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期松江府的农业发展及其地位——以粮食生产和供应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松江府是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强调这是人口和重赋双重压力下的产物。同时，发达的棉纺织业使这里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考察明清松江府人地资源的配置比例和粮食的生产和供应后指出，发达的棉纺织业并非人口和重赋双重压力下的产物，粮食生产的基础性并未动摇，商品经济虽然发达，但自然经济瓦解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     

农村能源结构与农村社会变迁相关研究——以河南省农村为例

目前,我国农村能源结构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而农村能源利用及变迁却受到乡村人口、家庭结构、生产方式及民众观念等农村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农村经济发展是能源利用变化的根本动因、人口变迁、家庭结构小型化是导致能源利用变化的又一重要因素,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则是农村能潺利用变迁的直接因素,农民观念体系的变革也为农村能源变迁奠定了主观基础.笔者建议:我国农村能源结构在适应能源供应、能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盼前提下,应该走改造、拓展、多元化的建设道路.     

近代青藏地区民间商贸与牧民社会变迁——以青海地区为例

近代以来青藏地区随着民间商贸的兴盛与辐射,广大牧民家庭生活资料消费开始了结构性变革,需求结构呈现向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这促进了牧民思想意识的变化,尤其是商贸的频繁往来直接催生了普通牧民的经商意识,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经商之术,牧民的商贸资本组成方式和经营模式也逐渐完善。对外来商品的依赖和本地土特产品的大量外运,推动了牧民生产结构的变迁,一方面畜牧狩猎生产方式的逐渐缩小,农耕且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在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下,牧民从事的畜牧生产也相应地进行了结构调整,逐渐形成了以一地一品为特色的畜牧养殖业。这样外界市场信息亦更迅速传入广大牧区部落中,导致他们的生产活动走出封闭、半封闭状态,牧民的社会开始了变迁。     

社会变迁中农业衰退现象研究——以安徽省郎溪县为例

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农村社会,农村是中国的基石.而农村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又要靠农业的持续发展.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巨大变革,农村在潜移默化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迁,使得农业衰退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农民富裕、农村繁荣、农业衰退"的现象.因此必须立足农业本身,实现持久的"农民富裕、农村繁荣".     

农业技术应用与乡村社会变迁——以陕西YL现代农业园区西村为例

本文以陕西YL现代农业园区西村为典型案例,以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为社会背景,以农业技术为切入点,以文献分析、村民访谈与实地调查的有机融合为研究方法,通过对农业技术应用的社会基础与运作机制的描述与分析,探讨乡村社会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产业结构等方面变迁的内在实践和逻辑,以及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动力与趋势,从而认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并寻求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本土化解释。     

农民合作行为变化与社会变迁的微观机制——以华北平原S村为例

帮工和雇工都是农村普遍存在的微观互助行为,前者以人情为联结纽带,后者以货币为交换媒介。本文通过分析华北平原S村30年来合作方式由帮工到雇工的转变过程发现,农民合作行为的变化经由个体动力场的作用机制得以实现,并且这种变化既受社会变迁的制约,也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部分。虽然对于社会变迁的解释一直有着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的争论,但是,本文的研究表明,社会变迁必须以一系列的个体行动来达成,而后者又受到一系列心理机制的影响。对于社会变迁来说,微观视角仍具解释力,并且不可或缺。     

《明清广东的农业与环境——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出版

由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吴建新教授著《明清广东的农业与环境-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一书,在2012年8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继吴建新《民国广东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之后的又一部以农业与环境互动关系为主题的论著。     

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治理:以祁门康氏为中心

本文以民间合约为切入点,对祁门康氏宗族处理纷争的实态进行了个案介绍,最后指出:民间合约是宗族惯用而有效的解纷方式;在传统乡村治理中,宗族发挥着多方位的自我调控功能,是国家扶持和利用的主要社会力量,并与国家一道形成了"协调共治"的景象.     

历史景观地理视角下的明清福建临水夫人信仰研究——以祠庙为中心

宋代以降,福建临水夫人历经从人到巫、由巫为神的造神过程,其信仰文化随着祠庙景观的构建而不断传播。明清时期,福建临水夫人祠庙数量持续增长,地域分布特征显著：明代祠庙增势较缓,空间布局分散;清代前期祠庙增速尤快,闽东地区最为密集,形成以福州古田为中心的集聚式分布格局,并在清代后期逐渐向东北方向延伸。祠庙景观格局折射出信仰分布特征,除了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外,基于文化习俗与婚育状况的功利需求,家族组织对信仰文化的地域认同,人口变化与区域流动造成的信仰迁移扩散,以及畲民在环境胁迫下对汉族信仰文化的接纳融合,均为影响明清福建临水夫人信仰景观变迁的重要因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民负担(1927-1937)——以河北省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初，县地方政府为给乡村治理各项新举措筹集经费，骤然加重了农民的田赋正附税负担，同时，其他负担的存在使得农民负担更趋沉重。农民承受了更大的效应损失。由于国民政府的乡村治理转型过分注重政治效应，忽视社会效应，并且各县地方多实施不力，致使农民未得到相应的效应补偿，政府的加税行为呈现出严重的不合理局面。这种局面加剧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动摇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乡村的“合法性”基础。     

场域、惯习与“后2020”农村地区返贫及治理——以四川省H县为例

2020年我国已实现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宏伟目标,但相对贫困依然存在,返贫治理是“后2020”时期农村脱贫工作的重点。以场域理论为关照,分析了“后2020”时期产业发展对农村传统生产场域的消解和生活场域的重塑,重点考察了贫困惯习对返贫的作用机理,最后提出了以产业发展改变生产场域和生活场域、构建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机制、智志双扶铲除贫困惯习、完善多层次多元化社会支撑体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返贫治理对策。     

土地资源承载力与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基于人口与粮食的关系建立土地资源承载力模型,以湖南省各县域为例,分析湖南省粮食总产量及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发展特点,探讨土地资源承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策略。研究表明:全省粮食总产量呈总体增长趋势,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基本持平;全省粮食生产与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的变化可以分为3个阶段:平稳期、减产期和波动增长期,各县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可分为人口超载区、粮食盈余区和动态平衡区;可以预期,粮食生产总量的发展趋势为稳中有升,土地资源承载力基本不变,处于粮食临界盈余状态。土地资源承载力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关系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从时间上看,2000-2004年处于缓慢变化阶段,2004-2008年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2008-2012年处于集约式发展阶段;从空间上看,全省可分为高水平协调型(H-H型)、土地粗放利用型(H-L型)、土地集约利用型(L-H型)和低水平协调型(L-L型)等4种区域类型,不同类型的发展战略均不同。     

区域性中心城市蔓延趋势测度与控制策略 ——以山东省临沂市为例

研究目的:提出区域性中心城市蔓延趋势测度方法和蔓延控制策略。研究方法:维度分析法与实证分析法。研究结果:(1)城市蔓延是多维度现象,要综合运用单一维度测度和综合维度测度两种方法,才能全面认识和测度城市的蔓延程度;(2)临沂市城市蔓延特征总体呈现加重趋势,城市去中心度加重,城市的土地利用混合度逐渐降低,城市通达度逐渐增强,城市开敞空间逐渐减少;(3)城市蔓延是多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根本改变城市蔓延趋势,需要从不同维度进行综合施策。研究结论:在区域性中心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用地扩展重点调控的大背景下,有效防控城市蔓延,需要科学编制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规划,并依据相关指标的测度结果,系统实施相应的城市蔓延控制策略。     

区域农业外向化潜力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与差异测算——以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域为例

针对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域农业外向化现实特点,从支持性发展潜力、外显性发展潜力、潜在性发展潜力3个方面构建了能够体现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域农业外向化潜力的指标;选取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个省域201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熵权TOPSIS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个省域农业外向化潜力值按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四川、云南、内蒙古、广西、陕西、新疆、贵州、甘肃、重庆、宁夏、海南、西藏、青海。在此基础上,从政府、行业、企业等角度提出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域农业外向化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长时段时空视野下环境与社会互动研究——评《生态环境变迁与社会嬗变互动——以夏代至北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

正自20世纪70年代,环境史的概念在美国出现以来,越来越成为当今史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课题。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逐渐开始介绍国外环境史研究的一些经典著作~1。与此同时,国内环境史的研究也开始兴起,到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已经对中国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进行多时段、多角度、多要     

民国时期国民党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制度与实践的脱节——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国民党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上,相继设立了区乡机构,建立了防“匪”组织,寓保甲于自治之中。通过这些举措。国家权力下移,原有政权架构改变。但是,湖南省醴陵县的个案显示。国民党政权下移是与农村社会的衰败紧密相联的,国家政权建设实际上走上了“内卷化”的道路。     

谈地质事业单位部门预算与绩效考评体系——以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为例

地质事业单位在运营发展中,应重视部门预算和绩效考评工作,合理的部门预算能够有效指导绩效考评指标的制定,而绩效考评指标的完成则能够充分体现部门预算指标的效益。目前地质事业单位部门预算执行及绩效考评中的主要问题是:绩效考评对财政性资金来源无约束,对非财政拨款收入无具体量化考核指标,对费用支出缺乏有效监控。结合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情况看,当前的定性单位绩效评价体系虽相对完善,但尚不足以反映财政资金的价值量指标,应建立定量单位绩效评价体系作为其补充,以构筑部门预算与绩效考评互动体系。定量单位绩效评价工作可以从收入预算考核、责任预算考核、费用支出预算考核方面进行具体实施。     

绩效与不足:建国初期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借贷活动的历史考察——以鄂湘赣三省为中心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建国初期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是新中国乡村借贷关系转型和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信用社借贷有利于农户的生产生活经营，推动了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泾渠兴废与宋元以来关中水利灌区的不确定性——以历代“泾渠图”为中心

引泾灌溉是秦汉唐宋以来的一个国家大型水利工程,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发展、兴盛、起伏、衰败和重生,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水利类型。由于泾河洪水、沙石的巨大破坏性和引泾渠首工程的不稳定性,给关中水利灌区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宋元明清以来,发生在泾渠水利中的一系列国家治水和改造工程,以及与之相伴的水利法规、渠工经费、劳力征派、分水方案和水权制度,都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然而事与愿违,宋代尤其是明清以来,关中水利始终未能保持长久稳定的运转,动辄处于大起大落的状态,民众不堪其苦。乾隆二年(1737)的“拒泾引泉”工程,意味着历代官员为实现泾渠汉唐气象所做的努力终归失败。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近代农村合作运动——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合作运动整体上在逐步发展、壮大,运行基泰良好;作为先后倡导与推行农村合作运动的两种外在的主导力量民间社会团体与国家政权,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交相更替;民间社会团体从最初的创导者地位逐步淡出,而作为国家象征的政府机构却几乎沿着一条与民间社会团体相反的趋势伸入;在此消彼涨间,虽曾一度相携合作,然而,农村合作运动最终为国家政府所控制,在总体上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国家化的态势,从而影响到整个农村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这不仅是华北农村合作运动区别于全国其它地区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近代农村合作运动区别于西方纯粹自下而上式合作运动的最根本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