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控制下的合作社功能与运行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浙江临海西兰花合作社的典型案例和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发达地区资本控制下的合作社呈现出明显的功能弱化现象,并同时伴随着合作社"产权锁定"特征,合作社农户仍然分散地抗御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同时农户对加入合作社后的利益感知程度不高而可能选择退出,信息、资本及技术的可获得性和销售的稳定性都将强烈冲击合作社的存在边界、规模和稳定性.     

农民专业合作社:“双重控制”机制及其治理效应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中,大农对合作社的主导与控制是通过股权和社会资本的"同时动用、相互配合"来实现的,股权控制是基础,社会资本控制具体的实现形式是社会连带,当内部和外部的连带由弱变强时,合作社的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更容易实现。横向科层型合作社是最理想的治理形态,大农领办的合作社不必然完全排斥合作社本质规定性所要求的合作社功能,这要求大农在追求效率机制的同时寻求合作社的合法性机制。     

农民合作社资本约束: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资本问题关系到中国合作社的未来,农民合作社独特的治理机制导致其存在内生的资本约束困境。本文对农民合作社运用社会资本优势破解资本约束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通过案例检验现实条件下中国农民合作社如何运用社会资本优势破解资本约束困境。研究发现:合作社的价值理念决定了其财务资本获取是基于其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合作社破解资本约束的内在优势资源,合作社利用社会资本可缓解资本约束的内在的成员激励以及现实中的资本控制问题;成员是合作社的根本,提高整体成员融资参与是破解合作社资本约束的根本途径,而实现这一途径的关键在于社会资本与财务资本的有效结合,即重视普通成员的利益诉求以及注意对核心成员资本贡献的激励。     

资本控制型合作社合作演进中的均衡——基于农户合作程度与退出的研究视角

本文通过对资本控制型合作社实践的考察,首先把一般农户进入合作社的程度划分为低度合作、中度合作和高度合作,然后从退出的动态视角分析了合作社中核心农户与一般农户合作演进中的均衡。理论上,这两类农户之间存在最优合作程度均衡,但这两类农户之间的博弈会重构合作程度并可能使之偏离均衡,而一般农户具备的“退出权”能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两类农户之间形成较为“有效”的合作,从而实现对一般农户利益的保护。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的内部社会资本状况分析——基于四川省116位社长的调查

本文在对合作社社长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社长的内部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界定,收集了四川省116位社长的内部社会资本状况的有关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对社长的内部社会资本的构成及其相对水平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长的信任水平普遍较高,信任因子对社长的内部社会资本水平的贡献度较高,社长的内部社会关系网络呈现出同质性,与理事会成员的关系对社长内部社会资本水平起到重要影响;就整体而言,社长的内部社会资本水平差距较大;社长的内部社会资本水平受到所在地的合作社社长整体的内部社会资本水平的影响。     

拓宽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

江苏省盐城市大力引导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坚持以服务成员为宗旨,积极开展实体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品牌化提升、产业化推进、规模化发展,不断拓展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     

少数人控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代理成本分析

研究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因少数人控制而衍生的代理成本,这不仅会导致牟取私利的"代理人危机",而且还将损害合作社的价值基础和普通社员利益,不利于合作社长期发展.为解决此问题,一是完善治理结构,畅通利益相关者意愿表达渠道;二要改进股权设置,采取实股与虚股激励相结合的策略;三要加强民主管理和财务监督,实行科学的聘任、考核管理制度.     

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了农户社会资本吗？——基于云南省506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等方面的经济功能,已经受到农民和各级政府普遍认可,但其社会功能尚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为了增强合作社的社会认同感,全面挖掘和揭示合作社的社会功能,本文基于云南省7县(市、区)506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利用ESR模型实证研究合作社能否提升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农户社会资本。结果表明:加入合作社确实能够提升农户社会资本。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户加入不同级别合作社后社会资本的提升效果存在差异性,其中,加入示范社对农户社会资本提升效果更明显。具体而言,加入非示范社可以使农户社会资本提升6.63%,而加入示范社可以使农户社会资本提升21.44%。研究还表明,合作社对老一代农民和有外出务工经历农户的社会资本提升更多。因此,应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合作社的功能和作用;加强合作社规范化建设,以规范化建设促进农户社会资本提升;围绕合作社的社会资本效应等社会价值,全面挖掘合作社的社会功能,以此推动合作社有效参与乡村治理。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与突围路径

受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农民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发展合作社的现状和前景都不令人乐观。而资本和部门下乡主导合作社的发展,对农民增收几乎不能发挥任何实质性的作用,还变相地压缩了农民依靠农业生产获利的空间。因此,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必须建立在小农生产结构将长期存在的基础之上,以确保农民的基本收益权为出发点,遏制资本在农业经营领域快速扩展的势头,在经济作物区和大宗农产品生产区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有所为有所不为地推进农民合作事业的发展。     

农村金融如何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提供资金扶持

从对合作社认识、覆盖面、组织化程度、带动能力、规范化管理以及对《合作社法》的宣传贯彻力度等方面阐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从合作社成员自身投入、国家和地方财政支持力度、法人治理机构、现行的农村金融体制以及民间融资等方面论述了资金短缺的原因。从而提出了政策引导、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金融服务与合作社对接以及完善金融信贷扶持机制、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等方面建议,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的资金互助制度分析

我国民间融资作为农村金融抑制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物,其存在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性产物。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作为民间融资的一种形式是发展合作金融及破解农村金融问题的一种有益探索。从基层发展实践看,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有效地改善了农户贷款难问题,实现了农村各种资源有机整合与有效利用。为促进其健康发展,本文认为需从政府支持、组织制度建设等方面对其进行规范。     

产品溢价、产业风险与合作社统一销售——基于大小户的合作博弈分析

近年来,农产品销售难现象频现。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统一销售被普遍认为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选择之一,但现实中提供统一销售服务的合作社却是凤毛麟角,这与国际经验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大小户合作博弈分析框架,系统阐述了合作社统一销售服务形成的条件和机理,提出了产品溢价、产业风险影响合作社提供统一销售服务的研究假说,并用来自江苏、吉林和四川3省331村240家涉及农产品销售活动的合作社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现实中进行统一销售的合作社比例极低。小农户组织起来后,产品若能获得增值溢价会显著促进合作社进行统一销售。当合作社有能力降低产业风险时,产业风险越高,农户对合作社统一销售服务的需求越强,合作社越有可能进行统一销售。现实中提供统一销售服务的合作社比例偏低的原因在于:政策激励不恰当;农户经营规模普遍较小、实力有限;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不完善。     

推进惠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发展研究

近年来,惠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到了飞速发展,但仍然存在发展规模小、服务层次有待提高等问题。笔者认为,今后要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加强制度建设、基地建设、品牌建设等基础工作建设,进一步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健康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声誉效应分析

本文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声誉效应的表现以及影响声誉效应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并提出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声誉效应的制度创新建议。     

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思考

治理结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高效运作的基础和保障。我国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扩张很快,但在内部治理结构上存在许多问题,致使合作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和互补效应为合作社内部的摩擦效应所抵消。为确保农民专业合作高效运作,在治理结构设计上要充分重视不同成员的能力差异与利益关系,区分两类决策类型并赋予不同的投票权,设立独立监事以加强合作社内部的监督与制衡。     

广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特点和主要问题

总结了广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广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应当铭记的原则。     

新中国农民合作社70年:政策、功能及演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民合作社在政策、功能与机制上不断与时俱进,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农业农村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时期,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型经营主体之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合作社实践及政策演进基础上,分析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农民合作社的功能与作用,剖析了我国当前松散型、半松散型、紧密型合作社的特点和一般功能,揭示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合作社的演进趋势及功能转变。研究发现:农民合作社是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效组织形式;松散型、半松散型和紧密型合作社适应于我国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民合作社在组织形态和功能上需要不断变革和完善。     

农民合作社的制度逻辑——兼谈其发展存在的问题

本文运用历史、现实和逻辑方法,研究农民合作社制度的设置逻辑,进而揭示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农民合作社在一国经济发展第三阶段的历史作用是,通过将传统农业家庭经营提升到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方式,拿回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大部分利润,并以此将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提升到社会平均水平。为此,农民合作社只能实行普惠制,对内实行利益分享、有限积累、限制股金分红、限制大股东和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制度,这使得农民合作社缺乏效率,无法与同行业普通工商企业竞争,因此需要政府和社会等外部经济力量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