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分权型财政体制的演进路径及其特征

建国以来，我国财政体制围绕集权与分权经历了多次变革。建立稳定的、有效的分权型财政体制应当是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任务。结合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有限分权的财政制度应当是我国分权型财政体制改革的可行目标。     

越南财政分权改革研究

越南在"革新开放"后一直在探索一条适应市场经济的财政分配体制.根据财政联邦主义原理,越南的财政分配体制改革主要围绕着划分和协调中央与地方间的事权和财权,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等问题展开.与中国相似,越南的预算分配体制也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再由"分权"走向"集权"的过程.     

多任务代理、财政外溢与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以教育为例

财政分权和财政竞争理论在强调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效率优势时，较少考虑联邦体制与单一集权体制的制度差异，而且忽视了地方政府在提供教育等公共服务时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外溢.本文基于我国的政府结构背号，应用多任务代理框架来构建理论模型，并进行初步的经验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将系统地忽视产出不易测量的文教卫生等社会民生类公共服务的提供。在人口大规模迁移使得教育支出具有显著财政外溢情况下，地方政府会更进一步削减教育支出，并向居民转嫁。未来的政策调整方向是，淡化地方政府经济活动激励的同时，加大对社会民生类公共服务的激励强度，并增加对具有财政外溢项目的专项转移支付，使其经费负担主体逐步上移.     

财政外溢下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以教育为例

主流财政分权和公共服务提供理论在强调地方政府竞争效率的同时,较少考虑联邦体制与单一集权体制的制度差异,而且忽视了地方政府在提供一些公共服务时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外溢.考虑到我国单一集权的政体背景,应用多任务代理框架来构建理论模型,可以发现,地方政府会忽视产出不易测量的文教卫生等社会民生类公共服务的提供.在人口大规模迁移使得教育支出具有显著财政外溢情况下,地方政府将进一步削减教育支出,并向居民转嫁.未来的政策调整方向是,演化地方政府经济活动激励的同时,加大对社会民生类公共服务的激励强度,并增加对具有财政外溢的教育的专项转移支付,使其经费负担主体逐步上移.     

财政联邦制理论反思及其对中国财政体制的应用

我国的地方政府竞争存在于政治、经济、财政等领域。这种竞争有利有弊,要全面禁止既不可行,也不可取。需要考虑如何建立和维护一个地方政府竞争的秩序框架,以保护正当竞争,限制不正当竞争。传统的财政联邦制原则基于“仁慈性政府”预设,存在着内在的财政集权趋势,倾向于试图扼杀地方政府财政竞争。本文摈弃了上述预设,提出“修正后的财政联邦制原则”和“完美型财政联邦制原则”,以消除传统财政联邦制原则的误区。通过总结和剖析相关文献中有关中国财政体制的财政联邦制定位论述得出结论：相较于传统的财政联邦制,中国属于“准财政联邦制”国家。需要修正后的财政联邦制原则和完美型财政联邦制原则来框定中国政府的财政竞争,也需要“市场维护型联邦制”原则来辖制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更需要竞争性政治联邦制原则来避免财政集权。     

建国初期县级财政的建立

县级财政是中国财政层级中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县级政府实现其职能的重要工具,其收支活动随着国家财政体制和县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年,在财政体制方面实行了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体制,中央高度统一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由中央划拨。1951年始,在财经形势好转的情况下,随着朝鲜战场上局势基本稳定和国内各项建设事业的展开,中央政府开始更多地把一部分财权下放给地方。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1953年建立了县级财政。     

论政府责任的“可计算性”与财政监察目标的实现

历史地看，财政监察制度的建立是解决资源财产委托受托责任关系下委托人和受托人利益关系矛盾的一种基本国家财政制度，只不过专制体制下财政监察的目标是保护专制君主的私有财产，而民主制度下的财政监察是保证全体国民的共有财产不被滥用。因此，如果忽略服务目标的差异，我们完全可以以一般经济责任关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对财政监察制度存在的基本原因及目标、实现的手段作以下分析。     

财政民主主义的中国萌芽——以清末立宪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围绕着财政体制的再造,清中央政府旨在高度集权,地方政府意在固化地方财权,而立宪派大力彰扬国民财政权。在复杂的三方博弈中,立宪派所预期的现代财政体制并未出现,但是立宪派首次将民主、法治和自治等理念引入财政领域,大力彰扬国民的财政参与权、自主权和监督权,催生了财政民主主义的中国萌芽。     

地方债: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应考虑的重要问题

建立地方债制度是分级分税财政体制的客观要求，也是增加地方政府自主财力、健全地方财政信用机制及减轻中央财政支出和债务负担的必要途径。目前，我国国债制度已基本完善，社会余资十分可观，发行地方债的客观条件已趋成熟。因此，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应该考虑修改预算法，先行试点，逐步扩展，稳妥、有序地建立中国特色的地方债制度     

深化我省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和措施

省级财政体制是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和实现政府对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工具，是促进地方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机制。本文阐述了深化我省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和应遵循的原则-提出我省财政体制改革要在公共财政框架下进行，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加强财政对经济结构的调节，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建立统一规范的财务制度，财政体制改革的有效方法是转变财政职能、制度引进和制度创新。     

解放思想，推动财政改革与发展的选择：控制导向、结果导向、还是参与（合作）导向——从公共管理角度的思考

无论是从财政改革还是财政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看，应把健全财政体制机制作为财政工作的重点。我国渐进式改革道路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目标，不但决定了我们下一步健全财政体制机制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而且只有在广泛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充分考虑我国国情才能取得突破。     

集权与分权:基于中央政府的财政体制变迁分析

集权还是分权或如何集权和分权,是厘清财政体制改革思路和确定未来财政体制改革方向需要讨论的焦点。自上世纪70年代末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财政体制经历了包干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两次由中央政府主导的以利益诱导为主要手段的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的改革都有自身的成本和收益。财政包干制的制度特征决定了其具有中央政府难以控制的交易成本,并具有成本递增机制。分税制是一种长期的合理制度安排,但其成本机制也确实阻碍了中央和地方理想收益目标的实现。进一步的制度变迁方向,是在坚持分税制分权化制度变迁路径的前提下,通过改进分税制的具体制度设计来使更多的外部收入内部化,并须以实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级行政和奠定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制度规则的宪法基础为基本条件。     

积极探寻财政集权与分权的均衡点

集权和分权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过分强调集权则势必牺牲分权,过分强调分权则势必牺牲集权。建国以来,我国财政体制变迁大体上经历了集权模式-行政性分权模式-经济性分权模式的轨迹,     

论我国调控型公共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

适应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内外部平衡的需要，我国财政体制的选择必然是调控型公共财政，即财政的调控性和公共性的动态、有机结合。构建调控型公共财政，必须坚持吸收公共财政体制已有成果、以财政的调控性应对我国经济内外非均衡性、整体设计和稳步推进等原则。构建调控型公共财政需要改变财政管理思维，变财政集权为提高财政效率；改变财政投资观点，变削减乃至取消财政投资为适应经济周期财政适度投资；改变预算编制方式，变单一预算为全面实施复式预算，以适应财政调控的需要，充分发挥财政的公共性和调控性职能。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体制的几点意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财政体制理顺中央财政和地讣财政的关系是财政理论和实践研究中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集权下的财政分权:问题和出路

集权还是分权是理解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关键,但目前中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是不能用集权还是分权这样简单的标准就可以做出判断的。目前,我国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在分税制改革后仅属于形式上的财政分权。此外,自1949年以来,我国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一直进行着集权和分权的循环,凸显出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随意性。财政制度要从顶层设计做进一步的改革,才能打破集权和分权的循环。进一步改革的关键是确立政府间的财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自治权。最根本的改革在于改变目前的"分权式威权制"制度,才能理顺财政关系,解决目前所有的矛盾。     

唐朝财政制度演变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

唐朝财政制度以"安史之乱"为界,分别形成前期租庸调为主的财政制度和后期两税法为主的财政制度.本文将唐朝不同时期的财政制度进一步细化为赋役制度、征收管理制度、财政体制、预算制度、财政监督等,并分析不同制度安排下国家治理能力的演变,反思历史给现实以借鉴.     

论统一后秦高压政策下士人阶层的不同抉择

秦朝统一后,在思想文化专制的高压政策之下,秦朝的士人阶层面对政治环境的强烈变迁,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了不同的抉择。他们或者依附于秦王朝,蜕变成为专制君权的奴仆与工具;或者选择避害祛祸、明哲保身,以保全生命、待机而动;或者远离政治、隐居山林,求得人格的独立和内心的安宁;或者以保存典籍、传承学术为己任,维系学术思想的传承;或者挺身而出,参加反秦起义,为灭亡暴秦而奋斗。不同的选择,反映了士人阶层面对专制政权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策略。他们的每一种选择,对后来的士人处理其与封建皇权的关系,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中国近现代财政转型的脉络剖析

近现代以来,中国财政转型经历了帝国财政崩溃、全能财政试验与宪政财政建设三次大变迁的过程。鸦片战争后,我国的帝国财政制度走向瓦解,民国时期试图进行变革但没有成功;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进行了全能财政的试验;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宪政化改革加快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在深化财政改革的进程中,需要持续滤去帝国财政的毒素,通过完善宪政财政程序以推进财政公共化,提高财政制度的长期效率。     

从中国财政思想的变迁看财政制度的进步

中国财政思想最早产生于西周“量入为出”、春秋战国时期管仲“法国必先富民”和唐朝杨炎的两税法，即“量出以制入”的思想。王安石变法中“均节财用”的思想，明末张居云提出的“一条鞭法”，以及清朝“摊丁入地制”，这些思想在当时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促进了当时财政制度的进步。新中国建立后50年，前30年计划经济实行的是陈云四大平衡的经济思想，后20年改革开放，财政体制随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探索，终于在1998年开始抽出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