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口红利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趋势探析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经济享受了30年的人口红利在逐渐衰退,开始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在新的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就业呈现出择业标准多元化、择业方式自由化、就业形式短工化等趋势,同时也凸显了就业过程中的制度荒、权益荒、技能荒带来的严峻挑战。因此,从制度、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层面提出相应对策,对于有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老龄化时代中国人口红利向何处去

作为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容小觑。在收获了长达三十年的人口红利之后,中国正面临老龄化时代的拐点,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下降、社会养老负担加重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新背景下中国人口红利向何处去?人口结构该如何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综述相关文献,分析中国传统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梳理出新背景下继续发挥人口红利的应对之策。从对策入手深究,要想从根本上利用既有人口红利和创造新红利空间,最关键的是相关政策制度的完善。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人口红利"是一个与人口变动相关的经济理论,现阶段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人口红利"期的缩短,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就"人口红利"期的缩短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可逆性,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力素质,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才能有效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机制及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然而,近年随着人口老龄化、国际劳动力接轨等因素,使第一次人口红利快速消损.本文正以红利漏损为切入点,分析了文化、工资、年龄、保险体系、土地流转以及产业结构等六种红利漏损.不管是数量型的、质量型的还是结构型的红利漏损其实都属于潜在人口红利,并依托供需模型分析了其形成机理,最后对于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人口红利评价

人口红利出现并被有效利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及时地掌握人口红利的发展态势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人口红利在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省与省之间表现得不平衡,差异显著。中国抚养负担低的比较优势终将消失。2039年,中国将发生由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重要转变。当前,最紧要的是,要及时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趋势,加大教育和健康投资,通过提高人口质量来应对人口红利日益衰微的趋势。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中国如何应对"后人口红利时期"?

适当提高出生率,还是强化教育．健全社保？正确的做法或许是“一个都不能少”。[编者按]     

人口红利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人口转变理论出发,通过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阶段的分析,得出人口红利变化会呈现倒U型曲线的一般规律,并依次经历三个关键转折点。采用增长贡献分解法对中国人口红利变化的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人口红利区间,在2010年越过人口红利拐点,此后人口红利贡献率持续降低,并将在2030年转向人口负债。人口红利变化通过资本形成、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等四个维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在基本路径、劳动要素、资源要素、政策调控和根本目标等方面进行转型。     

人口红利与劳动力短缺

由于民间创业、投资和就业的严重不足,中国的国民经济目前和未来存在着五大失衡。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即使如此中国的劳动力并不短缺。文章将具体分析劳动力不短缺的原因,并对劳动力不短缺条件下出现的民工荒做详细解读。     

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后发优势研究

人口红利问题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我国总的人口红利仍处于高峰期,但由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人口红利的实现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表现出时差性,结构性的人口红利正在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逐步转移。东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继续实行劳动力转移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因此,应实行地区差别化的政策,形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级差梯度,即东部地区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中西部地区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农业现代化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而针对不同年龄劳动力进行培训、给农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营造归属感则是缓解民工荒的长久之策。     

破解医院奖金分配难题之我见

为建立良好的医生激励机制,医院有必要对医生实行动态化的考核和分配,对医生价值合理估价,完善医生分配,实施合理的价值计酬。动态股权激励模型与传统的计件工资制相比,在奖金的分配上更有利于维护多方利益,为协调一系列影响分配的因素诸如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和医生实际贡献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动态博弈平台。通过多方对利益的追求和自发调整,最终有利于组织和谐的实现。     

论“人口红利”效应的可持续性——基于内需规模和结构的探析

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劳动力供给充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机遇期。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增长因素,"人口红利"效应充分发挥关键在于充分就业。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自于内需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升级,因此,扩大内需规模和升级内需结构有助于挖掘和缓释"人口红利"效应。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和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如何抓住这短暂的历史机遇,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我国人口惯性的区域差异研究

使用Preston法分析了1980-2000年我国各省人口惯性的变化趋势,探讨了地区间人口惯性的差异程度。1982-2000年中国各省人口惯性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正在急剧减弱,各个省份正在从强烈正增长惯性类别向负增长惯性类别聚集。高达70%的省份的人口惯性已经告别人口强正增长惯性,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四个省份已经呈现人口负增长惯性。1982-2000年中国各省人口惯性呈现出下降速度快、幅度大的趋势。提醒人们注意到我国人口惯性在地区间的差异性,及早关注一些已经或即将出现负人口惯性增长地区的未来人口态势。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特点与问题

主要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结合往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统计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对比分析方法,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变化特点以及在城市化发展阶段过程中的主要人口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当前城市化中人口变动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城市化带来人口过度向东南部大城市集中,造成城市资源超载和环境问题加剧;人口空间分布不均导致西部人口较少,影响国家安全与稳定;家庭规模小型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给我国养老事业带来严峻挑战;城市化发展同时加剧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社会融合问题。     

我国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

目前,我国仍然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研究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解决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     

中国的人口转变:历程、特点和成因

实现最后的人口转变将成为21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非常直接和明确的追求。“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真正关键与其说是如何强化行政制约机制,不如说是优化和强化利益激励的机制。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具体工作中,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以人为本”原则需要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这就是在尊重群众的情感、关注他们基本需求的满足和生育权益的保障中实现代际公平的崇高目标。     

中国会计国际化相关问题的思考

资本市场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等正推动着会计准则国际化.会计准则国际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各种利益较量的过程.中国会计国际化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不能放弃国家利益而与国际会计惯例一步到位,这也是我国保留中国特色的原因所在.     

西汉的减免农业税思想

本文论述了西汉时期减免农业税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具体措施,对我们更自觉地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逐渐减免农业税的决策,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国经济增长与“后危机”时代的均衡调整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以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模式将延续传统增长动力,全年增长仍可维持在潜在增长水平之上。另一方面,强力的宏观政策激励后,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阴影挥之不去,系统性风险逐步加大,但不至于失控,2011年通胀风险在货币继续正常化条件下将有所回落。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表现出了一系列典型化事实,全球范围内金融货币和实体经济的分离、大宗商品的重新定义等,决定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再均衡的必然性。在此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结构的再均衡过程应该更集中在机制、体制和供给政策,优化投资结构,促进城市化和服务业的深度发展,探索一条可持续的增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