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外部性分析

政府（财政）行为也会像市场行为一样产生外部性，正如市场主体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产生市场外部性一样，财政外部性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各级政府追求自身财政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本文从财政外部性的理论分析入手，指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状况是诱发我国财政外部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具体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政府闻、政府与市场间外部化的各种途径。最后借鉴克服市场外部性的经验，提出了矫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外部化的对策。     

低成本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析

当前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集中表现在因过度举债而产生的巨大风险上,这引起了政府、媒体和学界的普遍关注。对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的原因,学界给出了各种解释,如分税制改革所导致的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各级地方政府唯GDP政绩观等。这些原因均可说明地方政府债务的高风险性,但我们认为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的本质原因是地方政府举债的成本较低,具体表现在举债的经济成本和债务到期的违约成本均较低。文章最后讨论了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规制及其未来的高成本趋势。     

地方政府债务的状况、成因与风险化解分析

自2010年审计报告首次披露地方政府债务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状况及其风险获得全社会高度关注。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呈现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特点,部分地区债务负担重、风险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产生与政府职能转变、财政体制、治理机制、债务管理等问题密切相关,必须在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行财政体制、官员考核晋升机制、政府投融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化解可能存在的债务风险,发挥地方政府债务的积极效用。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加剧“创新陷阱”了吗——基于上市企业实质性创新的证据

创新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虽然提高了创新数量，却抑制了其质量改进，加剧了“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通过挤占信贷资源、诱导企业金融化抑制了创新数量与质量提升；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带来了政府补贴的激励扭曲，使得企业为争夺有限的补贴而更加注重创新数量的增加却忽略了质量的提升；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更容易使政企关系较为密切的企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企业陷入“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     

转型时期我国的地方市场分割:基于博弈论的分析及对策

地方政府竞争是转型时期中国政府所选择的一项制度安排，而地方市场分割是地方政府竞争所产生的一种负面效应。地方市场分割是追求税收收入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官员的一种理性行为，但导致了一种“囚徒困境”式的竞争悖论。改变博弈规则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收益函数或引入不确定性是解决“囚徒困境”的对策。     

“广信”破产带来的教训

由“广信”破产引发的关闭信投公司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事件接踵出现。随着债务清理的深入,显示不仅一家“广信”走上畸形发展之路,若干非金融机构都存在类似问题:改革开放高度发展,大规模建设急需资金,财政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银行资金亦无力支持,各种融资渠道对建设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为地方政府筹资,带有极强的政府色彩,不但融资过程中贯穿地方政府的意志,而且极度举债背离经济规律,不同程度地忽视经济效益。多数筹资为中长期债务,建设之初无还债压力,因而举债建设的成就掩盖了债务危机。大量举债推动大规模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业绩,新一届政府又要推动新一轮建设,旧债为新债隐藏,债务雪球越滚     

我国地方政府官员利己行为的经济学思考

政府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官员的意志对政府的行为有重要影响,这在地方政府中体现更为明显。如果地方政府官员也是理性人,也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其行为是否也受“无形之手”的调控呢?本文在地方政府官员是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上,通过对官员的效用函数分解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官员的自利行为如不加引导和控制,很多时候并不会带来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地方官员追求个人升迁的行为,易导致重形式轻实效的“政绩工程”,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其追求个人收益的行为,易导致政府直接进入竞争性行业“与民争利”;其对声名的追求会因为官员与百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丧失了应有的对其行为的约束力,因此,中央政府应当通过改革政绩考核体系,加强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等办法来约束和引导地方官员的利己行为,使之既能利己,又能利国、利民,既有积极性,又有合理性。     

武汉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治理

地方政府适度举债可以有效补充公共财政资金需求,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必须防范债务风险,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通过对武汉市债务规模的分析发现,当前武汉市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但是未来存在较大的偿债压力,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构成武汉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成因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由政府主导的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巨大的城市发展需求以及官员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原因。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治理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包括对地方投融资平台进行清理;适时赋予地方合法的发债融资权;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建立政府债务预算管理制度等。     

地方政府债务起因、效应及未来发展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成为当前我国深化财税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由于预算法中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得拥有自主举债权,所以一段时期以来理论界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然而现实中,一直存在着大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使得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严重制约着财税体制的健康合理发展,甚至潜在威胁财税体制的稳健性。因此本文拟从三个层次,递进分析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首先归纳其产生的原因,然后分析其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最后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未来发展做出展望。     

国有股定价的博弈模型

利用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我国当前国有股减持定价问题。模型结论是：为追求效用最大化．政府所制定的价格水平可能与股票市场平均价格水平呈负相关系；在现有效用函数下，我国政府没有按照投资者预期来制定减持价格，是因为按照投资者预期定价不是一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不满足动态一致性。但由于投资者预期是理性的，结果反而使政府的效用水平下降。模型的政策含义是：为摆脱这种困境．政府应该通过立法承诺以低于或等于投资者预期的价格来减持国有股，即实行“低价格减持政策”。     

“土地财政”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研究——以中部地区C市融资平台为例

“土地财政”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运作来说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房地产市场火爆发展时期,“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迅速膨胀的“催化剂”,而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拐点迅速降温,“土地财政”又成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爆发的“导火线”。要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应以改革“土地财政”为契机,一方面,通过构建稳定的地方财政收入机制,减少融资平台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降低融资平台债务运行的不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加强融资平台债务监管,创新融资平台市场化融资方式,提高融资平台自身的借债和偿债能力,确保融资平台债务能按期偿还。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由来已久,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总体规模已相当庞大,而且呈现不断膨胀的态势,成为当前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严重制约了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甚至威胁到我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分析当前我国现阶段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对我们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改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现实意义。     

抓“大”的真谛

企业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要寻找要素投入的最佳组台和最佳效用,发展规模经济是实现此目标的主要方式之一。自从“两个转变”提出以来。一些地方顿导,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简单地理解为“抓大放小”,发展“规模经济”．从而人为地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拼凑大企业、大集团,主观地认为企业规模越大．就越集约、越经济。笔者认为,对规模经济应有全面正确的理解。     

地方公共项目委托代理风险生成的博弈分析

在地方公共项目运营过程中，地方政府监管部门与具体的项目公司之间既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又是一种利益博弈关系。两者效用目标的差异以及信息占有上的不对称，是代理风险产生的原因。为防止这种风险，地方政府公共项目监管部门应当对项目公司实施有效的监督和控制。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路径安排:清理存量、创新体制、强化监管

近年来,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问题凸显,风险不断积聚,遵循“控增量,化存量”的指导思想对其加以清理应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当务之急.从更长远考虑,在承认地方政府债务具有一定“合理成分”①的前提下,通过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实现财力与事权的匹配以及积极探索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体制保障;同时,构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系、强化监管是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后的常规性治理手段.     

地方政府债务最适规模的数理分析

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问题，已经成为潜在的财政风险。亟需在矛盾爆发之前，适度控制债务规模，防患于未然。本文从债务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和负担出发，探讨债务与国民收入和财政的内在关系，从而构建数学模型，论证地方政府新一期债务适量规模以及最佳债务规模，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地方政府公债实践。     

县（区）乡政府债务问题研究

县（区）乡政府债务的形成有政策性、体制性和人为因素等多个方面，与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没有必然的联系。适度政府债务可以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化解县乡政府债务应从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着手，增收节支不能消除地方政府债务，反对以强制扣款等“一刀切”的手段化解县乡政府债务。建议从法律和政策上适度放开地方政府举债权限。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机制与化解对策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可以看作是在财政关系尚未理顺的情况下政府问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基层政府因为收支紧张产生举债冲动，但债务的积累主要起因于财政产权制度下地方政府的攫取——对金融租金的分割，它实际是一种变相的财政竞争。其原因在于存在着财政收益、财政控制权与财政风险的不对称分布。国有金融体制的软预算约束也应承担很大责任，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各级政府债务约束制度，使每一级政府的财政行为与风险匹配，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根本出路。     

会计委派制，是解决国有企业“代理问题”的有效途径

“代理问题”是企业产权委托人与代理人所追求利益目标不一系面产生的矛盾，它是国有企业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所在，改变现有会计管理体制，由政府部门向国有企业委派会计负责人，明确被委派者的职责和权限，并对其严格管理，是解决“代理问题”的途径之一。实践证明，会计委派制在强化政府对企业监督职能、企业内部会计监督职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地方政府违约债务规模及偿债准备金研究 ——控制和化解地方财政风险的数理经济学视角

目前学术界和相关部门对于我国地方财政风险的形成原因、传导机制和潜在危害已进行了大量的分析论证，但对于如何将政府债务规模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防止地方财政风险的不断传导升级，却缺乏专门的研究。通过对地方政府违约债务具体表现形式的探讨，从数理经济学视角提出了测算违约债务规模和合理设置偿债准备金的总体思路，整个机制可以为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系、保障各级财政安全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