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基于环境规制工具视角的分析

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过于环境的破坏和恶化。文章立足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利用1999-2012年我国西部地区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基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隐性环境规制工具等视角实证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隐性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技术创新投入对技术创新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未来西部地区要完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加快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建设,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有效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提高西部地区公众的环保意识,发挥隐性环境规制的作用;继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从而充分激发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诱发作用,推动西部地区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环境管制: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环境管制旨在应对因资源环境消费而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它通过三种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得以实施,即:命令与控制型、基于市场型以及自愿型。对政府而言,这意味着三种具有不同交易成本发生和负担机制的管制手段选择。环境管制的发展沿革包含了一种政府在管制过程中不断减少交易成本的尝试,这种努力使得在最新的环境管制形态——自愿环境协议中,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形成决策并参与管制的实施,分担改善环境质量的社会责任与成本投入,环境管制因而实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异质性环境规制影响与时空跃迁研究

引导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变革产生推动作用，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视为不可控制变量，构建动态SBM-DEA模型，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其动态演化特征及时空跃迁路径，揭示考虑和未考虑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结果发现：①异质性环境规制对2001-2018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影响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性；②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和公众监督作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作用；③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时空演变具有持续优化、空间差异缩小等特征。为推动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均衡、高效发展，应重点制定相关策略以缩小南北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差距。     

政府部门预算支出管理制度的选择——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环境管制旨在应对因资源环境消费而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它通过三种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得以实施,即:命令与控制型、基于市场型与自愿型。对政府而言,这意味着三种具有不同交易成本发生和负担机制的管制手段选择。环境管制的发展包含了一种政府在管制过程中不断减少交易成本的尝试,这种努力使得在最新的环境管制形态———自愿环境协议中,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形成决策并参与管制的实施,分担改善环境质量的社会责任与成本投入,环境管制因而实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政府治理、环境管制与绿色工艺创新

环境管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主题.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政府,能否有效执行国家环境政策和激励辖区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直接关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环境治理效果.文章基于环境管制理论与技术创新理论,使用我国30个省级地区2000-2013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治理在环境管制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与环境管制显著影响着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地方政府的综合治理质量与知识产权保护和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水平,在环境管制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中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面对我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客观现实,并举地方政府治理质量提升与环境管制政策制定,对促进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环境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我国环境政策选择的政治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民主法治机制不足和环境管理的目标责任制,决定了政策制定者的身份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作为社会计划者,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另一方面,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受产业利润最大化的约束。相对应,其政治均衡路径存在两种可能。将环境目标作为外生变量,建立模型,分别在这两种情形下,分析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演进过程:随着环境目标的越来越严格,不管哪种情形,都存在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向激励(市场)型政策工具转化的自然过程。也就是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未来环境政策的取向必然是激励型的政策工具替代目前正在实行的命令-控制型的政策工具。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

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环境规制设计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进而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着负向影响效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不明显。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扩展和细分环境规制的类型,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对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形式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影响——以氢燃料电池技术为例

为了明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从而为环境规制政策制定提供有力依据，以氢燃料电池技术为例，基于中国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ys GMM法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利用SPSS软件进一步将全国样本分为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高水平地区、中等水平地区以及低水平地区，检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差异。结果显示，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呈现出显著正向影响，且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高水平地区，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效应显著，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并未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形成有效激励；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中等水平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显著，其余两种规制工具的激励效应不显著；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低水平地区，仅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显著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且表现为负向作用。     

中国环境管制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形势日益严峻,而环境管制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取得了一定成就,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基于此现状,本文主要从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环境管制机构设置以及相关的管制政策三个方面来研究我国的环境管制现状,并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分析我国环境管制存在的问题。我国需进一步完善环境管制的法律体系,相应调整管制机构体系,以限制地方政府对环境管制的不正当干预,从而保证环境管制政策的有效实施。     

论监督背景下的不对称信息管制机制

在管制背景中 ,管制者和企业双方之间总是存在不对称信息 ,激励相容机制可以诱导企业报告真实情况且对所有人都是最优的选择。然而 ,在一个完整的、有效的激励相容管制机制设计中 ,不仅要考虑不对称信息问题 ,还必须考虑管制者对企业服从行为的监督承诺问题。本文以对企业的环境管制为背景 ,研究在同时出现不对称信息和管制者监督执行两方面问题的情形下 ,最优激励相容环境管制的设计 ,并且和最优一致环境管制的设计进行比较。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     

策略性环境政策:环境税和减排补贴的比较分析

文章把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扩展到环境领域,策略性环境政策认为政府有动机通过降低环境标准补贴出口企业,以达到利润转移的目的.文章分析了策略性环境政策中比较受忽视的一部分--环境技术补贴,本国政府结合使用环境税和减排补贴,我们验证了政府使用策略性环境政策的动机,得到了最优的污染排放税率,认为虽然环境政策仍旧不能消除生产带来的环境损害,但是环境技术补贴提高了本国的环境标准,企业会更少地遇到绿色壁垒报复.     

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区域工业环境效率提升

构建并演绎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工业环境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测算我国及各省份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清洁型技术结构对工业环境效率形成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各地区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且东部均高于中、西部地区。惩罚性环境规制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的直接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前者明显大于后者,但前者的作用力度逐渐减弱,后者的作用力度逐渐增强。二者均存在可持续两期的部分中介效应。惩罚性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分别呈现双重和三重门限效应,大部分省份的环境规制已突破U型门槛下限,正向作用于工业环境效率。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企业环保负担的弱化机制与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既能促使工业企业增加环保投入,也会加重其财务负担.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弱化环保投入造成的财务负担,是科学处理环境保护与企业发展关系的关键.本文从源头端政府创新激励与末端产业化环保治理两个维度,讨论企业环保负担的弱化机制及国有企业的异质性,并手动收集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源头端技术创新激励及利用专业企业进行末端产业化环保治理两种机制能够缓解环保投入给企业财务造成的压力,但机制的有效性存在一定条件约束.国有企业的政策工具属性,会弱化源头端创新机制的激励效果.政府为发挥国企的环保示范作用,可能造成国企的末端环保投入过大,降低末端产业化治理的效率.随着更严厉的环保法规出台,地方政府可能给予企业过度的环保激励,进而降低产业化治理的收益.     

Environmental Policy with Endogenous Plant Locations

In a game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two countries, each chooses its own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Nash equilibria of the game are generally not Pareto optimal. On the one hand, each country may want to attract industry, giving it an incentive to choose low environmental taxes or standards. On the other hand, if disutility from pollution is sufficiently high, each country might prefer that a firm locates only in other countries. This effect tends to make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under non-cooperation stricter than it would be with cooperation.     

地方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财政分权还是债务增发*

财政政策工具实际操作偏离最初设计将会降低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加剧。针对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逆周期性调控目标，本文关注财政分权深化和政府债务增发的逆周期性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政策总体呈现顺周期特征。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放大了地方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地方政府债务增发使地方财政政策呈现逆周期特征。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及其收入面、支出面均呈现顺周期性，由“顺”转“逆”的债务平衡点分别为0137，0113，0209。当前绝大部分地区的债务规模都在债务平衡点之下。驱动地方政府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内在因素是官员晋升激励。晋升激励的程度越高，地方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力度就越大。但外部市场融资环境的波动削弱了地方政府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力度。本文的政策主张是，不宜过度财政分权，应该扩大地方债发行规模，促使地方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     

用能技术还是管理技术？——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环节和类型的抉择

为厘清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本文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的环节和类型的视角切入,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分为用能技术创新和管理技术创新两大类及其下设的七小类,并将之在生产链环节（源头、过程和末端）上加以归类,通过匹配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获取了关于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研究了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技术绿色创新的抉择。结果发现：第一,环境规制整体上未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明显促进作用,“创新补偿”效应难以成立;第二,其内驱因素是,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生产率和收益率;第三,其外部原因是,与低污染行业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体现在用能技术创新、管理技术创新两方面,并分布在生产链的源头、过程及末端三个环节;第四,其外部原因还包括环境规制作用的阶段性,环境规制对个别绿色技术创新指标造成了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也影响了“创新补偿”效应的成立。据此,本文对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和选择提供一定启示。     

BANKING LICENCES, BAILOUTS AND REGULATOR ABILITY

I analyse a model in which it is socially optimal for banks to manage depositor funds but in which concerns about fraud discourage depositing and justify regulation. The regulator screens bankers and decides the level of charter value which they will receive as incentive to prevent fraud. She can also encourage deposits by insuring them. The optimal policy depends upon the regulator's screening ability: high ability regulators rely upon charter value and low ability regulators rely upon deposit insurance. I relate these findings to the regulation of transition economy banks, to 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and to banking competition policy.     

Market competition,lobbying influence and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In this paper, we contribute to the debate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bbying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y explicitl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ole of market competition. We analyse how the number of firms affects both the effectiveness of lobbying in fight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individual incentive for firms to switch to green technology. To explore this issue, we present a Cournot oligopoly where firms can choose between abating the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y or lobbying the government to hold a loose regulation. We investigate two alternative government's political objectives. In the first, government aims to only minimise the externality, while in the second, it also cares about the consumers surplus. We find that, in both cases, the higher the number of firms, the higher the incentive to abate. However, while in the first case, either both types of firms coexist or all firms switch to be green, in the other case, there exists a minimum the number of firms below which all firms remain pollu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