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与进口中间品质量

文章以中国2004年实施《最低工资规定》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最低工资政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促进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升级,该结论在一系列识别检验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最低工资政策可以通过“相对价格效应”和“优胜劣汰效应”两个渠道提高进口中间品的质量水平;最低工资政策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会受到地区人口禀赋和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得出,对于持续进口企业来说,最低工资政策主要影响了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变动的组内效应、组间效应和进入效应。文章的结论为中国政府如何将提高进口的“质”与保障民生的政策目标联系起来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     

进口中间品、进口资本品与企业出口复杂度

本文利用迭代法测算了企业出口复杂度,并考察了资本品和中间品等不同类型进口产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进口资本品可以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复杂度,而进口中间品则抑制其出口复杂度;进口中间品对外资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程度要强于本土企业,这印证了加工贸易低端锁定效应的存在;进口中间品提升了高技术制造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抑制非高技术制造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进口资本品只显著提升了本土企业、高技术制造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在影响机制检验中,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企业研发投入被抑制、研发部门人力资本被挤出而引致的。     

贸易战、风险敞口与中间品进口

基于2017—2019年中国进口产品数据和美对华加征的出口关税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评估美对华贸易战如何影响中国的中间品进口。研究发现：随着中美争端程度加深，关税冲击的负面影响会逐渐显现。第三、第四轮产品关税中，美对华加征的出口关税对中国从美国的中间品进口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同时，这种关税冲击促使中国增加了从欧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间品进口，即贸易战促使中国对这些国家产生了正向的进口转移效应。进一步研究出口与中间品进口在供应链上的密切关联发现，产品面临的出口关税风险敞口越大，中间品进口增速的下降幅度越大。     

中间品进口多元化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主要从中间品进口多元化的角度入手,分析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决定因素和提升机制。理论上,进口中间品多元化可以通过边际成本、固定成本等渠道影响出口产品质量,并受限于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实证方面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多元化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从所有制分布看,国有企业进口中间品多元化水平最高,私营企业最低,外资企业居中;平均看,进口中间品多元化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这一提升作用仅限于外资企业、源自OECD国家的中间品和2004-2006年样本;对于本土企业、源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中间品和2000-2003年样本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在于,一是企业与进口中间品匹配的吸收能力较差,二是企业进口中间品多元化的边际成本效应弱于固定成本效应。     

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受限Tobit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产生的成本节约效应、上游中间品进口产生的竞争效应等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扩大进口中间品种类,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抑制上游中间品企业垄断,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素价格负向扭曲与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

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实现技术进步、追赶国际技术前沿的有效途径,也是新贸易理论框架下进口贸易利益的来源之一;但在国内要素价格负向扭曲条件下,生产要素与中间品相对价格变小,从而导致包括进口中间品在内的中间品投入种类减小。基于上述判断,本文以中国数据为例,实证研究企业要素价格负向扭曲对其进口中间品多样化的影响,从而为分析市场扭曲与贸易利益的关系提供一个经验事实。本文认为: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呈现递增趋势,企业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呈现递减趋势;要素价格扭曲降低了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水平,这一降低作用对于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东部地区和一般贸易更明显;而且劳动力要素价格负向扭曲的影响大于资本价格负向扭曲;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政策含义是,尽快实现国内要素价格完全市场化有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特别是摆脱企业对低工资、低价格的过度依赖而丧失技术创新和模仿的机会,从而最终实现中间品多样化和贸易利益。     

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与生产技术革新

科学刻画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能为制定科学进口国外中间品和提升生产技术革新速度方面的政策提供有益参考,以剖析上述效应为目标的多维细致检验结果表明：首先,制造型和服务型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呈现倒U型,进口约2.5倍于自身比较优势水平技术含量的中间品能最大化中间品进口的生产技术革新功能,这一结论在多层面检验中均稳健成立。其次,中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处于倒U型顶点的左侧正效应区间。对于动态比较优势持续提升的中国而言,在处理好“卡脖子”风险的基础上,可适度提升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以更好地发挥中间品进口的生产技术革新功能。最后,倒U型效应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多维外部冲击均无法撼动倒U型效应。为此,倒U型效应可谓协调中间品进口和生产技术革新间关系的“铁律”。     

进口中间品对中国出口净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分析——基于不同技术水平中间品的视角

本文参考OECD的制造行业技术划分标准及WIOD投入产出表,将制造业进口的中间品分为四种不同的技术水平.以进口中间品的技术异质性为切入点,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扩展,构建了不同技术水平进口中间品对制造行业增加值基础上的出口净技术复杂度(NSE)影响的模型,并运用1999-2011年的数据对理论模型的结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种技术水平进口中间品对处于相同技术水平的产品出口净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为正,而对低于或高于其技术水平的产品的影响为负.此外,一种技术水平进口中间品对处于不同技术水平的产品的影响,除了受研发、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影响,同时还受进口中间品使用方式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对于中国如何通过进口不同技术水平中间品提升自己的NSE提出了较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间品进口市场数量、市场转换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是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实证分析了企业中间品进口市场数量变化及其进口市场转换行为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企业个体层面的考察显示,企业中间品进口市场数量的增加,不仅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而且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阶梯,主要是通过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降低中间品进口成本两个机制发挥作用,通过改变企业研发投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机制是不显著的;从进口市场转换方向来看,无论是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还是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企业调整中间品进口市场都会显著提高其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基于行业层面的考察显示,整个行业中间品进口市场数量的增加会显著提高整个行业的平均出口产品质量。     

进口中间品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

中国处于质量升级的关键阶段,由于进口中间品能实现技术溢出、优化资源配置,因而可能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为此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匹配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能显著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剔除加工贸易后结果更加显著,然而进口中间品使用强度对产品质量提升呈递减趋势;运用PSM逐年匹配解决内生性问题后采用DID和FE也得到一致结果,进一步发现高技术产品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也较高,而受技术垄断影响来自高收入国家、高技术国家的中间品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有限;从动态角度看,进口持续期与出口产品质量呈U型关系,短暂进口在质量提升上并不明显,适时进入以及持续进口能显著提升产品质量。     

中间品进口与中国企业创新——基于进口关联化、多样化与高度化的多维视角

本文基于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分析中间品进口的关联化、多样化和高度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呈现产品种类扩大、关联度加深及内嵌技术升级的特征,中间品进口关联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呈倒U型变化,中间品进口高度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呈正U型变化,中间品进口关联化正向调节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高度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对处于东部沿海省份及高生产率企业而言,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高度化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得到强化。在实施扩大进口战略中,不仅要利用不同形式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还需注重进口产品关联化的调节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高度化的创新效应。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基于进口中间品视角

随着中国成为《贸易便利化协定》接受国,贸易便利化正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此,文章从进口中间品视角构建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2007～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分析的合理性。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总体表现为延长作用,且该效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其机制主要是通过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以及提高进口中间品种类来实现的。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东部地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作用小于中部地区企业,而中部地区企业又小于西部地区企业;同时贸易便利化对企业核心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作用大于企业非核心品。     

中间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基于进口产品异质性的新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基于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统计库合并数据,全面系统地评估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产品质量效应、产品种类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是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生产率的三个可能的渠道,其中产品质量效应起主导作用。进一步地,产品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第一,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尤其是从G7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突出,而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有限;第二,零配件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最强,其次是加工型中间品,而初级型中间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国内研发及外溢、中间品进口研发外溢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阶段,经济发展动力由以资源和初级要素驱动转向技术和知识等高级要素。研发作为获得技术和知识等高级要素以及进行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途径,研发及外溢能否有效改善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体的影响机制如何?本文以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国内研发及外溢和中间产品进口研发外溢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当期研发及外溢并不能带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国内研发及中间产品进口研发外溢的一阶滞后项对当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前者的影响大于后者,即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国内研发。从影响机制来看,科技机构数量所代表的制造业获得的科技中介服务程度是国内研发及中间产品进口行业内研发外溢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机制,专利申请量所代表的科技创新水平是国内研发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机制。     

中间品进口会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吗——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分析

本文运用2000-200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分析进口中间品的使用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发现:与非进口企业对比,进口企业在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各项指标上都强于非进口企业,一直进口的企业在各项指标上最高,东部地区企业和高人均资本行业的企业表现最佳;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从非进口状态转为进口状态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7.49个百分点,这种促进作用对低人均资本行业企业和西部企业尤为明显。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须重新调整"出口主导,进口从属"外贸发展思路,实施积极的进口贸易战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创新,鼓励中、西部企业和低人均资本行业企业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边干边学,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更快提高。     

中间品进口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研究:“扩展边际”抑或“集约边际”

本文采用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统计库的合并数据将中国出口总量增长分解为出口的扩展边际和出口的集约边际,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中间品进口对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显示,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系数标准化发现,中间品进口的促进作用更多体现在集约边际而非扩展边际;分样本检验中,发现中间品进口来源国、贸易方式以及所有制类型会对促进作用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为中国出口贸易扩展主要源于集约边际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也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与转型提拱了参考依据。     

资本品、中间品进口对中国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促进”抑或“抑制”

通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总署进口贸易数据库,就资本品进口与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及其效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进口行为存在"进口中学习"效应,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进口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集中体现在资本品进口中而非中间品进口;进口来源国及进口企业的技术水平是影响上述促进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