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承还是颠覆：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的巨变与重塑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劳工状况发生了巨变。与大工业时代相比,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和劳动之间的双重效应没有顺承发展,而是被颠覆,从以“适应效应”为主演变为以“异己效应”为主“。异己效应”的凸显促使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技术”的关系出现逆转,给劳工状况带来了三方面的挑战：劳动主体被“数字技术”所肢解;算法控制替代了原有的契约控制,在剥削被进一步掩盖的同时,劳动的强度不断增强;社会分工被加剧异化,不同时空劳工组织结构被扭曲。通过对这些现象的理论溯源,本文认为,数字技术对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进行了重构,数字技术不仅增强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而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加剧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为了有效重塑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本文提出了两条路径：劳动者联合起来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两个建议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归,也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对具体理论的发展。     

数字监控资本主义下劳动控制的新变化——基于“技术—制度—控制”的分析框架

考察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控制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文本考察，“技术—制度—控制”可以作为分析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新变化的工具性框架。从技术维度来看，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空间控制由物理空间延伸至数字空间，时间控制从劳动时间延伸到闲暇时间。从制度维度来看，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工艺制度由传统的“鞭子”和“罚金薄”转变为算法控制，正式制度由传统的刚性雇佣制度转变为弹性雇佣制度，非正式制度由“制造同意”转变为“自我同意”的意识形态形塑。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实现了经济效率高但劳资关系不稳定的控制状态。     

数字经济、凯恩斯“世纪预言”与共同富裕

凯恩斯在1928年的演讲中预言百年内后辈将摆脱“经济问题”的困扰。在预言中凯恩斯将未来的美好前景寄托于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的同时忽视了分配问题。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背景下形成的数字经济方兴未艾、影响持续深化。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共同富裕思想的辨析,数字经济本身并不能扮演“经济问题”的终结者,无法自发促成共同富裕的实现。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发展应坚持更有效率与更加公平相统一的基本原则。为此应强调发挥更加“有为”的“无形之手”的调控作用;应引导和鼓励数字经济助力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坚持“做大蛋糕”;应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形态下初次分配的合法性、正义性与公平性;积极建立和完善数据要素市场,规范和引导互联网资本健康发展;发挥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在再分配中的积极作用“,分好蛋糕”。     

明晰数字资本主义的五大辩证关系

随着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的紧密结合,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并产生一系列新的变化。充分认识和深入辨析这些新变化的表象和实质,有助于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质。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经济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进入新一轮繁荣,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并没有消解甚至愈发深重;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并助力经济进一步发展,但也造成人被数据所异化;劳动的工具、过程、场域、分工等变得更加灵活多样,但也使资本对人的奴役更加全面、隐蔽和彻底;技术革命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趋同,却掩盖了背后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数字技术虽然拓宽了人的生存空间,但又强化了对人的自由的戕害。审视并认清数字资本主义的虚假表象,剖析数字资本主义的实质,能使我们规避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些误区。     

网络空间发展与数字经济生产方式演进——兼论“数字孪生”与“元宇宙”

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演化进程是网络空间、物理空间、人类社会空间的三元融合过程。从狭义生产方式看，“数字孪生”“元宇宙”等新技术、新模式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融合，推动网络化资源配置方式的发展，同时拓展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结合范围；另一方面，引领在线化新业态发展，促进网络空间与人类社会空间融合，同时引致数字化条件下的劳动组织方式向虚拟化、网络化、非线性方向演化。从广义生产方式看，以数据要素和网络空间发展为基础，传统的劳动者相互联系的劳动过程被数据要素参与的高度智能化、网络化的劳动协作所取代，劳动组织方式的网络化在局部增强劳动者就业灵活性和生产自主权的同时，也增强了资本对劳动者控制的深度和广度。     

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运用,传统劳动在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中衍生出了数字劳动。分析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的实质和新现象,对于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资本放大了数字劳动中劳动对象和手段的非物质性特征,但数字劳动并未改变劳动的本性,仍然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与数字劳动相对应的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并未改变数字资本的剥削本性。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并未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反而带来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在宽度、长度、深度三个维度的新变化。只有深刻认识到数字资本主义加剧了现有劳资关系不平衡、扩展了新的阶级对立、使剥削更具隐蔽性,才能揭开数字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劳资关系“自由化”“灵活化”假象,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蔽,并验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真理性。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途径与作用实证研究

数字要素作为近年来最具核心竞争力的资本,已成为驱动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构建包含“新发展理念”多维属性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测度了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含自治区、直辖市,西藏除外)的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和分维度指数,结合各省份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建立计量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经济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其次,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创新、协调、共享”水平,但是对“绿色、开放”作用不显著;再次,创新的赋能效应最大、共享最小;最后,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其中中部地区作用最大,东部和西部基本相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未来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特性及其数字经济效应——基于马克思的机器与异化理论

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出现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当前学术界热议的话题。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展现出来的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特性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马克思看来,新机器的发明具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文明面。在数字经济中,它表现为推动数字技术全面升级、加速数字产业化、赋能产业数字化、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不过,新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在数字经济中也会导致劳动者技术性失业问题、“数字异化”现象以及“算法意识形态”等消极效应。在数字经济中对待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应该积极推动其社会主义应用,促进劳动力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协同发展,培育新产业与新业态;引导新一代人工智能融合实体经济,确保技术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构建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导向的通用大模型。     

数字经济、全劳动生产率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的深入推进,数字技术的应用进入深化发展与共享发展的新阶段,数字经济对于区域经济的驱动作用不断增强,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测度2013—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GMM模型、中介效应方法等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缩小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全劳动生产率下降,加快劳动生产要素由发达地区生产性部门向欠发达地区非生产性部门的转移,削弱了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主要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并且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存在政策阶段性和动态性。基于此,从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提高数字劳动者人力资本和强化数字经济政策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与实现路径

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作为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具有技术性、互联性和倍增性等典型特征,通过创新要素的高效集聚与创新组织的精准匹配,重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通过促进产业变革调整与贸易转型提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形成网络效应,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数字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同维度的相互渗透、相互反馈及协同演化的进程。当前,数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在于提高数字创新能力、深化数实融合、增强数字普惠共享及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具体需要促进数字创新的加速发展,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动能;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基石;营造数字网络的生态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绩效倍增;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提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保障。     

以“经济专业化”巩固中国地区的“经济特色”

“地区经济专业化”作为专业化发展的高级形式 ,它以人的劳动专业化和企业生产的专业化为基础 ,它的性质、作用及其与“特色经济”之间的联系表明 :以“地区经济专业化”来巩固特色经济的成果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     

“数实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以下简称“数实融合”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然而，在推进“数实融合”的同时也面临着区域间或产业间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据流动性弱、复合型人才缺乏、相关法律政策和行业标准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在明确“数实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和逻辑机理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从加强研发、打造产业链、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深入挖掘“数实融合”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而从提高政府数字治理能力和提高企业数字治理能力两方面提出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劳动社会化研究

数字经济基于数据传播技术与组织平台变革促进了产业融合创新与劳动社会化。论文首先对西方近期关于数字经济劳动代表性观点进行辨析,然后基于马克思机器观对新型数字化劳动正本清源,并采用唯物史观视角构建劳动社会化演进图谱,解析了数字经济下劳动过程理论底层逻辑的嬗变,揭示了数字经济下资本对劳动实质性纳入与柔性规制,探索“人本”数字经济治理机制,规范与发展资本,从而实现对社会劳动广泛公平吸纳及人的全面发展。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在分别构建省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和涵盖富裕、共享维度的共同富裕指标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解决增长和分配问题显著推进了共同富裕,在考虑内生性与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中等共同富裕水平地区更为显著;且上述影响效应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扩大公共服务投入的机制来实现。进一步拓展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对临近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还会促进低收入家庭向中等收入家庭流动,进而有利于“扩中提低”的实现。上述结论对新发展阶段我国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数字鸿沟”的视角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关键突破口,技术创新是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1—2019年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渠道。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且这一积极影响还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的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创新动力和强化集聚效应是数字经济促进创新的重要渠道。本文还发现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企业、行业与区域三个层面都表现出较强的“数字鸿沟”,而非普惠性的“数字红利”。因此,一方面应当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培育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新动能;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克服数字经济在制造业创新中产生的“数字鸿沟”,避免强化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创新出现的“极化效应”。     

资本主义时代“技术—资本”互动机制的历史演变与超越前景

“技术—资本”互动机制是内含技术和资本两个对立面的总体概念，用以表征技术与资本的规律性互动。“技术—资本”互动机制在历史上的阶段性演进表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虽然多次为资本主义带来繁荣，但仍无法克服其内在的制度痼疾，一再表现出资本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资本关系的这种历史暂时性决定了，“技术—资本”互动机制的存在有其固有的历史限度。与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持续对此历史限度进行遮蔽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着力揭示这种历史暂时性，揭露技术在社会经济演进中的作用，并展望实现技术合理运用的共产主义超越前景。在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集群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资本”互动机制遭遇发展困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表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技术—资本”互动机制正日益展示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光明前景。     

再论“循环型经济”与“节约型经济”

“循环型经济”作为一种理想的经济模式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毕竟是一个错误概念。在自然资源中,从原材料来看,有相当程度的难以循环性;从能源来看,在地球生态系统内根本就没有循环性可言;仅以环境要素出现的资源,就更加不可轻言循环。建议以。节约型经济”取代“循环型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节约型经济含有生产的集约化即资源的充分利用、再生利用的意义,同时还有遣度、明智地消费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循环,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循环。     

基于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的发展现状和对策思考——以“共享单车摩拜”为例

目的探讨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的运行规律.方法以“共享单车摩拜”的行业价值为切入点开展研究.结果互联网金融促进了共享经济;共享经济带动了新行业共享单车;共享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共享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对策.结论互联网金融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发展,共享经济得以不断做强做大,推动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促进：“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辩证思考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强调“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辩证统一。本研究聚焦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两大发展战略，构建省际共同富裕指数，利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与“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内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做大蛋糕”,并能在“分好蛋糕”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蛋糕”做大；数字经济能够“分好蛋糕”是以“做大蛋糕”为前提的。机制分析表明，产业结构调整是数字经济促进“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中介变量，创业活跃度仅是数字经济对“做大蛋糕”的中介变量，对“分好蛋糕”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同时，数字经济对于“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内部构成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既需要推广数字技术，打造创业平台，调整产业结构，也需要完善房地产政策和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     

共享经济——从“去中介化”到“再中介化”的被动创新

“共享经济”模式正成为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系统分析了共享经济模式的应用现状、效果与问题。基于万物演化过程的递弱代偿规律,阐明了共享经济其实是为了解决当前遇到的资源匹配问题而不得不出现的被动创新,从传统经济到共享经济是一个“去中介化”和基于共享平台的“再中介化”过程。在分析共享经济的资源动态定价机制、自由机制和双向约束机制等核心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共享经济的社群化、专业化和从C2C到B2B的发展趋势,给出了共享经济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