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多策扶助低收入纯农户增收

农民增收中最难的是低收入纯农户增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南京市已具备“反哺农业、回报农民”的基础和条件,为了让社会弱势群体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最近,南京市出台了《关于促进低收入纯农户增收的意见》。通过多管齐下、多策并举,力争今年将人均纯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纯农户收入提高到3000元左右,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2006-2010年力争使占农村人口5%左右的最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00元。促进低收入纯农户增收的思路和原则是“分类施策、全面覆盖,创新机制、讲求实效,以工代赈、以奖代补,政…     

以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为抓手促进共同富裕：重点、难点与政策建议

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持续扩大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可能会阻碍共同富裕进程，因此提高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程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分析中国农村居民收入长期变动趋势，认为农村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于精准识别低收入群体，难点在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本文同时基于浙江省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相关经验，为全国层面通过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出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推动农村低收入居民增收，需要从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三个方面共同发力，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关键在保障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就业机会，重点在增强无劳动能力人口的收入保障。     

农村收入差距抑制了农户创业吗?--基于流动性约束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呈现扩大态势,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农村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利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农村收入差距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降低了农户创业的概率,基尼系数每提高0.1单位,农户创业的概率下降1.45%,这一数值约为农村地区创业比例的21%,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通过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滞后效应和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仍然稳健。研究还发现,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降低了农户创业的参与人数、经营规模、经营绩效和新创企业的概率,并显著提高了创业失败的可能性,增加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和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概率。机制分析发现,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提升了农户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并降低了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抑制了农户创业。此外,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低教育水平、中低收入阶层和中西部地区家庭产生了更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的研究为全面认识农村创业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视角,对更好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农村的贯彻实施具有政策启示。     

努力抓好低收入纯农户增收工作

今年以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积极开展帮促低收入纯农户增收工作,特别是扎实做好促进低收入纯农户增收项目区建设,逐步完善了农民增收机制,促进了全区农村的和谐发展,为创建文明城区和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     

土地确权、要素配置与农户收入不平等——基于CHARLS201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现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可能会对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土地确权-要素配置-收入分配”的分析框架,并基于CHARLS2018年数据,运用RIF不平等处理效应模型探究了这一问题。研究发现：土地确权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且对中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远大于高收入农户,从而降低基尼系数,改善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其作用机制是通过促进农地流转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实现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农户间收入达到均衡,缩小收入差距。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信贷发放的规模偏向,土地确权的信贷效应也会扩大农户间收入差距。因此,为实现共同富裕,应赋予农民更多土地财产权益、加快完善城乡要素市场、深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     

农民增收的重点是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

现在农民增收的问题仍然很热。怎样搞好促进农民增收的工作?笔者认为既要抓全面，同时更要抓重点。没有低收入农户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关注农村低收入农户增收，促进低收入农户进入小康群体，就是当前促进农民增收工作的重点。最近，笔者对江苏省溧阳市低收入农户的现状与特点进行了分析。据调查统计，到去年底，溧阳市人均纯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农户有14689户，32640人，分别占全市农村总户数的7名和农村总人口的5．3名，其中人均纯收入低于1500元的农户有7610户，人口为15049人，分别占溧阳农村总户数的3．6名和总人口的3．5名。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的农民增收问题

当前,农民收入出现恢复性增长,各种惠农政策深入人心,农村进入新的黄金发展期。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问题仍然没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等趋势仍然突出,农民稳定增收依然困难。为此,我们选取了两个经济百强县为例,对324个农户家庭进行了入户调查。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的农户增收和追赶效应：外生推动与内生发展

通过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高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进而拓宽农户致富渠道、推动农户持续增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在分析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的增收效应和追赶效应作用机理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农户增收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从“外生推动”到“内生发展”的转化机制，以及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提低扩中”的追赶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农户增收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通过提高工资性收入助力农户增收，并促进农户本地就业；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还能通过提供社会化服务、推动企业创造，助力农户增收。第三，在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者管理能力的调节下，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通过提高农户的经营能力与公共参与的积极性，实现农户收入增长“内生发展”。第四，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低收入农户群体的增收作用更强，能有效降低乡村基尼系数与个体收入剥夺系数，助力低收入农户群体追赶中高收入农户群体，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推动乡村共同富裕。     

农户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使用中的成本负担:基于中西部三县调研材料的分析

中央财政对农村地区的公共投入缩小了城乡差距,但农村公共投入的政策效果不仅取决于城乡差距的减小,而且还要受到农村内部差距的影响.本文基于中西部三县调研活动的数据资料,总结了农户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和使用中成本负担的表现和作用,分析了成本负担加重农民负担和排斥低收入家庭、流动人口从公共服务中受益的影响,并指出了农村公共服务的成本负担影响了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总体效果.     

欠发达地区低收入农户增收困境分析及“内生驱动”增收机制探索——源于温州的实践

本文着眼于低收入农户扶贫监测数据,深入探究低收入农户增收难题,指出存在增收内生驱动力缺乏、农户的“贫困陷阱”、要素禀赋薄弱和高物价水平影响等四个方面。同时考虑到扶贫政策资源整合不够和政策效应递减的政策困境,提出了突破“贫困陷阱”的内生驱动模型。该模型突出“扶贫智力发动机”——科技综合帮扶团队,形成村级经济发展规划,选择基于资源禀赋的特色产业,产业动态演进,最终以产业致富。最后,基于模型视角,提出了保护和培育村级经济发展资源、构建村级产业发展的“孵化器”和发挥政策引擎作用等三个方面的政策思路。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新变化

本文利用最新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分析2013—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新状况,使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讨论农村收入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研究发现,2013—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显著增长,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呈现一定的扩大趋势。市场化收入贡献率下降是农村内部差距上升的主要原因,低收入群体市场化收入增速下降、高收入群体要素回报率上升,导致这一时期农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本文建议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增长。要充分发挥农村高收入群体的作用,带动低收入农民致富增收,并有效缩小农村收入差距。     

关于当前农民增收问题的再思考

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又是农民增收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大局。当前，全国有５８００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我省农村年均人平纯收入在１５００元以下还有８６万户４１１．２万人。农民增收缓慢，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增加农民收入成为当前党和政府的首要问题。要使这一问题更好地得到解决，在宏观的政策层面上和微观的操作上，主要应做到“两减两加两提高”。一、减轻农村就业压力，加快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我国实行的是分割的城乡二元经济，农村人口占了约七…     

农村产业融合提高农户收入的机理与路径研究——基于农村异质性的新视角

本文对农村产业融合提高农户收入的机理进行分析,根据2019年入户调研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了产业融合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可以使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提高收入,而且有利于低收入农户增加收入水平,减小与高收入水平农户之间的差距;产业融合引致的人力资本提升在农村产业融合推进过程中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     

发展农业依然是贫困农户脱贫的重要途径

农业仍然是贫困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且贫困与非贫困农户的农业收入差距一直呈扩大趋势。如果贫困农户的农业收入能够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即使按照最新贫困标准,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也所剩无几。贫困与非贫困农户农业纯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在于贫困农户农业生产中的中间物质产出效率低下以及劳动投入不足。鼓励贫困农户增加劳动投入和提高其中间物质投入的使用效率对于提高其农业收入进而脱贫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效应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了1999年启动的农业结构调整政策对农民增收的效应。结果表明，近一轮农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农业市场化进程，提高了农民收入的货币化程度；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推进，农产品市场交易量不断扩大，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收入始终保持增长；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纯收入增长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为了实现通过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关键在于通过推进农村相关制度创新，改善交易条件，促进农产品市场交易持续、稳定扩大。     

应对疫情影响,如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来自浙江衢州的实践与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给各地农产品运输、农资供应、加工销售带来很大影响,农民就业难、农产品销售难、复产复工难等问题逐步显现,农民增收形势极为严峻。浙江省衢州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制定出台关于精准做好新冠肺炎防控期间农民增收和低收入农户增收工作等相关意见,坚持一手抓防疫、一手保增收.     

农机具购置补贴、农机社会化服务与农民增收

农机具购置补贴作为我国农业补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补贴效果一直备受质疑。本文借助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数据和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法(PSM+DID)、中介效应模型、可变弹性系数模型、工具变量面板分位数模型(IVQR)等方法,检验了农机具购置补贴影响农民增收的中间机制及效果。研究发现,农机具购置补贴促进了农民增收,受补贴农户收入明显高于未受补贴农户。随着时间的推移,补贴政策越完善,增收效应越明显。补贴对中高收入农民的增收效应明显,对低收入农民的增收效应不明显。农机社会化服务构成了农机具购置补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建立更精准高效的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问题探讨——以广东省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实现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农业产业化经营中龙头企业(以下简称农业龙头企业)具有较强的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能力,将分散的农业资源优势汇集为强大的集团竞争力,把千家万户的家庭承包经营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联接起来,带领农户走向市场,实现了企业发展壮大、农户增收致富的目标。引导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农业龙头企业做强做大和农户收入持续增长的关键。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的外在表…     

农村电商政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要素流动和支出结构的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11—2017年的全国县域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下,农村电商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农村电商政策减小了城乡“数字鸿沟”、促进了农民增收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且该政策在非贫困县、东部地区、ICT水平较高以及二三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更具有显著作用。本文从资本和人口要素流动,以及政府主导下的财政资金支出视角对农村电商政策的影响效应进行机制解释,并发现各财政资金规划用途间的互补与互斥现象。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应持续支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合理安排资金用途,发挥电商农户的创业带动效应,积极引导生产要素流动,加快农村三次产业联动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分析

本文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户的生产行为做了调查,主要包括：生产用工、种植决策、投资、技术采用及土地利用行为。通过对案例地区农户生产经营行为的对比分析以及列联分析,找出两地农户农业生产收入差异的原因,以期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