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周期、数字技术发展与双边股票资本流动

本文基于2001—2021年各经济体间的双边股票类投资头寸数据，探究数字技术作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其发展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研究发现，繁荣的全球金融周期会推动双边股票资本流动增加。从资本流入经济体的视角出发，数字技术发展增强了其跨境股票资本流入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性，这一影响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开始凸显，危机后得以进一步强化；数字技术的发展会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影响跨境股票资本流入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性；新兴经济体、高资本账户开放度经济体、金融市场发展更为繁荣的经济体需要格外关注数字技术发展在推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带来的全球风险传染问题。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实证研究

随着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与陆续退出,新兴经济体面临着货币政策独立性挑战。以2001年至2016年间19个新兴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动态面板GMM方法研究了短期跨境资本规模的变动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汇率弹性大小和资本账户开放度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不显著,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显著降低了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这表明新兴经济体在面临跨境资本监管难题的情况下,中心国家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跨境资本流动传递信号,进而影响他国信贷规模和杠杆率,浮动汇率制并不能保证货币政策独立。为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新兴经济体应该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审慎监管,并加强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多层次货币与金融合作。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机制研究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扩大,输入性金融风险防范和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将金融稳定概念引入传统的“三元悖论”进行机制分析,发现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实施有利于提升金融稳定性。本文系统梳理监管机构使用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详细探究作用机制,构建政策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宏观审慎政策可以通过调节跨境资本流动降低输入性金融风险,缓解外部风险对国内风险的传导。拓展研究表明,政策对于控制外汇市场输入性风险效果最好,股票和债券市场次之;仅针对外汇跨境流动的政策工具效果好于仅针对人民币以及同时针对外汇和人民币跨境流动的工具;数量型工具对控制股票和债券市场输入性风险效果更好,而价格型工具对外汇市场风险防范作用更强;政策对新兴经济体输入性风险的整体防控效果好于发达经济体;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使用,可以强化风险防范作用。在上述结论基础上,本文提出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建议。     

全球金融的迷局、乱局与变局——2012全球金融走势回顾及2013展望

2012年,全球金融形势及市场呈现四大特点:一是欧债危机由重债小国蔓延至重债大国,主权债务问题仍是全球经济金融运行最大风险;二是"保增长"重归政策主基调,出现全球流动性过剩、信贷紧缩与美元短缺并存局面;三是全球资本流动不稳定性加剧,新兴经济体流动整体"由进转出";四是国际金融市场经历阶段性剧烈震荡,但风险敞口逐步收敛。展望2013年,美财政悬崖风险、主权债务融资风险,以及新兴经济体尾部风险会左右全球金融市场走势,国际金融格局可能出现主权债务货币化,全球短期资本与长期资本流动分化,以及全球金融市场"钝化"的新常态。     

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使流动性收紧、资产价格下降、长期利率上升、资本回流。而资本流动逆转将直接引发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和汇率波动,通过汇率和贸易渠道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为应对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可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外汇缓冲政策、资本流动管理政策等减少资本流出的冲击。同时,新兴经济体还应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积极协调创建国际货币提供机制。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及我国的对策

美联储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较大作用。然而,利率回归正常化后,可能对全球金融市场乃至全球经济、发达经济体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产生影响。对此,我国应从货币政策、汇率形成机制、跨境资本监管、人民币国际化、"走出去"战略等方面采取措施以降低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     

国际热钱流动对我国上证股指的影响实证分析——基于VAR模型

随着全球贸易体系的日益壮大和各国贸易壁垒的消除,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逐渐增加。在国际资本流动的演变下,资本状态分为国际长期资本投入和国际短期资本投入,新兴的金融产品衍生物追求的是在最短的经济周期内创造更高的利益价值,于是研究国际短期资本更具有时代意义。随着国际跨境资本流入,我国的股票市场也受到冲击,上证综合指数反映了一定的经济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十分关键。本文将使用经济计量模型实证分析这一经济现象。     

国际热线流动对我国上证股指的影响实证分析——基于VAR模型

随着全球贸易体系的日益壮大和各国贸易壁垒的消除,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逐渐增加.在国际资本流动的演变下,资本状态分为国际长期资本投入和国际短期资本投入,新兴的金融产品衍生物追求的是在最短的经济周期内创造更高的利益价值,于是研究国际短期资本更具有时代意义.随着国际跨境资本流入,我国的股票市场也受到冲击,上证综合指数反映了一定的经济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十分关键.本文将使用经济计量模型实证分析这一经济现象.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脚步持续不断向前，金融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动更加频繁，在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的同时，风险也在倍增。在此背景下，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影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与跨境资本流动之间关系密切。其次，适度的通货膨胀水平有利于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入。再次，人民币升值是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在近期人民币贬值压力下相关风险递增。最后，开放的金融市场为跨境资本开拓了更宽泛的流入空间。因此，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为获得跨境资本流动的积极效应，应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向和人民币汇率变化，同时提高金融发展水平，使之与金融开放水平相得益彰。     

跨境资本流动、信贷配置风险与银行体系稳定

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方面。本文探究如何在金融开放进程中防范金融风险,具体研究金融开放条件下跨境资本流动剧烈波动如何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性。基于53个国家和地区1991—2017年的企业数据,本文测度了银行在企业间的信贷配置风险,并探究其在跨境资本涌入对银行稳定的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涌入改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通过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提高了银行信贷配置风险,降低了银行体系稳定性。有别于FDI资本涌入,股权资本涌入和债务资本涌入是产生国际风险承担效应、增大银行风险的主要类型。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能缓解资本涌入对银行稳定性的冲击。本文加深了对跨境资本涌入、金融中介风险承担行为和银行稳定三者关系的认识,为跨境资本涌入如何影响银行稳定提供了微观证据,对我国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化解外部风险冲击都具有重要启示。     

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演进与趋势

随着数字全球化转型的推进,如何治理跨境数据流动成为最具争议的全球治理议题之一。跨境数据流动的自然、经济和法律属性增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全球跨境数据流动呈现治理机制网络化、治理目标多元化、治理选择兼容性低等特征,这对全球治理合作体系的有效性及传统治理政策的适用性形成了挑战,治理目标难以平衡、治理能力难以跟进、治理合作难以达成。未来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趋于区域层面的治理合作,推动区域规则的兼容性和国家政策的互操作性将成为必由之路。中国应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政府与企业同向发力,规范和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提高参与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能力。     

中国跨境知识溢出的地理格局及影响因素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作为创新的源泉,其空间分布及流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及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现有跨境知识溢出研究主要关注发达国家,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关注较少。文章基于2003—2012年中国在全球专利统计数据库(PATSTAT)中的专利被引数据,采用Tobit模型分析中国对外跨境知识溢出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跨境知识主要流入全球创新体系的核心国家,而非边缘国家。中国跨境知识溢出主要受地理距离、知识通道通达性的影响,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越近、知识通道通达性越好,中国跨境知识溢出的强度越大。东道国技术吸收能力及东道国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层级对中国跨境知识溢出无显著影响。     

国际资本流入动因:全球性、区域性还是异质性

基于43个国家金融与资本项目下贷方数据,利用动态分层因子模型将国际资本流入的波动来源分解为全球因子、区域因子与国家异质性成分,测算不同层级动因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异质性因素作用最大,区域因素次之,最后是全球因素。此外,各层级因素的影响体现出资本结构、地区结构及经济体类型的差异性。从资本结构看,全球因素主要影响证券投资,异质性因素主要影响直接投资;从地区结构看,全球因素对欧元区经济体资本流入的影响最大,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体资本流入的作用最小;从国家类型看,异质性因素对发达经济体资本流入的影响要小于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的影响,全球因子对两类经济体的影响程度则相反。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数据要素推动数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深入，数据要素跨境流动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成为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基于ECIPE-DTE数据库测算了全球46个经济体2014—2018年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指数，结合国际面板数据展开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相关性分析，并通过中介效应考察此影响背后的传导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会显著地抑制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研发创新效应、制造业服务化效应和要素匹配效应会产生中介作用，阻碍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负向作用具有行业类型和经济体类型的显著差异，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这种负向影响。为此，需要制定合理的跨境数据流动开放政策，打通研发创新壁垒、优化要素配置、加快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信息技术水平，从而充分发挥跨境数据要素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杠杆作用。     

跨境资本流动、存贷利差与银行流动性创造

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62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考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有促进作用,该结论在实施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农商行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更大。跨境资本流动主要通过缩窄银行存贷利差渠道来促进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跨境资本流动-存贷利差-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传导渠道有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国际金融环境不确定性的上升均会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该成果将为提升跨境资本监管效率及防控流动性创造维度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及比较分析

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对新兴经济体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引起了广泛关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体现在多个方面,文章选择研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从经济原理和国际教训的分析入手,运用SVAR模型进行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巴西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实证分析。结果说明,美国货币政策会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产生冲击,冲击的程度与两国的经济关联度、经济发展状况、经济金融制度等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要避免美国的不利冲击,需要推进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经济结构优化和资本流动管理等。     

新兴经济体崛起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性缺陷暴露无疑。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会成为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要力量。目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其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严重不匹配,这也成为国际货币体系运行压力的来源之一。本文先概括了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几个特征,着重分析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其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表达了新兴经济体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最后本文提出了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具体策略。     

新兴经济体发展与国际格局多极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汪巍先生访谈录

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增长率低迷、债台高筑,新兴经济体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中国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这个世纪将见证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崛起。1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如何通过贸易和金融实力重塑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新兴经济体在这一进程中面临着哪些风险和挑战?面对新形势新兴经济体该如何应对?就这一系列的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汪巍先生。     

资本管制的理论依据与实践选择

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国际资本剧烈波动并严重影响各国经济,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尤为明显,引发对资本管制政策必要性的重新思考。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导致的新一轮资本流出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中国不断推进的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引起的对全球金融状况的敏感性逐步增加,都凸显出合理使用资本管制政策的重要意义。通过梳理近年来关于资本管制政策实施的理论基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待资本管制政策的态度、新兴市场国家资本账户管理的经验,以及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实践等方面的文献,发现现有文献在资本管制政策的有效性上尚未达成共识,未来应从资本管制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使用、资本管制政策的溢出效应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等方面进一步开展研究。     

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与新兴国家资本流入逆转

由于经济状况的好转,美国、欧元区和英国等发达经济体不断推进其货币政策回归正常,改变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在发生转向。在此背景下,文章利用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是否会导致流入新兴国家的国际资本锐减,进而引发资本流入逆转。研究结果显示,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对新兴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负面影响有限,新兴国家资本流入减少的幅度远低于资本流入逆转的阀值。与新兴国家的平均状况相比,低经济增长和弱资本管制新兴国家受到了更多来自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的冲击,但这些国家资本流入减少的幅度依然低于资本流入逆转的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