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财政视野中的基层民主治理变迁——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分析框架

乡村治理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本文以村级财政为切入点,以税费改革前后为背景,阐释了现代国家建构中基层民主由形式化迈向实体化的过程,并进一步分析了税费终结所引发的基层民主发展困境。在此基础上,对当前如何使基层民主运转起来进行了深入思考。     

论基层政府权威缺失与农村群体性事件——基于巴纳德“权威接受论”的原因分析及对乡村治理的启示

当前,因基层政府行为失范、农村中的“大宗族,小政府”现象以及“能人”权威的替代等造成的基层政府权威缺失,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基层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权威是否存在,不是来源于上级,而是来源于下级的认可;在乡村治理中,治理的权威不是来自于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授予,而是来源于基层民众的认可。因此,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权威地位的树立,应基于民众的认可,必须实实在在为民众办实事。     

合作主义有助于建构科学有效的城市治理多元体系

正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博导张长立教授在2013年11期《南京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合作主义视域中的城市多元主体治理解读"一文,认为随着全球经济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管理日益复杂多变,政府作为城市治理的主体,经受多方考验。如何在行政生态的演进中,不断发展自身力量,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引导企业、非营利组织等多方行为主体参与到城市治理中,使城市管理由城市管治向城市治理转变,是当今乃至未来城市公共管理必须面对的课题。     

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与乡村治理结构问题研究

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所处的环境、担负的任务、工作的条件以及自身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与工作角色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时代特征更加鲜明,对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乡村治理结构是紧密相连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决定着乡村治理结构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同时,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必须适应和满足乡村治理形势和治理结构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基于政策网络治理模式下的区域政府间合作

政策网络治理是政策网络理论与治理理论研究相结合形成的新的治理流派,是公共治理的一种新框架和新模式,代表着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的深刻变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的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在政策网络治理模式下的区域政府之间的合作正在逐步形成,但在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日益凸显.面对这些问题,文章在政府合作必要性及存在问题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间的合作进行了对策设计,以期提高区域合作的效果和水平.     

中国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变迁的财政逻辑

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是中国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经济转轨时期直接参与或干预经济发展活动的特有现象。本文分析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政府企业化行为从经营企业到经营城市的变迁过程。文章以中国财政分权改革为背景,从地方政府企业财政和土地财政两大模式的视角,对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的变迁进行了解释。同时,也总结了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的得与失,并从财政改革的视角,对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的治理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后发型社区的“发展陷阱”及其破解路径——以桂林市花园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现状为例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仅城乡之间社区二元分化,城市内部也产生社区二元分层,形成社区公共产品的非均衡供给。非均衡的公共产品供给约束着后发型社区的发展,导致了基于"破窗效应"逻辑造成的社区环境恶化、基于"公地悲剧"逻辑造成的社区空间紧张。通过对后发型社区桂林市花园社区的考察,发现其城市分化中处于不利地位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及其治理状况不容乐观。研究表明,只有形成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组织与社区居民的多元治理,才能促进城市内部一体化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实现。     

基于治理理论重构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府角色

与传统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相比较,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呈多元化的管理模式。政府是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各类主体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政府角色定位出现问题,则不利于城市社区发展。因此,政府的功能及角色需要重新定位。基于治理理论,重构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角色,对提高城市社区治理效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的路径探析

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已经成为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还面临着基层党组织引领有待强化、基层民主自治局部存在失序、基层法治有内卷化风险、道德规范约束力弱化和矛盾纠纷研判处理能力不足等现实问题的挑战。文章立足于新时代,提出要以政治为统领、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智治为支撑,建构“五治协同”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新体系。     

论村民自治的本我角色回归——新农村建设下村民自治的生长空间与走向探析

村民自治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项新生的基层民主政治和乡村治理形式,长期处在政府任务的＂紧约束＂状态下运行,出现＂行政化＂倾向。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释放了村民自治的生长空间,为其向＂自治性＂的本我回归提供了可能。能否把握机遇,促成转变,是决定当前和今后村民自治发展的关键性步骤。     

浅析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城市社区治理成效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但是在城市社区繁荣发展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一些影响社区建设的阻碍因素。为了有效地处理好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问题,笔者提出了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实然角色,以实现社区居民公共利益最大化、基层民主制度进程加快的目标。     

构建城市公共物品的合理运营机制

城市政府通过提供城市公共物品，有利于缓解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有利于充分发挥城市经济的聚集效应、辐射效应，推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笔论述了城市公共物品由城市政府提供的必要性，初步探讨了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及合理运营机制，以期促进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     

简政放权视域下我国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以广东宅基地管理为例

为实现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坚持基层党组织领导、强化村级自治和改革乡镇机构等路径。除了基层内部调整,简政放权下我国也出现了各级的纵向府际联动、各部门的扁平化合作和各地的横向差异。中央定原则,省市出办法,区县定细则,镇村落实。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共同完善宅基地管理体系。各地因地制宜,发挥自主性,进行多元化治理。随着简政放权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乡村治理将不断向“强行政、强自治”的方向发展。     

多元合作治理视角下的西部新农村建设——基于西部八省（市）的调查研究

在西部农村实现“管理民主”,有赖于一个良好的治理模式。通过西部八省（市）长达一年时间的新农村治理调查研究,发现治理模式的核心是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村自治组织、农村非政府组织及村民的关系协调。针对当前西部农村治理现状,建议构建多元合作治理模式,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积极培育农村非政府组织,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综合素质,建立多元治理主体互动合作机制。     

改革开放40年乡村发展的历程与经验启示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但乡村振兴的实践早已开启,并不断推动我国乡村跨越式发展。从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动态中认识乡村发展,就会发现了其理论内涵在不断丰富;与理论内涵的演进过程相对应,乡村发展历经五个阶段,即：乡村经济的初步振兴、改进乡村治理的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由此形成了四条基本经验：正确把握农村改革的基本规律、与时俱进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树立以农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构建和完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乡村治理体系。     

公共危机与政府公共治理再造

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社会危机的可能性。由此也提出了对以增强行政组织机构快速反应能力为特点的公共治理能力的考验。我国发生公共危机尤其诱因，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功能存在缺陷。要应对危机中对于快速应变能力的要求。我国政府治理必须适应新形势。以实现政府公共治理再造。     

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深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经济社会活动的核心管理者和组织者,应当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主导作用.国际金融危机是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契机,结合当前金融危机的性质,地方政府应认真审视公共治理现状,从思想创新、结构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等方面推进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化危机为机遇,努力实现政府善治.     

精准扶贫与乡村社会治理的重塑

精准扶贫在推动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的同时,对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和作用。以往研究未将"精准扶贫"这一学术资源进行有效扩展,而本研究则注意到了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有利影响。精准扶贫对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意外性的有利作用,改变了基层政府自税费改革以来对乡村社会治理的缺失,使得基层政权重返乡村、技术化治理方式下乡、村落治理环境也实现了再造。这三个方面的影响互相促进,促使乡村社会治理走向现代化之路。因此,精准扶贫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治理的重塑。     

事业单位改革的内在动因和政府治理结构转型

笔者认为事业单位改革的本质就是由公共产品产权制度的改变所引起的事业单位内部治理方式的转变和政府治理结构的转型。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演变和相关制度变迁,试图厘清事业单位改革的内在动因和政府治理结构转型这两个问题。     

中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与出路——一个宏观的分析

当前,中国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着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研究和实践均陷入了"国家或政府中心论"的窠臼.走出困境,需要跳出"国家或政府中心论",借助现代协同学理论与治理理论,革新公共危机治理范式,实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为此,必须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