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双重价值链嵌入——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观察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不仅需要打通产品市场的堵点,也需要服务链条在国内国际的贯通。生产性服务投入是制造业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来源,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动力。基于国内国际嵌入式投入产出表,对2012—2017年中国31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参与度和嵌入位置进行测算,借助Gephi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进一步实证检验国内价值链嵌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各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普遍高于全球价值链,这表明我国省份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参与程度较低,以参与国内市场为主;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位置较低,位于中下游位置,东中部地区省份的参与度和分工位置普遍高于西部地区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国内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其中西部省份提升作用最为明显。     

产业数字化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

产业数字化会促进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并改变工资收入分配格局。根据“生产任务”模型和“肌肉—大脑”假说,产业数字化通过改变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相对价格、促进女性劳动力就业竞争力提升和相对优势发挥等,产生女性偏向的工资增长效应,从而可以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将地区（省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CLDS数据库的微观个体混合截面数据相匹配,分析表明：在样本期间女性劳动者与男性劳动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工资收入差距;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增长,该作用对女性劳动者更为显著,从而缩小了性别工资收入差距;产业数字化可以显著缩小低技能劳动群体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但对高技能劳动群体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影响不显著;产业数字化对中低工资群体具有显著的促进工资增长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作用,但对高工资群体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各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应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并优化女性就业结构,充分发挥产业数字化对工资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升了生产率和工资份额吗——来自服务业的证据

运用垂直专业化指数测算中国服务业及其内部各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并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中介变量,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法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分工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劳动力工资的传导机制,为落实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中国大部分服务行业而言,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显著,即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自身熟练劳动力工资份额,导致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其中,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熟练劳动力工资份额的正效应最大,对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熟练劳动力工资份额的影响稍弱,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熟练劳动力工资份额的影响最小.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重视角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对外对内开放双重视角，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并且走出去的促进作用更大；(2)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的促进作用，而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能够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抑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3)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的开放对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4)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承接国际外包扩大了我国相对工资差距吗？

本文引入技术劳动与非技术劳动的替代弹性,以发展中国家为视角构建了外包影响工资差距的理论模型,认为承接生产价值链高端生产环节外包扩大了我国技术劳动与非技术劳动的相对工资差距。在此基础上,对我国21个省份1999—2008年工资差距进行面板数据计量分析,研究表明：承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外包、R＆D投入、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经济发展水平都会影响工资差距;而物质资本投入、FDI等不会扩大工资差距。为了促进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和缩小工资差距,应该更加重视对技术劳动要素的培育。     

数字贸易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

提升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是增强一国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深度剖析数字贸易影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内在作用机制基础上,利用TiVA、UNCTAD和WDI等数据库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贸易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呈倒“U”型关系,数字贸易水平超过阈值后,其引发的负外部效应会逐渐显现;相比于发展中国家,该倒“U”型特征在发达国家更为显著;科技创新在数字贸易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应进一步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贸易规则构建、推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价值链分工、技术进步与跨国行业工资差距

通过分析价值链分工、技术进步对跨国行业间和行业内工资差距的作用机理,并采用跨国分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不同形式的价值链分工、技术进步对不同收入国家行业之间以及行业内部工资差距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价值链参与度和价值链分工地位对跨国行业之间和行业内部工资差距的影响较为显著,但提升价值链参与度会扩大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     

城市规模对性别工资差距影响的研究

性别工资差距是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常见现象,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张给劳动者带来了规模工资溢价,但不同劳动者获得城市规模工资溢价存在差异,那么,城市规模是否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呢？基于最新的2017年中国247个城市的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构建两步回归计量模型来检验城市规模是否影响了性别工资差距。实证结果显示,233个城市中的男性劳动力拥有更高的薪资水平,但女性劳动力获得城市规模工资溢价比男性高,从增量上缩小了与男性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城市规模每增大1%,女性获得的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比男性高0.097%。可见,性别工资差距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减小。     

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推波助澜还是雪中送炭?——基于CFPS与行业匹配数据的分析

将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数字化水平数据匹配至中国家庭跟踪调查项目的 个人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与异质性冲击.研究发现:数字化技术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并且现阶段我国数字化技术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还未完全度过拐点.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的非线性关系在男性劳动力中更加凸显,在女性劳动力中并不明显;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倒U型"影响更加偏好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中暂未显现;相对于国有企业以及外商、港澳台商,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倒U型"关系在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中更加凸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主要通过就业效应对服务业工资差距产生"倒U型"影响.研究结论有利于预判数字经济时代下收入分配的变化,实现"十四五"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推动共同富裕.     

机器人的应用可以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吗——基于CFPS2018的经验证据

基于"资本—技能互补"假说和ALM任务模型,构建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双嵌套CES生产函数理论模型,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机器人应用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1)机器人可以促进个体工资增长,且女性工资的增长幅度大于男性,从而缩小了性别工资差距;(2)从技能水平看,机器人在教育技能中等和"软技能"较...     

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与性别工资差距——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理论上,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会降低运动技能的重要性,强调对认知技能的需求,由于男性和女性拥有不同的技能分布,当技术进步引起不同技能相对价格变化时,性别工资差距也会发生变化。研究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与省级技术进步数据,实证检验了技术进步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分析表明,以研发投入衡量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按年份、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水平、单位性质和地区分组的回归结果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进步更有助于缩小受教育程度低、职业技能水平低的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本文的关键性结论也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中国增加值和就业解析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对制造业产品全球价值链上中国与主要国家的增加值和就业进行了解构与比较,发现中国资本与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失衡日趋严重,劳动力的收入份额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主要新兴经济体,在技术密集型产品GVC收入的分配上,资本与劳动力的失衡问题更为严重;中国的劳动力收入更多是由低技能劳动贡献,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份额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中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份额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进一步下降. 在就业方面,中国制造业产品GVC就业大部分是在初级产品部门,服务业部门的就业比重相对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较低,这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价值链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中国GVC就业的技能结构劣于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但高技能劳动力的数量有较大增长.参与GVC分工对于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以及劳动力技能结构的改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实证北大核心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进程,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本文构建了“三阶段”理论框架,并利用1995—2018年38个国家(地区)的制造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且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该正向效应有所减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提高均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但在发展中国家该效应更强;与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相比,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和后向嵌入均有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后向嵌入的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受到贸易规模、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进步的负向调节,且该调节效应在发展中国家、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模式中更强。     

数字化投入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正在成为各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新引擎。采用OECD-TiVA数据库、OECDSTAN数据库的数据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及行业数字化投入程度进行测算,验证数字化投入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投入显著提升了整体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在行业异质性方面,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对生活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数字化投入对高端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作用优于传统服务业。在国家异质性方面,对于发达国家和互联网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数字化投入对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外资进入影响行业工资差距的路径与异质性研究——来自中国服务业的经验证据

外商直接投资（FDI）可以通过劳动力需求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改变东道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和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行业工资差距,并且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由于投资动机和进入方式的不同,FDI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并表现为地区差异。基于中国服务业的经验分析发现：外资进入通过增加低工资行业的相对就业规模和提升高工资行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扩大了行业工资差距,适应中国低技能劳动力丰裕而高技能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以垂直型和合资型FDI为主的地区外资进入具有显著的扩大行业工资差距效应,而在以水平型和独资型FDI为主的地区这一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努力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并充分保障低技能劳动力的权益,积极鼓励和引导水平型FDI进入并适度减少垂直型FDI的引入,持续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并不断缩小技术差距,进而在高效利用外资的同时缩小行业工资差距。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IFDI是否促进了OFDI——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了利用外资(IFDI)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影响的理论机制,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含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价值链分工地位和价值链嵌入程度的联立方程组模型。运用2000~2014年世界4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3SLS估计,并对利用外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渠道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利用外资提升了一国价值链分工地位并进而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外资在整体上提高了一国价值链嵌入程度,但未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地分析得出利用外资降低了一国价值链上游嵌入程度,同时提高了一国价值链下游嵌入程度。分样本分析可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均提高了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并进而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但利用外资对发达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更加明显;在发达国家中,利用外资提高了价值链嵌入程度进而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中,利用外资提高了价值链嵌入程度,但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低端锁定",反而抑制了对外直接投资。     

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工资不平等——来自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引入服务业集聚指标,拓展新经济地理学工资方程,并基于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专业化集聚和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各城市制造业工资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工资空间分布的极化效应越来越明显;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工资水平提高,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不显著;地区分异的回归结果显示,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东部地区对制造业工资水平有正向作用,在中部地区未呈现出明显作用,在西部地区却抑制了制造业工资上涨;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在各地区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始终不显著。研究结论对降低地区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工资不平等——来自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引入服务业集聚指标,拓展新经济地理学工资方程,并基于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专业化集聚和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各城市制造业工资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工资空间分布的极化效应越来越明显;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工资水平提高,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不显著;地区分异的回归结果显示,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东部地区对制造业工资水平有正向作用,在中部地区未呈现出明显作用,在西部地区却抑制了制造业工资上涨;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在各地区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始终不显著。研究结论对降低地区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产品质量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

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及产品质量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且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二,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及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因贸易方式、要素密集度、污染程度不同存在差异。第三,通过引入生存模型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具有负向影响作用,但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有利于延长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与东亚价值链提升——基于嵌入模式的实证分析

结合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增加值贸易,构建新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标,测算东亚各经济体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并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东亚价值链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全球生产网络的嵌入模式对东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有异质性。从嵌入方向来看,前向参与对东亚经济体分工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后向参与对东亚经济体分工地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前向参与的促进效应远大于后向参与的抑制效应;从嵌入深度来看,无论是浅度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还是深度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均对东亚经济体分工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深度参与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