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型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企业绿色形象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正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有利于从根源上缓解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约束问题。虽然已经发表了大量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但对制造企业在实施绿色创新时的影响机制研究仍然知之甚少。文章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资料,研究了激励型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企业绿色形象间的内在关系,并提出相关建议。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

“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更加满足企业维持绿色创新持续性的需求,也往往对融资约束和社会责任产生正面影响。文章以2011-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数字经济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对绿色创新持续性产生积极影响。但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对绿色创新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并且上述影响在环境规制高的情况下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社会责任,进而提高绿色创新持续性。从数字经济这一宏观层面拓展了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影响因素领域的研究,对于完善企业研发投资并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环境规制、资源配置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加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够对我国环境质量改善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本文基于2001-2020年我国31个省相关数据,探讨环境规制、资源配置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和高效率资源配置的交互项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据此,本文提出：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改善环境质量、提升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视阈下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考察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显著促进获评城市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该影响作用主要体现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中,在绿色发明专利方面则不明显;与其他企业相比,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重污染行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地处普通城市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这一结论有助于从城市文明视角拓展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动因,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为创建文明城市建设经济后果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能源要素价格、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S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技术对能源要素价格波动及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能源要素价格、环境规制强度、利润率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能源要素价格、环境规制都会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正向的影响,其中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贡献最大,其次是能源要素价格,最后是工业企业利润率。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效率与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

本文以转移合理度为指标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进行重新界定和测算,基于数理模型的分析结论,运用我国30个省2001～2014年数据构建面板门限模型及动态空间计量模型,以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及绿色技术效率对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存在绿色技术效率的门限效应,当绿色技术效率较低时,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效率的提升并不能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当绿色技术效率水平达到门槛值以上时,绿色技术效率和环境规制则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转移产生显著的直接和间接促进作用.     

利用环境规制政策来促进江苏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

制造业绿色化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江苏已在战略规划层面将绿色创新确立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目标模式,这既是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路径,也是建设自主可控的先进制造业体系的内在要求。江苏在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方面取得了初步成就,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例如绿色发展意愿和能力不强、政策实施效果不佳等。以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为宗旨的环境规制政策是绿色发展实践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政策工具,但是实际效果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为此,在推进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进程中,必须对相关环境规制政策进行优化并运用,形成覆盖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和产业链条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依靠“命令控制型规制”守住绿色底线;依靠“市场交易型规制”激发绿色动力;依靠“柔性参与型规制”提升绿色效率。既要围绕绿色发展的关键任务和突出问题灵活选择规制政策,更要依托多元化的机制创新提升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果。     

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研究

分析探讨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通过对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和其他观点的阐述、对比,得出如下结论:由于研究角度和假设前提的差异,不同观点存在明显差异,现实中很大可能两者之间存在不确定性。     

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与权益资本成本

文章以沪深A股2010—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环境规制下绿色技术创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其在不同行业特征与企业属性下所呈现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越强,权益资本成本越低,这种负相关关系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表现得更为显著。进一步地,相比非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下重污染行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使得权益资本成本下降的作用更加显著;相比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下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使得权益资本成本降低的效果更为强烈。研究结论不仅对企业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具有启示意义,也为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本文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首先构建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绿色转型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理论假说。随后,构建计量模型,设计变量指标,采用省级动态面板数据与系统GMM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并探究空间异质性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绿色转型伴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表现出先降低后上升的U型趋势;中国仍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当前环境规制强度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污染型行业,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证实了"污染天堂假说";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有助于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作为外资的重要准入门槛,能引导外资流向清洁生产型行业;空间异质性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部、西部地区交互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而中部与东北地区则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就业效应——基于省际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利用2000～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我国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加强环境规制抑制了就业增长.而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地区则存在负向影响;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存在策略性竞争行为,从全国层面来看,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以逐底竞争策略为主,而区域间则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体现为差异化竞争,而中西部地区则以逐底竞争为特征;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对就业具有重要的影响,某一地区放松环境规制将对邻近地区的就业水平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企业环境责任作用机制与路径研究

我国目前的环境规制手段以命令控制型为主,未能很好的促使企业产生"共同体"的主人翁精神参与环境治理,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要实现共赢,就要实现从机械的被规制转为更富有张力的环境责任的履行.本文探讨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责任作用机制问题,梳理其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机制,提出环境规制推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实现路径.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能源足迹

本文以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将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能源足迹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探讨三者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升级降低能源足迹;绿色金融对环境规制与能源足迹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环境规制抑制能源足迹增长的效应就越明显;绿色金融通过强化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对降低能源足迹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环境规制发挥其正外部性,通过环境规制提升区域创新水平、驱动产业优化升级的效果就越好,进而降低能源足迹。因此,政府在积极推行环境规制政策的同时,应重视发挥绿色金融的激励和引导作用,通过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为环境规制更好地降低能源足迹“保驾护航”。     

环境规制与企业减排研究

随着全球环境形势的不断恶化,以及我国雾霾天气的不断出现,环境规制成为缓解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重要措施,也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调控举措。排污收费制度是目前我国使用时间最长、效果最为显著的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已经在我国环境保护中作出重大贡献,但是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随着环保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对当前排污收费制度进行完善使其能够继续适应经济发展现状,切实的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本文从企业这个微观视角出发,从理论的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减排力度的影响机理,从而为完善我国环境规制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环境规制与企业减排研究

随着全球环境形势的不断恶化,以及我国雾霾天气的不断出现,环境规制成为缓解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重要措施,也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调控举措。排污收费制度是目前我国使用时间最长、效果最为显著的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已经在我国环境保护中作出重大贡献,但是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随着环保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对当前排污收费制度进行完善使其能够继续适应经济发展现状,切实的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本文从企业这个微观视角出发,从理论的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减排力度的影响机理,从而为完善我国环境规制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环境规制先行接受者竞争优势分析

从竞争优势的视角,对环境规制的先行接受者和跟随者进行比较,本文分析发现环境规制的先行接受者采取的环境战略越严格,其获得的竞争优势越明显。环境规制的先行接受者所获得的竞争优势集中体现在创新优势和先动优势两方面。由于严格的环境规制能激励企业创新、促进企业进入开发新技术的上游市场、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和降低成本等,环境规制的先行接受者因此获得创新优势。由于环境规制的先行接受者未雨绸缪,按照更严格的环境标准来要求企业,能够在未来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变为现实之时占有市场的优先位置,获得先动优势。     

消费者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品牌关系跃迁的影响研究

随着国家绿色发展战略的提出,如何建立并推动消费者-绿色品牌关系发展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引入环境规制变量,从消费者视角探讨其对消费者-绿色品牌关系跃迁的影响路径,并提出政府干预策略建议。     

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地区工业经济增长——基于空间Durbin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选取2004-2009年地级市以上城市工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Durbin面板模型探索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地区工业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关系。实证结果发现:(1)无论是全国样本,还是各地区样本,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会减缓地区经济增速已经成为工业化推进中不可逾越的发展路径。(2)环境规制竞争对本地经济增长效应表现为明显的区域特征。东部和东北地区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增长效应,中部地区则具有负向增长效应,而西部地区增长效应不显著。这既为探索共生型环境经济政策,又为制定差别化环境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绿色转型、创新投入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

企业成长性对于企业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企业应切实承担起绿色发展的社会责任,研究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2016-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179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同时加入了创新投入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创新投入有效抑制了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成长性的负向影响,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产权性质、地区差异性、企业规模等异质性分析,相对位于非一线城市企业、民营企业和小规模企业来说,一线城市企业、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创新投入对二者负相关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显著。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关于企业成长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对如何处理企业绿色转型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提高重污染行业企业成长性及促进绿色转型提供一定依据,同时也可以为上市公司切实承担起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社会责任提供一定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