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治理视域下数字贸易国际规则探究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区别于传统模式的新兴业态,成了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并带动了数字贸易的出现和发展。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为此,建立和完善数字贸易规则已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新议题。当前,处于数字全球产业链不同地位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数字贸易诉求,构建融入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并且包容性更强的多边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需要提升数字治理水平,积极寻找各国贸易利益融合点,提高规则包容性和议题多元性,营造自由便利的贸易环境,减小数字鸿沟,不断向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迈进。     

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如何影响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基于规则网络结构权力的研究

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达成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能促进双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机制分析显示,共同的第三方贸易规则关联对双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存在促进效应,但该影响随着与第三方经济体构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数量的增长逐渐减弱;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关系的结构权力会推动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增长,而网络节点的结构权力会稀释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的贸易效应;异质性分析揭示,规则条款和规则模板的不同对增加值贸易所产生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并且随着规则广度的扩张和深度的强化,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的推动作用逐步增强。基于以上结论,中国在构建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时,不仅需要关注规则的深度,还要注重伙伴关系的选择,更好地发挥桥梁作用。     

从设施到规则共建数字贸易共同体

数字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开拓与发展,近年来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热潮的带动下呈现扩张态势,“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加强数字贸易合作注入新的发展动力,跨境电子商务、数字服务贸易迎来全新机遇。由于沿线大部分国家处于数字化转型的起步阶段,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数字治理规则制定不完善,数字贸易差异化显著以及数字本土化和外部国家的限制,使得我国推进“一带一路”数字贸易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为此,我国应以“数字丝路”建设为契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数字基础设施软硬件建设的合作,同时加强数字治理及规则制定方面的合作,跨越数字鸿沟,打造“数字丝路”共同体。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主要“模板”、融合前景与中国应对

随着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已经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美国最早研究和推行其数字贸易开放理念和国际规则,形成了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美墨加协定》等贸易协定为代表的“美式模板”。欧盟和亚太国家在数字贸易开放理念方面与美国存在分歧,进而形成了“欧式模板”和“亚太模板”。在此基础上,主要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不断融合发展。上述三大数字贸易“模板”在贸易便利化、关税与数字税、跨境数据流动与网络安全、消费者保护等四项议题中的常见条款已基本达成一致,但随着数字贸易内容与形式的发展以及参与规则制定的国家增多,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达成共识的难度也将上升。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签署的包含数字贸易条款的贸易协定数量也较少,已纳入的规则条款在深度上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未来需要更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从而掌握数字贸易发展主动权。     

WTO电子商务谈判与数字贸易规则博弈

2019年1月,76个WTO成员签署《电子商务联合声明》,确认启动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旨在制订电子商务/数字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则。本文在对谈判成员、提案内容和规则议题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数字贸易规则博弈焦点和国家间立场分歧。研究发现:从成员构成看,发达经济体是谈判的主导者,发展中经济体参与谈判和提交提案的比例偏低;从议题设计看,谈判内容远超以往电子商务谈判,更多聚焦于跨境数据流动、源代码披露等数字贸易规则议题;从博弈焦点看,谈判核心包括数据要素、市场空间、监管治理、技术发展与收益分配5个方面,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诉求差异巨大。在此形势下,中国既要加快完善国内体制机制,营造有利于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的环境,又要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订,提出中国规则主张。     

数字贸易规则对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基于TAPED数据库对2000—2014年中国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条款深度进行横向测度,并利用UIBE全球价值链数据库系统检验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行业层面的特征变量后,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深度一体化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指数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细分参与度后发现,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深度一体化能够提高全球价值链的透明度,促进价值链关联,强化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弱化其后向参与度;细分行业后发现,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深度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助推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演变对ICT产品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增加值视角,本文以OECD-TiV A数据库2000—2018年67个经济体为样本,研究数字贸易规则对提升ICT产品出口增加值的促进效应。结果表明,经济体之间数字贸易规则的缔结对ICT产品的出口增加值提升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并随着对规则承诺水平的提高不断强化。相较于其他条款,“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类条款的促进效应更强;相较于ICT服务部门,ICT设备部门对提升产品出口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相较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参与签订的数字贸易规则对提升ICT产品出口增加值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自由贸易协定的数字贸易规则：效应与机制

数字贸易规则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中的焦点。本文系统考察了自由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其中争端解决与合作条款、数据管理条款、贸易促进条款带来的贸易促进作用最为显著。除金融服务业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业外,7项典型的自由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养老金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业5个部门的数字服务贸易都表现为显著的促进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经济体之间,深化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深度可以获得更强的贸易促进效应,且南南型经济体缔约的自由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比北北型表现出更强的贸易促进效应;美式模板比其他类型的数字贸易规则表现出更强的贸易促进作用;自由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可以通过减少贸易成本等路径提升数字服务贸易流量。     

数字贸易内涵、规则及其影响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应用已经遍及全球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数字化与全球化的发展,更是使数字贸易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迅速生根发芽并逐渐茁壮成长,如今已是全球贸易经济发展新的重点领域。由于国情不同,各国都具有以自身价值诉求为核心的数字贸易规则。本文主要对数字贸易的理论与内涵、规则以及影响进行综述性研究,对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美欧数字贸易规则进行梳理与总结,结合我国数字贸易相关理论政策提出一些个人见解。     

区域与双边视角下数字贸易规则的协定模板与核心议题

在全球数字治理进程中,区域与双边贸易协定已经成为推动构建数字贸易新规则的重要方式。本文在梳理全球数字自由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FTAs/RTAs)网络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与比较了“美式模板”“欧式模板”“中式模板”和“南太平洋模板”协定在数字贸易规则领域体现的理念、内容与特点。论文还重点剖析了主要国家在数字产品类、数据流动类、知识产权保护类和隐私安全类四大议题中存在的主要分歧及其背后的战略目的与利益。最后,结合“中式模板”协定的现状为中国提出了参与全球数字规则构建的策略与建议。     

我国数字贸易发展问题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国际贸易进入数字贸易发展阶段,抓住数字贸易发展机遇,提高国际地位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以宏观数据为基础,分析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现状,进而深入探究我国数字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数字贸易统计体系、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数字贸易监管制度、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对提高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促进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现状、挑战及思路

“十三五”时期,中国数字贸易取得跨越发展,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显著增强并成为服务贸易顺差的主要贡献者,离岸服务外包成为主要出口方式,数字贸易发展基础更加夯实,数字企业规模实力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十四五”时期,中国产业数字化发展空间广阔,新冠肺炎疫情增强了国内大市场优势,全球数字贸易强劲增长,“数字丝路”建设将释放“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巨大潜力,这些都给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带来新机遇。但是,数字贸易发展面临制约因素突出,数字贸易规则和治理挑战严峻。本文提出,以数字技术创新为牵引夯实数字经济产业基础,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推动数字贸易高水平开放,有机统筹开放发展与安全,以建设“数字丝路”为重心拓展数字贸易国际合作新空间。     

全球数字贸易网络结构及其与数字贸易限制的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贸易日益成为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主导地位逐步显现。基于2005—2020年存在数字贸易往来的经济体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全球数字贸易网络整体特征、网络中经济体个体特征以及数字贸易网络格局演变规律,研究发现,全球数字贸易规模在样本期内迅速扩大,各经济体之间的数字贸易联系更加紧密,经济体之间的通达性与聚集程度显著提升,美欧等经济体在交易能力、控制能力、中介作用等方面处于数字贸易网络的核心枢纽地位;采用QAP方法,结合各经济体数字贸易限制指数,剖析全球数字贸易主要治理规范,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发展与数字贸易限制程度负相关;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探究各经济体在数字贸易不同领域网络地位的差异性与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尽管初期各经济体在数字贸易不同领域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但近年来美欧等经济体在数字贸易各领域的优势地位更加明显。为促进我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应重视数字技术应用,扩大数字贸易规模;处理好开放与保护的关系,提升我国数字治理能力;把握区域经贸协议扩容机遇,更好融入国际数字贸易;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