。二里头文化时期至西周时期几个都邑性城市内植物遗存及农业工具的分析，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的城市与农业经济密不可分，农业生产活动受到城市管理者干预的认识。     

晋唐时期吐鲁番盆地的谷物种植与收获时间考证——基于吐鲁番出土文献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大量晋唐时代的文献,为我们研究当地居民的农业活动和植物利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本文根据吐鲁番出土文献所提供的谷物种植、收获的大致日期,结合朔闰表和史日对照表,推定晋唐时期吐鲁番盆地居民大麦、小麦、糜与粟的大致播种与收获时间。研究发现,晋唐时期吐鲁番居民一般于公历2月底至3月上旬播种小麦,3月中、下旬播种大麦,6月下旬至7月初收获大麦,7月中下旬收获小麦;糜与粟的种植时间相对灵活,大致为公历5月下旬至7月中旬,收获时间不晚于10月下旬。因夏季需要抢收大、小麦,故二者的交租或偿还时间与收获时间大致吻合;秋季因农活较少,种田人可从容治秋,故上缴糜与粟的日期要晚于秋收时间。     

江苏淮北地区隋唐时期农业经济探究——以连云港孔望山墓地农业考古研究为例

农业经济是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对古代社会的发展演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581—907 AD是我国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的关键时期,江苏淮北地区又地处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碰撞的关键地带,研究其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可以透视隋唐社会的发展演化状况。本文基于连云港孔望山墓地的农业考古研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探究了江苏淮北地区隋唐时期的农业经济状况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江苏淮北地区隋唐时期延续了自大汶口早期（6300—5600 BP）就形成的多品种农业种植体系,形成了“稻、粟、黍、小麦、大麦、大豆”六种作物共同种植的农业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水稻、小麦和粟的种植在江苏淮北地区隋唐时期多品种农业种植体系中位居主要位置,而大麦、黍和大豆作物的种植仅位居次要位置。隋唐时期的气候变暖、均田制度的实施、田制与赋役制度的调整是促使江苏淮北地区农业经济繁荣发展并延续多品种农业种植体系的主要因素。而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作物产量本身的差异是江苏淮北地区隋唐时期先民选择以水稻、小麦和粟为主要作物进行种植的原因。本文为探究历史时期社会演变、形成与发展过程研究提供了重要帮助,...     

黍粟余论──中国与西欧的对比

黍粟余论──中国与西欧的对比游修龄（浙江农业大学农史室）笔者以前曾写过一篇《论黍和稷》，意在证明稷当是粟而非不粘之黍①。以后觉得黍粟的起源与传播问题很重要，又写过一篇《黍和粟的起源及传播问题》②，在写以上两篇的过程中，又引发一些联想，无法纳入这两篇中...     

试探我国高粱栽培的起源——兼论万荣荆村遗址出土的有关标本

高粱(Sorghum vulgaris pers),又名蜀黍或蜀秫。见于古代农书和其它文献又有芦穄、芦粟、木稷、荻梁、秫秫、稻黍、茭子之称。高梁原是我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东北各省栽培较多,其次在山东、河北、河南、四川、陕西、江苏、安徽、山西、内蒙古、湖北以及甘肃、新疆等地都有栽培。但是,关于高梁在我国栽培的起源问题历来有印度传入之说。高梁究竟是不是我国的原产作物,这是学者们仍在争论的问题。自从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和岛诚一报告了一九三一年由董光忠主持发掘的山西万荣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谷类炭化物,“经理学士高桥基生鉴定为粟(Setaria italica)和高梁(Andropogon Sorghum Var·Vulgaris)的炭化物以后,就揭开了我国高粱栽培历史研究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