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投资银行业的发展趋势研究

一、我国投资银行发展中若干理论问题探讨(一)投资银行与融资制度创新l.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已由“集财于国”转向“藏富于民”,由此引致社会储蓄—投资主体分离和储蓄—投资差异扩大化,要求社会融资结构多元化、社会化和市场化。而我国的融资制度改革却严重滞后,融资结构仍以国家银行垄断信用为典型特征,以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社会融资结构严重错位。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的制度根源并不在于表面的高负债率,而是在于社会融资结构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错位下的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扭曲,以及企业治理结构残缺所导致的国有企业资金收益率低下,…     

论金融脱媒现象及建议

多年以来银行一直是我国信贷资金分配体系中的绝对主体，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融通资金完全依赖银行。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以及利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社会融资结构逐渐发生变化，非金融企业融资渠道逐渐拓宽，居民可投资的金融资产种类越来越多，银行的融资中介地位逐渐下降，由此引发出一个热议的话题“金融脱媒”。     

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变迁及创新模式选择

我国的社会融资结构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步变迁，它真切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历程。本文系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社会融资结构历史演变，并在我国融资结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融资结构创新的战略选择和发展措施提出建议。     

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结构优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迅速,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市场繁荣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很的大贡献。然而,资金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小企业的发展,融资难、担保难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严重抑制着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和进一步发展。中小企业治理结构与融资问题伴随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而不断深入,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国际竞争变得更加尖锐和复杂。文章通过阐述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研究研究其融资困难的表现,从而为中小企业融资结构优化选择提出解决对策。     

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的融资结构和融资偏好

在传统体制下，我国企业融资基本上依赖于财政拨款和银行的指令性、政策性贷款，融资成本很低甚至于负利率，形成了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比较单一的融资结构和信贷软约束。国有企业所面临的“软预算约束”使得它们偏好于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融资体系不是一个单纯解决企业融资渠道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公司治理结构密切相关的系统构建。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融资陷阱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的融资实践已经证实,现代融资理论的融资优序定律对企业融资具有显著的指导意义,企业应偏好于债权融资方式。而我国上市公司在融资方式上却存在着明显的股权融资倾向。这一反常现象在实践中不仅对上市公司造成了不利影响,同时也给我国经济宏观层面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笔者据此提出了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陷阱”分析。当前,分析“股权融资陷阱”产生的背景和影响,对于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顺利实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问题分析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在经济研究中往往被忽视，本文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我国宏观国民收入分配比重逐渐向居民个人倾斜，企业和政府的比重持续下降，同时收入分配差距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在宏观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储蓄率保持高水平，金融总量快速增长。我国金融发展主要表现为金融总量的扩张，而金融发展总体水平仍滞后于金融总量的扩张。在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下，金融发展滞后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为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优化社会融资结构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我国社会融资总量快速扩张,社会融资结构日趋多元化,要更好地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既要着眼于社会融资总规模．也要关注融资结构的变迁。本文从融资结构的角度,在分析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以及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变迁情况的基础上,认为直接融资快速发展有利于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的效率,优化社会融资结构需要监管机构、政府、企业和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     

2011年《预算管理与会计》宣传报道重点

1．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财政政策探讨。 2．调整优化财政分配结构，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优化。 3．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4．进一步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     

社会融资规模、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扩展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分析

近年来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不同步的问题日益突出,以此为切入点,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尝试构建包含融资规模和结构变量的扩展型Cobb-Douglas生产函数,系统分析社会融资规模和融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不同的融资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表内融资、表外融资和直接融资均显著提高了资本要素的产出效率;表外融资、直接融资显著提高了劳动要素的产出效率,而表内融资对劳动要素的产出效率有抑制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过度股权融资的成因及对策

我国股票市场产生的基础存在着制度性的先天缺陷。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关于啄食顺序原则存在明显的冲突。过度股权融资行为实际上是旧体制下国有企业“投资饥渴症”行为的延续。通过分析过度股权融资的内外因素，最后提出了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解决代理问题，构造合理融资结构，重视培育机构投资者，加大证券市场立法、执法，建立防止上市公司过度股权融资的措施。     

金融租赁与经济结构调整

金融租赁是金融业发展过程中银行资本与工商资本相互渗透与结合的产物，是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实物信用与银行信用相结合的一种新型金融业务，它将融资、融物、投资、贸易、租赁、促销、管理、财务等经营要素融为一体，从而能够满足产业结构、融资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企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等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因此在“十五”计划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中，金融租赁将大有作为。     

固定资产投资企业融资风险研究

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外部需求大幅萎缩,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显著,融资金额不断增加。在确保固定资产投资正常进行的情况下,融资风险亦不容忽视。文章通过对政策约束,生命周期理论分析,建立模型,确定固定资产投资企业融资结构及风险防范。     

固定资产投资企业融资风险研究

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外部需求大幅萎缩,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显著,融资金额不断增加。在确保固定资产投资正常进行的情况下,融资风险亦不容忽视。文章通过对政策约束,生命周期理论分析,建立模型,确定固定资产投资企业融资结构及风险防范。     

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视角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期间受到疫情频发、保护主义兴起等各种因素的阻碍,无形中加重了实体企业稳健运营的压力。金融市场发展始终致力于缓解实体企业困境,而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排斥的经济阶段是否引致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出现错配现象,值得深入研究。文章通过研究2010—2021年我国A股企业数据（剔除金融与房地产企业）,并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比重作为调节变量检验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机理。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的内源融资与实体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外源融资的增加会削弱实体经济的增长;企业金融化水平对内源融资、外源融资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金融化程度的加深强化了企业内源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削弱外源融资对实体经济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我国企业的金融化投资发挥了较大的“蓄水池”效应,在优化企业债务结构与提高安全边际的同时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长三角地区社会融资差异化问题研究

社会融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融资规模的差异,二是融资结构的差异。Goldsmith(1969)指出,金融发展就是融资结构的变化,突出强调了融资结构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在研究融资差异化问题中,主要侧重于对融资结构差异的研究。融资结构的差异,主要取决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及环境的差异,同时不同的融资结构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影响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质量。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不同省(市)融资结构明显不同,深入分析该地区不同省(市)融资结构差异的成因,并进一步探讨这种融资结构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     

从日本“倍增计划”看我国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是当前经济转型的热点问题之一，很多学者联想到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下简称“倍增计划”），提出我国也需要实施这样一个“收入倍增计划”。然而，日本的“倍增计划”绝非仅仅是一个简单给居民涨工资的计划，而是一项包含了一系列财税、产业、区域、投资规划在内的系统“促和谐工程”。对日本这一时期的政策和经济现象进行综述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研判。     

政策连续性、债券融资成本与企业融资结构优化

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不仅有助于引导市场形成稳定预期,而且对于提高政策调控的有效性,促进经济行稳致远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公司债券发行定价为研究对象,选取2007—2021年我国沪深交易所交易的公司债券为研究样本,深入探讨了政策连续性对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策连续性水平上升能够通过“稳预期”“稳业绩”和“稳杠杆”机制显著降低企业债券融资成本,且该效应在经济下行期、金融压力上升期及债券违约事件爆发后尤为明显。相较于财政政策连续性而言,货币政策连续性上升更有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且政策连续性上升有助于提高企业债券和股权融资规模,优化企业融资结构。本文的研究对于统筹逆周期调控和跨周期调节,坚持政策连续性进而改善企业投融资环境与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日本融资模式的发展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其融资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发生演变。总体上看，日本融资模式的特征可以概括为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但在不同时期这两各方式的重要性有所变化，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间接融资是筹资的主要渠道，而直接融资由于受到制约过多，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在随后的经济低速增长时期，间接融资中的企业贷款比重下降，通过银行投资于有价证券的比重上升，直接融资随着国债的在量发行而逐步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后，金融全球化、自由化进程不断加深，日本所面临的环境发生变化，政府的过度保护和过多干预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资本市场在改革进程中得到迅速发展，进一步发挥直接融资的作用已成为必然趋势。     

利率市场化——中国融资与投资缺失的契合点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融资与投资是资金运动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良好的融资环境、畅通的融资渠道是保证投资正常进行的前提;有效率的投资不仅能带动经济的增长,也是进一步优化融资环境的主要因素。在我国,融资结构失调、投资无效率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困境。利率政策的无效性是导致融资与投资相背离的根本原因,而利率市场化是沟通融资与投资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