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民事上诉制度

法律的终极目的就是在赋予公民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等权利的同时,保障国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平等而充分地寻求到救济的途径。正如法谚所云：＂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因此一部正义之法必定要以它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为国民提供救济权利的途径。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就设计了多样化的程序救济途径,而民事上诉制度是其中实现＂接近正义＂必不可少的一项制度设计,下面笔者就此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建立我国环境保险制度研究

21世纪，由于自然和人为的活动引发的对生态、人体健康和社会财富的不确定性侵害已愈来愈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而环境保险具有风险评价、风险监察和损害救济等功能，能保障环境侵权受害人的权利救济、环境污染的及时治理和减轻企业运作中的环境责任。     

劳务派遣中的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实践中被派遣劳动者由于处于弱势地位,其自身权益常常遭到损害。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侵害主要表现在被派遣劳动者同工不同酬,劳务派遣滥用,权利救济困难等等。因此,为了稳定劳工市场秩序,保护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必须进一步实现同工同酬;明确劳务派遣的所适用的领域及派遣期限;完善权利救济的解决途径,以尽快完善我国的劳务派遣制度。     

试析空白票据丧失后的公示催告

根据我国《票据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票据权利人丧失票据后，可以通过挂失止付、公示催告、普通诉讼等救济措施行使票据权利。一个有效的完全票据丧失后，其权利人就可以采用这些救济措施恢复权利。但如果是空白票据丧失后，其权利人能否申请公示催告，则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颇多争议的问题，本试就此作一探讨。     

论高校行政管理视角下高校学生合法权利的行政救济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和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依法治教取得了较大进展,而学生的法律权利保障问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是实效性不高。本文主要通过分析高校行政管理过程中对高校学生权利的侵害表现形态,以及高校学生权利行政救济实现现状,为进一步完善我国高校学生权利行政救济提出对策。     

高校信息公开与学生隐私权的保护——以公开学生违纪处分为视角

学生受纪律处分的记录属于学生的个人隐私,学校不加限制地公布其对学生作出的处分决定构成对学生隐私权的侵害。对于是否应公布处分决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公布处分决定,学校需要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知情权与隐私权之间寻求平衡后才能作出合理合法的抉择。要从公益优先原则、尊重人格原则、价值衡量原则、最小侵害原则等方面宏观把握,还要从尊重学生隐私、建立健全制度、改进公开方式、提供权利救济等微观层面去操作。     

对我国规制控制股东滥权的法律思考

控制股东权力的滥用与控制利益有关,与权力本身的特点有关,与不完善的法律规制导致滥权成本过低更是密不可分。从比较法的角度,国外立法在尊重控制股东控制公司这一公司内部治理方式的前提下,采用直接规定权力的正确行使方式、课以权力行使者相应义务和责任、以权利制约权力、给予遭受权力侵害方以相应救济等途径对控制权的行使进行了限制。这些做法为我们如何完善相关制度提供了思路,我国应在结合自身情况的基础上对这一商业社会自身锻造出的运行方式给以正确引导和法律规制,使其在正确的轨道上发挥最大效用。     

论胎儿利益在侵权法上的保护

侵权法保护的胎儿利益主要是偏重于对胎儿人身健康利益的保护与救济,尽量减少侵害胎儿利益的侵权行为。侵犯胎儿利益的行为是现代侵权行为的一种,有其特殊性。人身权延伸保护理论将胎儿利益视为先期人身利益来寻求法律的保护,既回答了胎儿无权利能力和权利的问题,又找到了胎儿利益受法律保护的基点。我国应扩充民事侵权法,将胎儿利益纳入到我国民事侵权法的保护范围之中来。     

论乙肝病毒携带者权利的法律保护

从“乙肝歧视第一案”开始,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维权案件便不断出现。然而,由于公众对乙肝的认知存在误区、现有法律的缺陷和不被普遍接受,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劳动权、隐私权、受教育权及其他权利依旧受到侵害。为了保护我国1．2亿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应有权利,相关政府及部门在向公众普及乙肝的医学知识和法律知识,不断完善保护乙肝病毒携带者权利的立法的同时,还应该积极拓展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救济途径。     

国家赔偿法修改之我见

国家要致力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就必须深度审视国家赔偿问题,不建立完善合理的归责原则,国家赔偿就是一个象征性的空壳,不利于规制国家权利运行和公民权利保障;不建立专门有效的赔偿义务机关,即使确认了公民的赔偿权利也不利于该权利的实现;不完善赔偿范围就会导致公民的许多权利在侵害的情况下得不到国家赔偿的救济,即使有救济其救济的力度也远远不够,极大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招股说明书中风险因素有效披露的分析

<正>证券发行注册制的本质是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将判断证券价值的权利交由投资者行使。投资者在评估证券价值时，需要同时获知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发行人对风险因素（risk factors）的披露，旨在告知投资者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为投资者评估证券价值提供有效信息。证监会明确要求招股说明书披露对发行人及证券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所有风险因素，以确保投资者在充分知悉投资风险的基础上作出理性决策。     

从纳税人权利的司法保障谈我国税收司法改革

如果说立法保障为保护纳税人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行政执法保障为纳税人权利得以真正实现提供保证的话,那么司法救济在纳税人权利受到侵害时无疑就成为其维护自身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只有对我国目前的税收司法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才能最终建立起完善的纳税人权利司法保障制度。     

税收救济“双重前置”规则的法律经济学解读

立法者制定《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根本目的是保障纳税人的司法救济权,"双重前置"规则只是防止纳税人滥用救济权利而设置的平衡机制。然而,实践中"双重前置"规则却破坏了立法者的根本目的,"清税前置"规则的存在将一部分纳税人排除在救济程序的大门之外,"复议前置"规则更是增加了纳税人的救济成本,成为其行使权利的阻碍。因此,有必要取消税务救济的"双重前置"规则,同时加强复议机构的中立性,改革其经费来源制度,以保障纳税人的救济权利,实现立法者的根本目的。     

我国税务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建议——兼评《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有关规则北大核心CSSCI

我国税务行政救济制度在对纳税人诉权的保护、举证责任、调解与和解、税务行政复议机构和税务行政诉讼审理机构设置等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客观上阻碍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十三五"期间,结合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和即将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借鉴先进国家的立法经验完善相关制度,有利于及时有效地保障和救济纳税人受到侵害的权利,以贯彻落实税法中的纳税人保护理念。     

论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以美国CFPA法案为视角

在金融创新的时代,消费者的知情权既是他项权利行使的前提,也是最容易被金融机构侵犯的权利。美国CFPA法案特别重视对该项权利的保护,成为金融创新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楷模。在中国,要为金融消费者提供切实的保护,我们必须从以下三方面入手:赋予金融消费者知情权,并着重消费者的咨询权;要求金融机构提供商品和服务真实信息;明确规定救济途径与救济方式。     

论民事强制执行救济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民事执行救济是指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在程序或实体上的权利因执行机关的强制执行行为受到侵害时,所设立的一种补救保护制度。笔者将对我们民事执行救济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的建议。     

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瑕疵之救济

对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之瑕疵，起诉权应由股东和监事会或监事共同行使，救济措施应改“停止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之诉”为“撤销之诉”“无效之诉”或“侵权损害赔偿之诉。     

论我国行政指导的救济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完善,行政指导制度成为了现代行政管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手段,行政指导在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国家法制的不健全,行政管理的不科学,造成行政指导在实践中发生异化为行政命令等强制性行政行为,发生了很多侵害行政相对人的情形,然而由于行政指导救济制度的缺乏,使得这种侵害相对人权益的行为无法得到救济,违反了现代法治的"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原则。本文在通过对行政指导救济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结合我国行政指导救济的现状,最后给出行政指导救济的对策。     

困境与出路:纳税人权利救济体系的完善

当前,我国税收征管实践中税务争议数量增多且日益复杂化,纳税人权利救济成为保障税务部门公正执法的重要路径。然而,我国纳税人权利救济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导致纳税人行政复议权和行政诉讼权保障不充分。基于此,本文从三个视角进行了分析:一是提出"清税前置"和"复议前置"规则下纳税人权利救济体系的维权阻碍及其成本,并基于"当事人主义"提出改革路径;二是基于审查范围和审查力度提出纳税人权利救济体系低效及其修正的逻辑机制;三是从审理机构设置与案件事实查明的难易程度等视角分析纳税人权利救济裁判结果的质量与公信力。     

简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仍然存在很大缺陷,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是实现权利的本质内涵的需要;是满足国家正当性存在并实现其存在价值的需要;是履行国际人权公约义务的需要。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需要：在宪法中增加规定权利救济请求权,将其确立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健全有关公民基本权利救济的普通法律体系,全面落实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在宪法中增加对私人间普通法律未提供救济的公民基本权利纠纷的救济规定;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应有作用;在宪法中确立基本权利的法律限制的界限和原则,以此来减少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所存在的对公民基本权利侵害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