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股权激励能否作为一种“实虚平衡”治理机制,通过约束管理层金融化行为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其效果受哪些因素影响、作用渠道是什么?本文采用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综合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发现：(1)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与金融化套利动机有关,在限制性股票激励样本、民营企业样本中更显著。(2)股权激励的金融化抑制作用集中于其对长期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通过提升管理层实体业务投资倾向而实现,而代理成本和风险承担的中介作用未获证实;(3)股权激励可缓解金融化的创新挤出效应。应重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功效;提升股权激励方案的适宜性、精准性及实施效率;用好管理层股权激励这一机制或工具,防止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形成“创新挤出”。     

制造业上市公司"脱实向虚"的困境及其治理研究

实体企业金融化是资本市场的普遍现象,本文以奥马电器为例,考察制造业上市公司"脱实向虚"现状.研究发现:制造业上市公司"脱实向虚"表现为金融投资增加;金融投资虽然能促进资金增值,但也会提高投资风险;过度金融化倾向可能影响企业实体投资,降低财务绩效;聚焦主营业务、减少金融投资是有效治理"脱实向虚"的重要举措.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根本在于企业自身,关键是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文章丰富了制造业金融化的经验证据,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的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完善金融投资监管体系,也有助于推动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     

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逆周期效应及"脱实向虚"风险研究

基于2002-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结果显示: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的逆周期效应,但受企业异质性影响,不同类型企业金融化行为逆周期效应具有差异性,属于轻资产、国有制、制造业以及非东部的企业,其金融化行为的逆周期效应较为突出.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会抑制固定资产及研发创新的投入,进而挤出实体资产收益.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潜在动机表现不同.在经济上行期,企业金融化是套利投资行为;在经济下行期,企业金融化可以起到平滑资金作用,但需防范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可能带来的"脱实向虚"风险.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税收激进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许多实体企业纷纷调整投资策略,将资金投入金融业,使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日益提高,由此带来的经济后果广受关注。目前,学术界对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的探讨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企业金融化对税收激进的影响也是一个亟待厘清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应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对税收激进的影响,并探讨融资约束、税收征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税收激进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提高、税收征管力度的降低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依据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程度锁定税收激进企业,加强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管控,制定提高企业流动性的税收激励政策,完善延期缴税制度。     

要素市场扭曲是否加剧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

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要素市场扭曲成为阻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障碍。本文选取2010-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要素市场扭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加深导致企业金融化程度显著升高，该结论在通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通过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加剧融资约束两种机制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异质性检验表明，该效应仅在民营企业、没有政治资源的企业、所处地区财政压力大的地区的企业和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企业中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推行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权变抑或逐利:环境规制视角下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制度逻辑

立足环境规制日趋严苛和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现实背景,本文基于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尝试由环境规制入手阐释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制度逻辑.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具有强化效应;与低区域环境规制压力企业和弱污染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强化效应在高区域环境规制压力企业和强污染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实体企业金融化,最终对企业主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拓展了环境规制经济后果相关研究,从环境规制角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制度动因进行扩展性探讨,对环境规制政策的调整优化以及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治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     

企业金融化、董事长金融背景与R&D投入——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不断加重,严重挤出了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制造业发展前景堪忧的事实,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09~2017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R&D投入的关系,并进一步引入董事长金融背景这一中间变量。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会抑制企业的R&D投入;当企业董事长具有从事金融相关行业的经历,即企业董事长具有金融相关背景时,会加重企业金融化程度对R&D投入产生的挤出效应;此外,中西部地区企业和国有企业相较于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来说,企业金融化对R&D投入的抑制作用更强。本研究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去理解制造业企业金融化、董事长金融背景及创新水平的关系,并为政府合理引导制造业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金融化行为以及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成本冲击、利润率差距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外生冲击

本文以外生制度成本冲击——最低工资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选择2000-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最低工资制度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制度显著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且实体资产与金融资产间利润率差距越大以及劳动密集型程度越高,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越明显。平均最低工资标准自然对数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金融化水平约增加14.38%个标准差。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平均工资水平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距越小、企业向市场成本转嫁难度越大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越强。进一步讨论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加剧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负面效应。以上研究结论对挖掘外生制度成本冲击下实体企业金融化背后所蕴涵的企业策略性动机,进而为破解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制度诱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全要素生产率：“蓄水池”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摘要：实体企业的发展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始配置金融资产,其经济后果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挤出”效应占主导。对投资不足的样本而言,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这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非但没有扮演“蓄水池”角色,反而通过降低企业创新和商业信用的路径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此外,实体企业金融化也显著降低了高融资约束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于丰富企业金融化以及提升全要素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抑制还是引致？

摘要：本文以2011－2021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投资替代”动机下,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形成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分析显示,金融资产并未充当“防御性储蓄”的角色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抑制企业风险,相反,金融化实际上挤压了企业主营业务发展,并引致了企业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性房地产发挥“投资替代”作用而引致风险,而长期股权投资发挥抑制风险作用。同时,“投资替代”动机更强的企业,引致风险的效果也越显著。本文研究结果为防范化解实体企业因金融化引发的企业风险及金融精准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选取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探究企业金融化—投资效率—企业价值的作用路径,分析融资约束水平在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出于市场套利动机,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投资效率在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当融资约束较高时,金融化程度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当融资约束较低时,金融化程度负向影响企业价值。     

放松利率管制、利润率均等化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本文以我国贷款利率上下限放开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产权性质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放松利率管制如何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能够显著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而放松贷款利率上限管制则无显著作用,支持了“市场套利观”。机制检验发现贷款利率下限管制的放松显著抑制企业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作用;拓展性检验还发现对于盈利能力越强、规模越大以及市场竞争压力越小的公司,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对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更显著。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利润率差距是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重要诱因,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改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助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ESG表现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

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制造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显示：制造企业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表现均与金融化显著正相关。通过替换解释变量、工具变量法、倾向性得分匹配(PSM)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制造企业ESG表现对金融化的影响与制造企业权力结构有关,但与制造企业产权性质无关。两职分离的制造企业中ESG表现与金融化显著正相关,而两职合一的制造企业中此种关系并不显著。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产业发展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持股金融机构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实体企业持股金融机构为切入点,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企业产业资本盈利能力,以期理解微观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现象。结果显示,实体企业持股金融机构显著降低其产业资本收益率,该负向影响在持股金融机构后5年内仍存在。机制检验发现,实体企业持股金融机构后,企业内部配置更多金融资产,挤出用于产业设备更新的固定资产投资,拖累实体产业资本收益率。此外,持股多类型金融机构和持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能有效缓解实体企业金融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变实体经济生存环境,破除过度金融化困局

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行业利润大幅下降,实体经济开始大量涉足金融领域,已经开始表现出偏离主营业务、片面追求金融利润等明显的过度金融化倾向。为破除过度金融化困局,提出了坚持金融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改变实体经济生存环境、加大对企业研发及生产投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引导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企业等防范过度金融化风险的策略。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基于期限结构异质性视角

企业金融化反映了微观层面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与企业业绩存在复杂的联系.以2010-2018年在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样本,从期限结构异质性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短期、长期业绩的影响及传导渠道.结果 显示:企业金融化与短期业绩是正相关关系,与长期业绩是负相关关系,并在短期通过逐利渠道、长期通过实业投资渠道对企业业绩产生不同影响;通过不同的分组回归发现,企业金融化对短期、长期业绩的影响随着产权性质、所处生命周期和地域位置的不同而表现出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高融资约束以及高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改善甚至扭转金融化对企业长期业绩的负向影响,高企业社会责任则相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金融化影响企业业绩的内在逻辑,为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与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经验证据.     

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其转型升级程度的影响——基于风险与收益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19年的数据,在利用文本方法衡量企业转型升级程度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其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显著抑制其转型升级;（2）在风险收益框架下研究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发现,企业创新和经营风险存在部分中介效应;（3）国有性质产权削弱了企业金融化对其转型升级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高质量发展目标下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金融资产配置提供了建议和启示。     

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信贷资源多维错配与金融稳定

本文聚焦我国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信贷资源多维度错配为切入点，选取2006-2020年省（区、市）际面板数据，运用非线性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表明，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对金融稳定表现为“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信贷资源企业所有制、规模和活性三类错配对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分层驱动机制

本文将实体企业的显性金融投资与隐性金融投资同时纳入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范畴，构建包含显性金融资产、影子银行资产和经营性资产的投资组合模型，从理论机制上推演实体企业在显性金融投资和隐性金融投资两个不同层次金融化的驱动逻辑。理论模型显示，企业金融化驱动因素包括两类：一是备择资产的相对复合风险，二是分类资产间的调整利差。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逐篇阅读企业年报，采集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委托贷款和委托理财加总数据作为影子银行投资指标，结合其他财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实体企业的显性金融投资和隐性金融投资(即影子银行投资)均受到相对复合风险的显著驱动，但两类金融投资受调整利差驱动的机制具有明显差异：显性金融投资主要受显性金融资产与影子银行资产间的调整利差驱动，而影子银行投资则主要受影子银行资产和经营资产间的调整利差驱动。进一步考虑货币因素的结果表明，宏观层面的货币供给增加并不会助推企业两个层次的金融化行为，宽松货币环境更倾向于促进企业脱虚向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