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概述了区域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理论及其判断方法，并以江苏省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因素分析，认为：1994～2000年，在苏南和苏中内部经济增长存在俱乐部收敛趋势，工业化水平和投资率是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采用针对落后地区的倾斜发展政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高速铁路对区域可达性的影响研究--以沪宁地区为例

作为一种新型快捷交通方式,高速铁路的建设将对沿线地区的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文章以沪宁地区为例,探讨了高速铁路影响下沿线地区可达性的变化,采用了有效评价旅行时间、经济潜力、日常可达性三类分析指标,初步得出不仅沿线地区将产生深刻变化,且临近区域也受益匪浅的结论,从客观上论证了修建京沪高速铁路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区域差异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文章首先通过采用1991-2010年间的数据,用回归分析法研究了江苏省城乡人均居民收入、商业规模、政府支出和常住人口对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对江苏省居民消费长期发展有显著影响的是城镇居民收入和常住人口,且常住人口总量对消费影响程度已经明显大于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为了全面了解江苏省区域性消费影响因素的差异,采用上述所有影响因素2004-201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法将江苏省十三个市分为三类,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三类城市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对三类城市消费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因此,政府在制定促进消费的各项政策时,要因时因地有针对性的进行。     

乡镇企业主导的区域产业空间研究--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

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从分析其具体的产业布局特点人手，研究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密集区域的产业发展新趋势与空间结构调整的新要求。提出了引导该类区域产业空间整合的主要模式与具体对策，并延伸分析了几种典型的乡镇企业主导的产业空间对区域城乡空间的引导模式。     

城镇密集区的界定—以江苏省为例

城镇密集区是城镇和区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１９５７年法国城市地理学家简．戈特曼提出“城市带”的概念以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学者被吸引到这一领域。目前中国也正掀起一股研究城镇密集区的热潮。因此，有必要对城镇密集区的概念，特征诼界定等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以有助于研究的深化。本文就此作一初步尝度。     

地级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四川省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文章以四川地级行政区划调整为例分析这种影响.从1993年到1998年,先后对原南充地区、达县地区、乐山市和内江市进行了拆分,在保留原有四个地级行政区建制的同时,新设了广安地区、巴中地区、眉山地区和资阳地区.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自区域拆分后,新设地区和保留地区经济均取得了高于周边同类地区的发展速度,而这种拆分对新设地区的中心城市发展有更大的推动.     

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浙陕为例

在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中,区域文化因素已不容忽视.区域文化是一个区域内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形成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它通过“文化无意识”影响区域经济主体的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从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浙江文化属于创新型文化,陕西文化属于保守型文化,正是区域文化性质的不同,导致了浙陕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和差距.     

专业化产业区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以浙江为例

专业化产业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浙江经济快速发展就得益于专业化产业区在全省各地的兴起与发展。专业化产业区的生成深受工商业传统影响，并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具有市场带动与工贸并举的特色。专业化产业区发展推动了浙江的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进程，同时，其自身也面临着由需求与供给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状与对策——以山西省为例

文章在区域经济理论的支持下,先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涵义及度量指标进行了介绍,并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度量指标框架下对山西省的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解决山西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湖南公路网络演变的可达性评价

利用可达性评价模型,计算1984—2004年公路网络演变过程中带来的可达性变化,并对2025年湖南高速公路网络可达性进行模拟。结果表明:湖南公路网络变化过程中,可达性显示以中南部为主的“中心—边缘”同心圈层结构,呈现明显“东北—西南”轴线特征,网络变化使湘西、湘南等边远地区受益巨大,但滞后的特征仍然显著。公路网络演变过程中,城市之间的可达性变异先减小后增大,到2025年,湖南高速公路网络完成,城市间可达性将逐步实现优化均衡,14个地级市4h通勤圈基本形成,长沙等核心城市2h交流圈的扩展将推动区域一体化的纵深发展。     

江苏省城镇间可达性及其格局演变研究

可达性评价一般包括网络分析和栅格分析.借助AmGIS的空间分析功能,采用栅格分析方法,以江苏省65个县(市)行政中心(城镇)为研究节点,利用1990、1996、2002和2008年的交通路网数据,对江苏省4个研究年度城镇间两两可达性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其格局演变特征.结果表明:江苏省城镇间可达性改善明显;城镇间可达性结构由"纺缍型"向"倒金定塔型"转变;城镇间可达性总体差距在不断缩小,城镇间联系更加紧密;城镇间可达性改善并不均衡;交通建设的不均衡发展,导致城镇可达性和区位优势的改变.     

世界互联网城市网络的可达性与等级体系

根据2008年全球互联网地图,利用网络分析方法,计算了城市节点的整体可达性和最短距离可达性,并结合总带宽和连线数据,对世界互联网城市进行了等级划分。研究表明:影响世界互联网城市节点整体可达性和最短距离可达性的关键因素略有不同;世界互联网城市等级体系是建立在原世界城市体系上的一种新等级,其受节点网络功能、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国际航空交通运量,以及GDP和综合竞争力等因素影响。     

广佛都市圈公路网络通达性及其空间格局

利用GIS手段,以重力度量模型、网络连通度和最短距离度量模型为基础,构建综合评价指标分析了广佛都市圈17个县区、127个空间节点的公路路网通达性。研究表明:广佛都市圈的公路路网发育较成熟,受自然环境、经济及空间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其通达性空间格局呈明显的圈层结构,通达性从都市圈的几何中心向外围递减,且向东—西方向延伸,成走廊态势,南北向的通达性递减趋势明显快于东西向,珠江北岸通达性优于南岸,并对广佛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提出调整建议。     

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背景下的皖江示范区通达性分析

以皖江示范区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为背景,立足于示范区的物流和客流两个层面,运用CIS栅格分析和网络分析以及ESDA分析技术从时间指标和费用指标,研究了示范区物流可进出性和区内客流的顺畅性.结果表明:由长三角12门户城镇进入示范区的可进入性大体上是以空间距离为基础,局部上由于路网的作用两者共同形成了可进人性的四大城市区;四大城市区以东北-西南向布局平行于进入皖江城市带的长三角12城镇,其局部轮廓有着明显的高等级公路指向性;客流顺畅性上,时间和费用可达性空间格局两者有很大的相似,都是以"双核-隔离岛"形成的圈层结构,时间可达性上呈现高速公路指向性,而费用可达性上呈现铁路指向性;区内城镇间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局部区域分异明显.     

江苏省县域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性的定量评价

选择区域子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确定各要素的评判标准;其次,根据集对分析方法的思路,得到各子系统所处的状态;第三,按照空间解析几何的内涵,由三个子系统的状态构建一个三维空间,空间中的任一点到"系统完全协调状态"线的垂直距离和到原点的直线距离可分别表示区域系统协调性和区域综合水平;最后,将区域系统协调性和区域综合水平分别进行分等并矩阵列联,得到两者的组合类型。运用该方法定量评价了江苏省52个县域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性。结果表明:①江苏县域系统协调性的好差与县域经济水平(即人均GDP)的高低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并不显著;而江苏县域综合水平的高低与县域经济水平的高低之间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苏南多数县域属于高水平上的协调,但昆山、江阴、常熟、太仓、扬中却属于高水平上的不协调,而苏北大多县域则分属于低水平上的协调和低水平上的不协调。研究结论可为江苏省不同县域采取相应策略促进区域系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信息网络对企业空间组织的影响

信息网络是信息社会的主要基础设施,本文从信息网络的概念、分类和形状入手,讨论了信息网络对企业区位和劳动空间分工的影响,并举例加以说明,最后对地理学开展新的空间经济发展研究提出了思路.     

我国湖泊管理体制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水环境日趋恶化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症结在于现行水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文章通过实证研究.以江苏湖泊为样本,分析了湖泊管理结构及规划管理、行政执法管理、目标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并借鉴国内外湖泊管理经验,建议改进我国现行湖泊管理体制机制,对湖泊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实行一体化管理.可行方案是:在现行分级、分部门管理的基础上,在流域尺度下对湖泊实行协调性综合管理,并提出了省级湖泊管理模式.     

EVALUATING THE IMPACTS OF SUBSIDIES ON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GERMANY

Innovations are a key factor to ensur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stablishments as well as to enhance the growth and wealth of nations. But more than any other economic activity, decisions about innovations are plagued by failures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As a response, public instruments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stimulate private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measures, however, is ambiguous and calls for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In this paper we make use of the IAB Establishment Panel and apply various microeconometric methods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public measures on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German establishments. We find that neglecting sample selection due to observable as well as to unobservable characteristics leads to an overestimation of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that there are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with regard to size class and between West and East German establish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