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形与无形之手能否协同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基于中国275个城市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

基于2012-2020年我国275个城市面板数据,分析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并检验空间效应的有效性。研究发现:①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均可提升本地创新水平;②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均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二者存在一定的抵消,财政科技支出在推动本地创新的同时也能够带动其它关联地区的创新发展,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发展虽然可激励本地创新,但对其它关联城市的创新发展有一定抑制性;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弱化了财政科技资金的创新效应,即财政科技支出和数字普惠金融二者对城市创新的驱动作用存在替代效应,且替代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为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提供有益参考。     

我国资源税之环保效应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00—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资源税与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选取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衡量污染物排放规模的指标,选择人均GDP、资源税、科技创新支出作为解释变量,选择人口密度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多变量双对数计量经济学模型。结果表明:人均GDP和资源税与二氧化硫排放量成正相关关系,科技创新支出与二氧化硫排放量成反相关关系。文章还对资源税影响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区域差异和作用路径进行分析,得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是能够显著被影响的。     

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与机制

本文以城市群为切入点,运用静态空间杜宾模型、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和非对称反应模型,采用2011—2020年我国273个地级市数据,系统考察了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首先,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本地效应和空间效应,且城市群城市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有更高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效应。其次,创新类别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策略性创新,现有财政科技支出总体围绕提高城市的实质性创新展开,但非城市群城市财政科技支出的实质性创新倾向显著弱于城市群城市;空间关系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集聚阴影”现象在样本期内显著存在。最后,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从财政科技支出策略互动行为来看,我国地级市间普遍存在财政科技支出策略互动行为,且相较于非城市群城市,城市群城市财政科技支出策略互补程度更低;从财政科技支出策略互动模式来看,我国地级市间财政科技支出策略互动模式为逐顶竞争,且非城市群城市有更为显著的逐顶竞争倾向。本文为推动城市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财政科技支出与城市创新

在创新引领发展背景下，各地区呈现出创新竞争发展格局。基于2013-2019年我国各省市设立的科技创新目标，结合城市面板数据和城市创新指数数据，实证检验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但创新产出目标约束和创新企业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无显著影响。就作用机制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通过扩大财政科技支出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投入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显著。同时，采用门槛模型考察创新投入强度目标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发现当创新投入强度目标超过门槛值2.8%时，会抑制城市创新。     

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效应与中介机制

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能否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深入认识这一问题，有助于优化区域财政科技支出资源配置模式并提升创新水平。基于2009—2019年我国内地30个省级层面数据研究发现，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呈“U”型特征，中部地区受益明显，而东部地区所受影响甚微，西部地区反受其害。企业加强合作研发可正向调节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在创新链前端和后端环节的驱动作用，加强内部研发有利于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在创新链前端环节发挥驱动作用。但企业合作研发强度并非越高越好，超过一定限度反而不利于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发挥创新驱动效应，而内部研发要素包括基础设施、人员及开发经费，其投入强度必须高于一定门槛，才能促进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发挥作用。由此，在当前各地创新实践中，随着区域研发强度提升，应适时提升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水平，尤其是中部地区。同时，为有效激发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的创新驱动效应，各地应引导企业提升研发强度并优化资源配置。     

我国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实证研究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科技创新的3个阶段的支持作用相对比较薄弱,只存在中长期信贷市场对科技创新的知识传播阶段起促进作用,而对其它两个阶段作用不明显。同时,证券市场对科技创新3个阶段的作用无法体现。我国资本市场要在推动科技创新上有所作为,还需在市场理念、制度、结构和产品方面进行改进和提高。     

政府科技支出如何作用于区域创新能力？——区域创新中政府与企业、市场关系的思考

考虑区域创新中政府、企业及市场间的作用,理论分析中国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理,采用30个省区（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及港澳台地区）2008—2020年面板数据以系统GMM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效应及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和正向滞后效应;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效力受到企业创新绩效、市场化程度的单门槛效应影响,存在效力发挥的关键期。研究有助于理清区域创新中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对政府资金干预区域创新的形式作出思考,提升政府科技支出效率,增强区域创新能力。     

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影响的双重特征分析

采用2005-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的作用关系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发现,区域内部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效率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门槛效应显著,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的支持作用存在阶段性差异;通过测定Moran's I指数值发现,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效率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变动趋势;政府科技支持、人力资本储备和对外开放度均可推动科技创新效率提升。     

企业科技创新景气问卷调查研究

介绍了企业科技创新景气问卷调查的研究步骤和计算方法,基于2015年深圳市700家企业的景气问卷调查数据,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应对措施。研究发现：深圳市企业家科技创新信心指数和企业科技创新环境总体指数均有所上升;深圳市技术环境支持指数涨幅最明显;深圳市人才环境虽有所改善但其仍是企业科技创新的最大瓶颈;深圳市企业融资环境亟待继续优化和改善。     

基于Malmquist指数法的我国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效率评价

科技创新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科技创新效率是衡量区域科技创新资源投入产出比的重要依据。文章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就我国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5—2014年我国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效率总体呈现增长态势;科技创新效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的提高,技术效率只起辅助作用;西部地区各省市科技创新效率差异较大。最后,就分析结果提出了鼓励合作创新,提升自主创新水平;优化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促进技术消化、吸收、利用以及注重地区差异,减少落后地区体制障碍和技术壁垒的对策建议。     

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地区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科技的视角

本文以2011年和2016年中国“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两批试点为研究对象，利用2007—2020年间的29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从城市层面上研究科技与金融结合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整体上来看，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可以明显地提高试点区域的创新水平，这个结论在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以及一系列其他可能会对估算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之后，仍然是正确的；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对于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创新影响较大，而对于西部的创新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检验了金融科技是否能够强化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完美契合了科技金融为科技进行融资的特征，通过缓解金融资源错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筛选优质科创企业、推动信用社会建设来强化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从而促进地区创新。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国区域创新政策制定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论农业科技创新与发展现代农业

当今世界,农业的科技竞争空前激烈,农业对科技的需求空前巨大,发展现代农业就是要发展科技农业,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来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依靠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培训宣传来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技能。我国要在人均1.38亩的土地上实现农产品有效供给、农民持续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突破,必须不断提升农业科技服务水平,提高农业科技管理效能,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不断增强农业科技对现代农业的支撑、推动和引领能力。     

产学研融合下的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

本文通过构建两阶段Network DEA模型,从产学研融合视角对我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研究表明,科技创新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整体水平不高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各地区之间、各地区内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科技成果的转化上,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设施水平较低是各地区亟待突破的瓶颈.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从形式上看受制于地区务件,从内容上看受制于科技成果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效率的低下.通过构建能够保障科技资源和科技成果的区域互联互通平台,可以调剂各省份科技资源的余缺,实现国家层面整体科技资源的整合和配置,提升科技资源配置效率.     

财政科技支出、企业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

基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利用2007—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针对“财政科技支出—企业技术创新”范式进行分析并基于生命周期视角加以检验。结果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正向驱动并展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创新动力，即财政科技支出对于实质性技术创新活动的驱动更强，对于非实质性技术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在界分企业生命周期后发现，在企业成长期及成熟期，财政科技支出在驱动技术创新方面卓有成效，但在衰退期创新增益并不显著。此外，政府激励结构是影响财政科技支出效力释放的重要条件。地方政府在“为增长而竞争”导向下，财政科技支出的创新驱动效果被限制；在“为创新而竞争”导向下，财政科技支出能够充分发挥其结构性创新驱动作用。研究结论可为合理规划财政科技支出、完善政府激励体制构架提供实证依据。     

2004年韩国科技发展综述

2004年，韩国经济增长率达4．7％，大大低于年初的预期值。为了从根本上扭转经济颓势，加速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万美元向2万美元的历史性跃升，以及今后10年进入世界科技8强和经济10强的发展目标，韩国加大了对科技体制、政策的改革调整力度，各项新的政策、措施连续出台，适应国家经济发展需求的国家科技创新体制正趋于形成。     

财政科技投入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CRITIC方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财政科技投入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投入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为正“U”型非线性影响;其机理在于财政科技投入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非数字科技创新挤出效应、数字科技创新促进效应和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效应;非数字科技创新挤出效应即财政科技投入促进了非数字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从而抑制了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科技创新促进效应即财政科技投入提升了数字科技创新水平,促进了数字经济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效应即财政科技投入有力推动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数字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创新竞争与企业创新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技术创新逐渐成为新的官员晋升标尺,地方政府的竞争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并通过"有形之手"影响企业创新活动.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存在策略互补型竞争,且竞争在2013-2018年、主官处于第二任期、东部地区的样本中更加明显.这表明,创新竞争已成为地方政府之间新的竞争模式.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创新竞争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这种激励作用随着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增长后减弱的倒U型特征.机制检验结果则表明,政府围绕科技创新展开竞争会提高企业创新补贴、税收优惠和地区产业集聚水平,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改善企业创新环境,从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地方政府创新竞争与企业创新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技术创新逐渐成为新的官员晋升标尺,地方政府的竞争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并通过"有形之手"影响企业创新活动.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存在策略互补型竞争,且竞争在2013-2018年、主官处于第二任期、东部地区的样本中更加明显.这表明,创新竞争已成为地方政府之间新的竞争模式.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创新竞争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这种激励作用随着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增长后减弱的倒U型特征.机制检验结果则表明,政府围绕科技创新展开竞争会提高企业创新补贴、税收优惠和地区产业集聚水平,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改善企业创新环境,从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科技创新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必要性探析

随着我国体育产业市场化的建立,科技创新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中的科技创新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研究,希望能够借此找到进一步推动我国体育产业科技创新水平的途径。     

巴西科技创新的政策重点与管理趋势述评

"金砖外交"正成为我国推进全球外交战略的品牌,我国与金砖国家的科技创新外交关系将进入全面、纵深发展阶段。巴西是南美大国,已快速崛起为全球第七大经济体,其科技创新取得明显成效。通过总结巴西科技创新的历史发展,研究了近年来巴西科技创新的政策重点,并对巴西科技创新管理的趋势与动向进行了分析述评。近10余年来,巴西推出多部立法,促进科技创新;持续颁布了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发展五年规划;推出工业研究计划和INOVACRED计划,有效推动企业创新。巴西强化科技创新管理,强调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遴选能够拉动未来经济增长的重点技术领域给予巨额资助,重视科技计划和规划在科技管理中的引导和抓手作用。期望巴西的这些科技创新管理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