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已有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适合我国股改时期特点的测度模型,并选取2006～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528宗股权转让交易作为样本,测度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规模,结果表明:控制权转让比例越大、公司财务状况越差,控制权私有收益规模越大。     

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变化研究

通过实证分析比较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变化。研究发现:股改后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有小幅下降;流通股比例与控制权私有收益呈负相关,且负相关程度在股改后加强;权益负债比与控制权私有收益呈负相关,且负相关程度在股改后减弱;行业相关性与控制权私有收益呈正相关,且正相关程度在股改后加强。     

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目前全球大多数公司都采用集中所有权的股权结构,这一结构易使得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因此为抑制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攫取,保护公司相关者,促进公司的积极发展,明确影响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因素便显得十分重要。本文通过对研究影响控制权私有收益因素研究的梳理,发现了影响控制权私利的三大因素,并对此进行总结。     

合理掏空动机、超额掏空动机与控制权私有收益

以2004—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控股股东的”合理掏空动机”与”超额掏空动机”伴随着现金流权的上升呈现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这两类动机都会引致控股股东对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逐,但是二者的作用机理却是完全不同的;（2）伴随着现金流权的影响,控股股东的”超额掏空动机”之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正向效应和”合理掏空动机”之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负向效应的综合作用结果是不同的。     

资本投向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攫取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资本投资形成控制性资源,为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创造基础的理论阐述,以2005—2007年在沪深两市A股市场的公司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决策中资本投向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投向的资本投资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攫取水平正相关。（2）就固定资产、股权并购、无形资产三种资本投向而言,股权并购方式取得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代价较低,但控制性股东占有被并购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比例也较低。（3）不同投向下的资本投资,在形成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而增加控制权共有收益,很大程度上是形成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自利行为。     

股权分置、控制权私人收益与控股股东融资成本

本文从我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出发,分析了在股权分置下和存在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时股权融资活动对控股股东股权价值的影响,然后对融资成本的定义进行拓展,计量出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股权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指出控股股东的股权融资成本远远低于其债务融资成本是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强烈股权融资偏好的重要原因。     

金字塔式控股结构与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的机会主义倾向

在处于金字塔式控股结构的上市公司中,反映实际控制人责任承担能力的现金流权与其影响公司决策的控制权是分离的,由此形成了责任与权利不对称的负外部性。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从纵容市场炒作和资本运作这一新的视角,实证考察金字塔式控股结构下控股股东及其背后实际控制人资本运作的机会主义倾向,以此揭示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存在的其他负外部性。研究表明,随着金字塔结构复杂程度的增加,处在金字塔式控股结构下的上市公司的股票更具有“彩票股”的特征、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更多,且会进行更多的关联资本运作,但这些行为并没有带来预期的企业绩效改善,而在很大程度上演化为以实现控股股东及其背后实际控制人财富短期快速增值为目的的机会主义资本运作行为。因而,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脱实向虚”的资金流动趋势,并加剧了资本市场的波动。如何抑制金字塔式控股结构的负外部性由此成为促使我国资本市场有效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计量方法研究

对公司资源的控制权所带来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已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研究的核心内容。因为我国上市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有其特殊性,这就使得对控制权私有收益进行度量时不能简单地套用国外的计量方法,而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的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各种计量方法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提出改进的控制权转让溢价法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进行计量。     

大股东控制权收益的分享与控制机制研究

大股东控制企业一方面有助于降低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价值,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掠夺。相应地,公司的控制权收益可以分为共享收益和私有收益两大部分。为限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掠夺,应当建立起激励相容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对控制权共享收益的分享机制,增加大股东对共享收益的分享份额,同时,通过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审计委员会制度、强化对大股东行为的法律约束机制等措施控制大股东对公司的掏空行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控制权转移风险

运用2010-2019年A股公司数据,本文从事前和事后系统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控制权转移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事前来看,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可能性越小;从事后来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通过削弱控股股东的“自救”能力,加剧股价下跌压力,增加其他股东减持公司股票的可能性等路径造成上市公司更容易被举牌、控制权更容易变更。国有产权性质和牛市周期会减弱上述经济后果。     

现金股利、控制权结构与股价崩溃风险

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在具有不同实际控股股东控制权结构下,现金股利与股价崩溃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过度支付现金股利会显著增加上市公司的股价崩溃风险;实际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会加剧现金股利与股价崩溃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我们认为这一现象是现金股利中所蕴含的股东治理效应在资本市场上的体现。其现实意义在于,政策监管要着力于治“本”,通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以使股利分配真正立足于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一个文献综述

控股股东被认为能够监督公司的管理和运营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另一方面控股股东也能够利用控制权牟取控制权收益,侵占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后者日益成为研究的焦点。然而,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到控制权收益也有合理性的一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超控制权收益的概念。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和评述,尝试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联交易、控制权收益与盈余质量

控股股东通常使用关联交易追求控制权收益(包括私有收益和共享收益)。在不同控制权收益驱使下,关联交易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也完全不同。本文使用2001、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当控股股东持股在50%及以下时,更多通过关联交易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结果降低了盈余质量;而当控股股东持股超过50%时,偏好通过关联交易获取控制权共享收益,最终提高了盈余质量。     

金字塔结构下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价值文献综述

综合现有研究文献表明,金字塔控股结构下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然而有关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对公司价值影响的研究结论各异,归纳起来,有三种主流观点。本文分析产生不同观点的可能因素,探讨今后深入研究的方向。     

大股东控制、政府控制层级与公司价值创造

本文着眼于公司价值的边际增量——投资绩效,从相对更短的价值链,研究了大股东控制、政府控制层级在我国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与效率,以深入探究所有权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的迷雾。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发现: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在公司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与效率和终极所有权性质密不可分,大股东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对市县级政府和非政府所属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产生了消极影响。具体而言:市县级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上市公司的投资绩效受到堑壕效应的消极影响,但利益趋同效应仅在非政府控制上市公司中有所显现;股权制衡对市县级政府和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投资绩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资源控制权、控制权收益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

本文试图探讨产权对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的影响。考察会计师事务所的产权关系,可以发现,由审计市场供求关系诱发的资源控制权的个人化,为大股东建立以资源控制权为导向的利益分配机制提供了机会。由于控制权主体的控制权收益的补偿成为谈判的条件之一,从而增加了合并的难度,因此控制权收益的补偿成为事务所合并的主要障碍。     

风险投资公司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配

本文将企业家的自有资本引入到融资合同模型中,分析风险投资公司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配问题,研究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配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得出了企业家与风险投资者因讨价还价形成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三个取值区间。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家的自有资本越多,以及投资项目价值和企业家能力的估计越高,则风险投资者要求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就越少;在风险投资公司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关系是互补的而非一致的。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资本结构调整——基于控制权转移风险视角

控股股东作为公司重大决议的决策和参与主体,其股权结构变化对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关系仍不明朗。本文以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资本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显著抑制了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进一步分析控制权转移风险的影响机理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抑制关系在非国有控股企业、股价崩盘风险高时以及东部地区更加显著。最后,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会促进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本文研究结论拓展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因素研究,从控股股东层面为厘清资本结构优化过程提供了新的解释。     

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避税寻租

复杂不透明的避税交易为公司高管的自利行为提供了机会。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扭曲程度较大,所握权力缺乏监督,当他们从显性薪酬契约中获得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较低时,可以通过避税交易寻租,此时国有上市公司避税程度较大;国有上市公司与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发生的异常关联交易、以及对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的操纵是国企高管避税寻租的实现途径。但是,"四大"审计并不能对高管避税寻租产生治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