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主产区实施利益补偿的价值判断与政策导向

[目的]粮食安全是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问题,都将其列为重中之重。粮食主产区是我国粮食生产的核心地带和关键区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协调区域发展,必须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实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理念,充分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取向和主旨,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区域基础。[方法]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借助统计年鉴,通过粮食产量、人均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人均地区总产值、地区财政收入、人均地区财政收入、城镇化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分析,比较13个粮食主产区和7个粮食主销区在10年间粮食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差距。[结果]粮食主产区在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等方面的生产规模优势和生产能力显著,对我国经济社会贡献巨大;粮食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粮食主产区需要支付高额的生产费用,承担运输成本与储存成本,无法通过市场获得补偿;粮食产销区之间囿于主体功能与发展责任的迥异而导致经济差距较大,主要体现在人均地区总产值、地区财政收入、人均地区财政收入、城镇化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差别。[结论]据此提出,必须实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需要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价值选择与国家政策导向:应在中央政府、区域政府层面完善相应的政策:一是国家层面制定粮食主产区区域政策;二是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三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与精准度;四是建立产销区利益联动机制;五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等。     

国家粮食安全中主产区粮食生产及其贡献的量化对比分析

研究目的:通过量化对比分析,系统认识主产区粮食生产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贡献的具体表现及程度,客观分析其经济发展困境及粮食生产方面的成因,为国家加大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力度、完善补偿机制提供数据参考。研究方法:利用历年全国和地方统计年鉴数据进行多视角的量化对比分析。研究结果:在粮食产量及其增长速度、粮食生产地位、粮食增产贡献率、省均及人均粮食生产水平、粮食生产比较贡献度等方面,粮食主产区均明显高于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但是,粮食主产区在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等方面明显落后,存在着粮食生产越多越吃亏的矛盾。研究结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过程中,粮食主产区发挥着关键作用,贡献巨大。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保护粮食主产区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加大对粮食主产区,重点是粮食净调出省的利益补偿力度,完善利益补偿机制。     

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变化对粮食主产区影响效应分析——以黑龙江省为例

受各种因素影响,现阶段我国粮食生产的区域变化特征明显,主要呈现出区域结构分化明显,粮食生产逐渐向粮食主产区聚集;粮食生产的区域格局形成,生产重心与中心向北转移;粮食生产的区域优势形成,粮食生产集聚在优势的粮食产区等特征。文章采取案例分析方法,以粮食主产区黑龙江省作为研究对象,以点带面,剖析粮食生产区域变化对粮食主产区的影响。基于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的逻辑框架,选择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粮食产量、播种面积、粮食单产、农民增收结构变迁、人均收入比较、生产总值与人均生产总值、人均经营耕地程度、财政投入及生产条件改进等。研究结果表明,粮食生产区域变化对粮食主产区的影响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形成了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社会效益显著提升,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生产条件明显改善,规模化经营程度提高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产销区农民收入差距大,农民增收不明显,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方式单一、经济发展滞后等消极影响。该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着力打造粮食区域化生产;完善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改善粮食主产区生产条件;形成农业发展为主、其他产业并行的发展模式等。该文提出,粮食生产区域变迁对粮食主产区效应影响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与提升:一是扩大准则层指标设定,精准、细化指标层指标选择,对粮食主产区效应影响进行整体分析和综合评判;二是拓展研究视角,从个案分析推广到整个区域分析,总结普适性与特殊性规律,有的放矢的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粮食安全视角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研究

粮食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主要力量,但与粮食主销区的比较中,却出现“粮食大县、财政穷县”和“穷省”补贴“富省”等问题,影响粮食主产区生产主动性,体现出建立系统完善的粮食补偿机制,对于提高粮农生产积极性,稳定粮区生产的激励和促进作用。因此,文章针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粮食主产区补贴政策、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实现产销区利益平衡、建立以利益补偿基金为核心的补偿制度、改善主产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探索中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粮食安全。     

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剪刀差”现象分析

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主销区经济协调发展不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和基础,还是我国实现区域整体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主产区对国家粮食生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粮食主产区与粮食主销区二者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本文作者通过"积差相关系数"这一数理指标验证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人均粮食产量差异与人均GDP差异、人均财政收入差异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异的负相关关系,并从粮食主产区耕地机会成本损失视角对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反差现象做出了合理解释,以期为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提供决策依据。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争论

区域产业区划将有利于实现产业生产的专业化和集约化,粮食生产区域化必将有利于粮食安全战略实现。但是,受比较利益等因素影响,粮食主产区生产主体积极性较低,严重影响着国家粮食安全。因此,通过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保证粮食生产促进中国粮食安全是一个崭新的思路。国内外学者就如何对粮食主产区进行补偿等问题,从多方面展开了研究。多数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调耕地保护补偿、强调产销协调补偿和强调治理机制补偿是保证粮食主产区的利益,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措施。同时,把粮食生产行为与空间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生产者补偿系统化、阶段化及利益补偿的内生化必将成为研究的新方向。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存在问题及完善对策

粮食主产区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职责,但是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却存在着利益流失,呈现产粮越多越吃亏的现象,国家为了调动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弥补粮食主产区的利益流失,出台了一系列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这些政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微观主体即农民角度对其进行补贴,另一类是从宏观角度即对粮食主产区政府进行补贴,对这些政策进行梳理,在黑龙江省进行实地调研,对这些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     

粮食生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利益补偿途径分析——基于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2002-2012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首先对比粮食主产区(湖南)和粮食主销区(广东)在粮食产量、地方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农民收入结构等方面的差距,接着用实证的方法证明了粮食生产对粮食主产区社会经济发展起负相关的作用,并提出政策建议。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

粮食主产区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区域,是国家战略功能区。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粮食主产区面临许多困难,已经成为我国关键的问题区域。而国家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具有普惠型,且资金来源单一、补偿标准过低,支持已难以激发农户生产粮食的积极性。而针对粮食主产区的其他产业政策缺失,粮食主产区缺乏发展的动力,急需建立一套高效、可持续、动态的粮食补偿机制,充分调动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企业、粮农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把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和国家粮食安全三方利益协调一致。     

我国粮食直补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2004～2009年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2004～2009年各省的数据,利用灰色关联分析了粮食补贴与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的关系,结果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于粮食产量的影响最大,对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次之,并利用基于熵权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分析了粮食直补政策对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的影响,结果表明粮食直补政策对于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效果差强人意,对于主产区的效果稍好于非主产区。针对补贴力度小、政策效果不明显的现状,政府应该加大粮食补贴的力度,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证粮食补贴政策的有效执行。     

河西走廊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力分析

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新战略,并将其作为首要工作任务。文章以河西走廊20个县域为研究单元,运用ESDA和GWR模型,分析河西走廊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变化的驱动力。结果表明:1990~2014年,河西走廊人均粮食占有量呈波动增长-急剧减少-持续增长变化特征;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增长类型以总产低、快速增长型为主,中东部的张掖全市、永昌县、凉州区等地粮食生产作用日益明显;人均粮食占有量总体空间关联度在提高,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态势增强;人均粮食占有量变化的驱动因素中,种植结构复种指数人均耕地面积单位面积产量非农就业机会人均GDP,驱动因素表现出过渡性、空间分异特征,单位面积产量、非农就业机会和人均GDP的变化对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影响具有空间分异特征;种植结构、复种指数和人均耕地面积对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变化影响从高值区向东西两侧递减。河西走廊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发展粮食生产应处理好粮食生产、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在生态安全的前提下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此外,统筹考虑自身发展规模与资源环境状况,发展一定规模的草畜、经济作物,有条件的县域,注重产粮大县的建设,政府政策、资金对其进行扶持,保障产粮大县以及粮农的利益。     

云南粮食主产地区演变的特征及原因探析

为保障粮食安全,国家划分了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三大功能区。作为国家粮食产销平衡区,云南粮食生产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本地区粮食基本自给。随着经济发展和土地的多元开发利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粮食主产地区总体呈现"小稳定、大变动"的调整演变格局。文章通过对云南各地区地貌、粮食单产、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总产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占有量等指标的分析结果表明,云南粮食主产地区呈现向坝区集中、由生产条件好的地区向播种面积大的地区转变、由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存在显著的粮食商品化差异等特征,粮食主产地区对云南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贡献和影响力日益增强。该文通过对成本收益、耕地面积与人均耕地等指标的分析结果表明,粮食作物经济效益低,人地矛盾突出、与粮争地,"重农抓粮"考核机制不完善分别是云南粮食主产地区变化的根本原因、客观原因和制度原因。     

粮食大省对粮食安全的贡献度分析

粮食大省(主产区)是我国粮食生产的主体和商品粮的主要来源地,肩负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任。本文从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和消费环节设计了一套评价粮食大省保障粮食安全的指标体系,并对各指标进行量化分析,使用百分制来表示粮食大省对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度的大小并划分了具体等级。     

粮食与经济重心迁移路径及空间耦合关系分析*——以湖北省粮食主产县为例

[目的]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作为粮食安全重要保障的粮食主产区近年来却面临着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可持续性下降的困扰。文章以湖北省46个粮食主产县为研究区,对其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研究,以期为地方政府粮食安全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方法]以研究区粮食产量、地区生产总值、行政区划图层为数据源,构建重心模型和空间耦合模型,对粮食主产县2006—2015年间粮食重心和经济重心迁移路径、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状况进行分析。[结果](1)研究期间粮食主产县的粮食重心和经济重心整体上皆向西北方向转移,经济重心始终位于粮食重心东南部,经济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粮食重心,但经济重心的移动方向更稳定。研究区北部的粮食生产地位高于南部,南部的经济地位则高于北部,粮食生产的稳定性相对低于经济发展。(2)两重心整体上虽均向西北方向转移,但具体移动方向存在较大差异,两者空间重叠性整体下降,变动一致性减弱,空间耦合性变差。(3)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空间一致性地域分异特征明显,相较于2006年,2015年粮食经济整体协调性进一步减弱,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日趋分散。[结论]建立重心模型和空间耦合模型对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状况进行研究是有效可行的,为推动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协调稳步发展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粮食虚拟水流动对水资源和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

[目的]通过省际粮食虚拟水流动分析,探讨其对水资源和区域经济的影响,以期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水安全提供有益借鉴。[方法]以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通过引入距离分量对2006、2015年我国省际粮食虚拟水贸易的空间分布格局及驱动因素进行解析,在此基础上评价虚拟水贸易所引起的生态效应和经济价值变化。[结果]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省际粮食虚拟水流动更加频繁,整体表现出由北向南的逆向流动格局,但输出省份的范围呈萎缩状态,部分输出区已转变为输入区,有近50%的输出省份虚拟水输出量大幅下降,虚拟水输出有进一步向黑龙江等产粮大省集中的趋势;水资源并非是影响虚拟水贸易最关键的因素,耕地资源禀赋、资源优化配置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对虚拟水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2015年粮食虚拟水流动在国家层面上共形成276亿m3的节水量,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2.836 6万亿元,但虚拟水的输出使输出区水资源压力指数由0.84(假设输出区粮食虚拟水输出为0)上升到1.20,地区生产总值由42.675 9万亿元(假设用于输出的粮食虚拟水全部转变为工业用水和服务业用水)减少到28.597 4万亿元。[结论]省际粮食虚拟水流动在国家尺度上有节水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对输出区有较大的破坏作用,输出区存在将粮食生产用水转变为其他高收益产业用水的可能,针对以上结果提出解决我国粮食虚拟水流动负面效应的相关建议。     

塔里木河流域人均粮食时空格局变化及驱动力分析——基于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县域地力视角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以来,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要素驱动转换,供给侧改革等众多压力背景下,资源与环境、人口与粮食安全问题加剧凸显出来。耕地资源减少、耕地产能下降、粮食进口规模增大、农业生产积极性降低等从多个方面向粮食安全施压,并产生一系列社会、经济、生态附属问题。[目的]文章对被誉为"南疆粮仓"的塔里木河流域粮食安全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为中国粮食主产区之一的新疆提供"粮食-经济-社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方法]该文选取塔里木河流域最大地级行政区巴州8县1市为研究对象,依据15年(1999~2014年)人均粮食变化数据构建模型,联合系统聚类,构造人均粮食时空格局分区,并引入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耕地地力OLS模型进行空间。[结果]15年间巴州各县人均粮食产量整体上升中存在两次明显波动,其中2007年各县平均降幅38.29%;尉犁县、库尔勒市其人口与粮食缺口矛盾较大,粮食安全风险较大,2007以后巴州边缘县域释放人均粮食产量升高的信号。[结论]自然状况因素、生产管理要素投入是巴州1999~2007年期间人均粮食增加的主要积极因素,而人口状况是人均粮食产量增幅的限制因素;2007~2014年,自然状况因素、生产管理要素投入不再是人均粮食产量增加的主要积极因素;巴州地区高等级耕地地力变化对人均粮食变化影响较大,8等地每增加1%,人均粮食增加176.10kg;中等、一般等级每增加1%,人均粮食减少67~488kg。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影响——基于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对比分析

本文基于1993—2017年中国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面板数据,在比较两个区域农民收入及其结构变化的基础上,使用面板矫正标准误(PCSE)和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研究并比较主产区和主销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结果表明: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对于主产区而言,工资性收入和政策变量对粮播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对其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财产性收入对其影响不显著。对于主销区而言,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粮播比的影响方向与主产区相同,但是工资性收入对其影响与主产区不同,有显著正向影响,政策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在长期,工资性收入对主产区和主销区粮播比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加,经营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对主产区的影响更大,而转移性收入对主销区的影响更大。因此,在粮食播种面积连续3年下降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优化农业补贴政策,转变粮食生产方式,鼓励主销区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我国现行粮食安全政策绩效分析

本研究系统梳理了我国现行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政策,认为这些支持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如粮食补贴方法不完善、对粮食主产区补偿不足、粮食安全目标与农民增收目标没有有效耦合、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不完善,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粮食主产区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粮食主产区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存在发展缓慢、财政拮据、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粮食主产区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针对粮食主产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思路、发展重点和发展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