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祁县大德恒票号发展浅析

平遥商人雷履泰兴办的日昇昌票号是史学界公认的山西最早的票号,它的创立开启了山西票号辉煌的百年征程,而祁县帮大德恒票号的改组则意味着山西票号的衰落。以祁县大德恒票号的发展为主线,介绍其从开设经营到衰落的整个发展过程。以史为鉴,大德恒票号由盛而衰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不仅是历史的缩影,更是我们现代发展的重要参考。     

明清河北境内山西商人会馆的历史变迁北大核心

明清时期河北地区的商人会馆绝大部分为山西商人兴建,这些会馆由山西商人创建、维护和管理。这一区域的山西商人会馆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社会方面,山西会馆经历了一个从偶然行为到连续规范管理的组织化过程;经济方面,会馆的资金筹集越来越完善和制度化;文化方面,晚明清初多样化的、区域化的祠庙信仰演化为会馆中规范化的以关帝为中心的神灵体系。     

明清河北境内山西商人会馆的历史变迁

明清时期河北地区的商人会馆绝大部分为山西商人兴建,这些会馆由山西商人创建、维护和管理。这一区域的山西商人会馆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社会方面,山西会馆经历了一个从偶然行为到连续规范管理的组织化过程;经济方面,会馆的资金筹集越来越完善和制度化;文化方面,晚明清初多样化的、区域化的祠庙信仰演化为会馆中规范化的以关帝为中心的神灵体系。     

山西票号的运作机制 对我国建立民营银行的启示

19世纪2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一种令世人所瞩目的山西票号业。票号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它最先诞生于山西省平遥县。由于山西票号主宰了当时中国的金融流通业,故西方人称票号为“Shan Xi Bank”。 山西票号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在中国金融业的历史舞台上独领风骚近百年。充分说明了山西票号人的组织经营能力。票号自诞生起就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管理经营制度,为票号事业的     

看《立秋》谈现代信用的缺失

前不久北京上演了一场名为《立秋》的话剧，说的是山西票号的事情。票号，亦称票庄、汇票庄和汇兑庄。可以说是中国银行的前身，它具有银行的雏形。却又区别于现代银行模式。它是专营银两汇兑、吸收存款、放款的私人金融机构，所谓的票号汇票。与现在银行推出的即兑汇票颇有几分相似。票号的存在使得在中国各个商埠活跃着的往来商人得到极大的便利。票号的出现，结束了现银镖运的金融落后历史，加快了资金周转，促进近代商业贸易繁荣和近代工业兴起。     

晋商：专注的哲理

在中国近代的商业文明中，晋商无疑是重要的一支。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古以来经济文化发达，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以太谷、祁县、平遥等晋中商人为代表的山西商业票号，曾“富甲华夏”，“汇通天下”，闻名于世。     

山西票号第一人--雷履泰

自清道光以后,山西票号可谓执中国金融业之牛耳,时至今日,人们提到晋商时,首先想到的仍是山西票号业。但公元1914年零历九月,在中国金融界活跃了90余年的山西票号"日升昌"轰然倒闭。它的衰败既是当时时局动荡的结果,也是其自身矛盾发展的必然。本期我们刊发《山西票号第一人——雷履泰》一文,与大家共享。     

清代湖南商人的经商活动：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九

明清时代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商品流通更加频繁,在不少省分出现了著名的地方帮商人。其中安徽、山西、广东、山东、江西等地方帮商人,为个中佼佼者。明清时代湖南是否也形成了地方帮商人?其经济实力如何?在我研究明清湖南商品经济之前,对是否存在湖南帮商人,是持怀疑态度的。近几年来,我遍翻了所能看到的湖南省地方志及其他各省文献,经过仔细研究,写了几篇有关湖南商品经济的文章,改变了我的看法。关于明代湖南的情况,我还涉猎的不多,不敢冒然下结论。但我个人认为:到了清代,湖南不但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商业十分繁盛,除了大批外籍商人在此经商外,湖南地方商人不但存在,而且经济实力十分强大;湖南商人不但在本省城乡商业中占据优势,且在外省也有一定地位。     

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粤商比较析论（一）

晋商、徽商、粤商是中国明清时代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各领风骚。晋商以“票号”逞威南北；徽商在盐业、典当、茶叶、木材四大行业中历据优势；广东商人以行动果敢，敢为天下先，在外贸买办行业中显赫一时。晋商和徽商，是中国封建时代传统商人的典型，而粤商在通商口岸开埠后逐渐向近代商人转变。比较宁波商帮和这三大商帮之间的差异，     

从山西票号看金融风险的控制

一、背景：山西票号的产生与发展 票号是晋商资本中的一种货币经营形式,是专门经营兑业务的金融机构。票号的产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一方面,这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要求,需要一种更加方便快捷又安全的货款交付方式。另一方面,晋商经过长期的经营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而且在长期的经营中建立了良好的信誉,这些都为晋商创立票号奠定了基础。巨额利润吸引大批拥有雄厚资财的晋商纷纷仿效,从而使山西票号迅速发展起来。     

明清山西商人概论

一、明代山西商人的兴起山西人经商历史很久,自春秋以至宋辽金元,史书屡有记载。但是,称雄商界则在明清时代。山西商人大体兴起子明代前期,明中叶以后迅速发展,清中叶时进入鼎盛,直到清末才衰落。明代山西商人的兴起,主要是以下几个条件促成的。其一,明初北方边镇市场的形成,为山西商人的兴起提供了活动舞台。明建国后,退居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伺机南下,成为明政府的严重边患。为此,明政府不得不实行重兵把守边镇和卫所军屯以及加修长城等一系列防御措施。据《明会要》卷63载:“明初,设辽东、大同、宣府、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陕西镇巡统驭固原,亦称二镇,遂为九边”。九边共驻扎有80余万军队,形成了庞大的军事消     

中国近代平遥票号的经营理念及产生的深远意义

19世纪20年代．以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的创立为标志,中国出现了一种金融业的特有形式——山西票号业．平遥票号开创了中国汇兑业的先河．它不仅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而且为中国官商银行的设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影响了中国经济金融界近一个世纪。     

论山西票号汇票的密押制度及对中国金融业的启示

文章介绍了山西票号汇票的功能和基本格式,总结了汇票运用的各种密押制度。票号在百余年发展史中极少发生冒领款项的事件,充分说明了票号密押制度是成功的。通过案例比较,当今的汇票制度仍然可以从山西票号中得到启示。     

晋商成败之谜

自明朝以后，山西的名人就不在文化上了，都在商业上。雷履泰，山西平遥人，清代商业巨子，票号创始人。道光三年，1823年，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开始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金融业的发展。晋商符合开办票号的条件：一要有大量的资金，二要有遍布全国的分号，三要有一批精通业务的骨干四是要讲究诚信。票号业务主要有两种：一是发放贷款，二是异地汇兑。     

山西票号的治理模式对现代家族企业的启示

研究家族企业需要关注的两大案例之一就是古代的山西票号(张维迎,2004).山西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而其经营性质是家庭或家族控股的企业.该文通过对山西票号兴衰过程中的组织与治理因素的探究,及与现代家族企业的对比分析,得出山西票号的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极为相似,但各有其优点的结论,并对现代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提供了许多借鉴之处.     

银行业-等待百年的轮回

一百多年前，在山西通往内蒙的古道上来往着几个孤独的身影。他们肩上搭着白麻布做的褡领，背后跟着一头老迈的毛驴，他们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走西口的晋商。在他们这样一步步艰苦的行走中，一个富可敌国的经济奇迹诞生了。山西商人用其大智大慧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引领风骚，其中的“票号”业更是被极富创造力     

山西票号的治理模式对现代家族企业的启示

研究家族企业需要关注的两大案例之一就是古代的山西票号（张维迎,2004）。山西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而其经营性质是家庭或家族控股的企业。该文通过对山西票号兴衰过程中的组织与治理因素的探究,及与现代家族企业的对比分析,得出山西票号的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极为相似,但各有其优点的结论,并对现代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提供了许多借鉴之处。     

中国银行业的发端

"山西票号业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并影响了中国金融业近一个世纪."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这样评价山西票号. 中国第一家票号于道光三年(1823年)诞生于山西省平遥县,前身是由平遥县西达蒲村的李家开设的 "西裕成" 颜料庄.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的起镖运银很不安全,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823年,财东接受北京分号掌柜雷履泰的建议,一次性投入约30万两白银,把颜料庄改为票号,取名 "日升昌".     

穷则思变──从明清晋商谈如何走出贫困(连载之一)

编辑人语：山西，华夏文明主要发祥地之一；山西，明清晋商称雄华夏五百年；然而，同样的山西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落伍了，与其他的省份距离越拉越大，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从本期开始连载的壬小鸽女士的文章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发。明清时期山西人大批走出家门，外出经商，正如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的张四维所称：当时蒲介之民“挟轻资率车牛走四方者，则十室九空”。正由于此，才形成了明清五百年称雄华夏的，堪与世界著名商人（威尼斯商人）相匹敌的中国商界劲旅——晋商集团。是什么原因使山西人在此时大批…     

晋商·晋商学--《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序》

明清两代，山西商人称雄中国经济舞台长达五个多世纪之久。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晋商一直是地主制经济运转过程中的主体集团之一。在重要商品的地域性买卖以及全国性商品运销，对外贸易，金融汇兑，乃至在政府军事物资供应、饷源以及财政支持等方面，晋商都曾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晋商的兴盛是我国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晋商活跃的经济行为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地主制经济的壮大，对明、清两代的经济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巩固王朝统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