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本文借助十八大掀起的一系列反腐行动作为外生冲击,重点考察了反腐败对企业非经济绩效(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反腐败提升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且在此过程中,企业的"掩饰动机"和"资源释放效应"可能发挥了主导作用.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当前反腐败的背景下,增加环境保护、 消费者权利保护以及加强制度建设与改善可能成为企业提升自身社会责任的主要途径.本文为反腐败的实施成效提供了微观角度的实证证据,为"反腐有利论"提供了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证据.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竞争优势:转化效应与逻辑——来自中国100强社会责任上市公司经验证据的分析

本文从竞争优势构成的多层次性入手,剖析企业社会责任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契合点和转化机理;选取2009-2015年中国不同性质的社会责任前100强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引入CSR行为理论探究不同CSR行为在竞争优势不同层面的转化效应。从总体上看,CSR活动对企业竞争优势有显著提升效应,在资源能力与企业价值层面转化效应较好,但企业绩效层面转化效应不显著;不同CSR行为向竞争优势转化的效应不同,而且企业规模越大,转化效应越显著,这一结论 (发现),基于竞争优势来源构成的不同层次,对CSR-CFP关系之谜给出一种合理解释。     

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路径研究：基于眼球效应

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在企业管理中会出现水土不服还是可以带来新的视角对企业进行改革创新？是否可以通过发挥高管海外背景带来的眼球效应来提升企业价值？文章基于我国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企业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价值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高管海外背景能够发挥眼球效应吸引机构投资者。（3）机构投资者在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价值之间承担中介效应。研究结果为发挥高管海外背景的眼球效应优势,完善机构投资者治理环境,企业合理科学配置高管队伍,政府进一步实施吸引海外人才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内部控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

本文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以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分析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良好的内部控制质量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促进滞后一期企业提升价值;企业社会责任也对滞后一期的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滞后一期企业价值有促进作用,部分经由企业社会责任得以实现,即企业社会责任在内部控制与滞后一期的企业价值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环境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影响——“组织可见度”是否起到中介作用

我国现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下,企业对于信息披露的方式、时间等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力。因此,企业这一社会责任的自觉履行需要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动机支撑,但其作用机理是否有效,投资者的关注度及解读尤为重要,亦即“组织可见度”在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以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2013-2017年样本,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依次从分析师关注水平和媒体关注水平两个角度衡量组织可见度,检验其是否具有中介效应,并分析所有权性质差异下的不同结果。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能提升企业价值,组织可见度在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使用分析师关注水平衡量组织可见度时,该中介作用只体现在国有企业中;当使用媒体关注度衡量组织可见度时候,该中介作用在两种类型的企业中均只得到了部分体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本意是通过其影响企业的市值表现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其环境社会责任,本文通过揭示其中组织可见度的中介作用,有助于启示企业对其市值管理、有关管理部门对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引导时的操作思路。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股权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对员工的激励效果、从而对企业TFP提升的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规模的企业中,不同员工(高管与高管、高管与员工)之间,不同的薪酬差异程度下,表现不尽相同。本文以2008-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高管之间薪酬差距、高管与员工间薪酬绝对差距与企业TFP显著正相关,但高管与员工间薪酬的相对差距与TFP显著负相关,并存在"倒U型"关系;股权激励的实施可以显著提升企业TFP,而且在非国有、低内部薪酬差距以及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中股权激励的效应更好;相比限制性股票,期权作为激励工具对TFP的促进更为明显。因此,针对企业产权性质、规模的不同,企业内部高管间分工的不同(价值创造贡献不同),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应做不同的管理:国有企业凸显公平、私有企业追求效率,二者都要体现出核心高管的能力和价值。     

金融严监管、企业金融化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金融严监管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进行基于企业金融化的中介效应渠道检验。结果显示：金融严监管显著提高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且企业金融化行为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产权性质及市场化水平的异质性检验表明,金融严监管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均表现出促进作用,但企业金融化的中介作用效果表现出异质性,具体体现为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市场化较低水平环境中的企业更容易因金融化行为受到金融严监管政策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异质性的存在是由金融活动收益水平较低的企业引起的,即金融活动收益较低的企业更容易因金融化行为受到金融严监管政策的影响。     

环境规制是否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年国务院要求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DVAR)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显著为正;(2)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显著中介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效应不显著,此外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影响企业融资约束;(3)扩展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差异化效应。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提升出口DVAR,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可以按照不同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行业比较优势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制定差异化规制政策,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企业社会责任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国际化战略的中介作用与市场化环境的调节作用

文章利用我国A股372家主板上市公司2012—2019年的面板数据,将企业社会责任、低碳技术创新、国际化战略及市场化环境四个因素纳入同一框架,构建了一个具有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企业积极对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能够促进低碳技术创新的发展;（2）社会责任履行带来的低碳技术创新增值作用在不同的企业性质与经济市场环境中存在差异;（3）国际化战略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进一步通过促进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正向作用于低碳技术创新;（4）市场化环境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市场化水平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对低碳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大。     

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精准扶贫——基于企业慈善文化的中介效应检验

文章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6—2018年的样本数据对高管早期贫困经历如何影响企业精准扶贫展开研究,发现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会促进企业开展精准扶贫,促进企业慈善文化的建立,并且企业慈善文化在高管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出生于富裕地区且没有贫困经历的高管,变量数据相对于有过贫困经历的高管显著性不强,即对精准扶贫的影响不是更明显。相关结论不仅从行为经济学视角丰富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动因研究,同时对企业如何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