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湘江河道社会管理制度及其演变

明代河泊所对湘江河道社会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向渔民征税,清前期,随着湖南商业经济的发展与米谷贸易的繁荣,地方官府加强对商品运输要道湘江的管理,着力于控制渔户和船户。乾隆年间湘江下游河道管理中的船行、牙行、埠头等管理中介制度是适应于河道社会的设计,引入地方商业机构与沿河宗族参与对船户和渔户的管理,保障河道的畅通和安全。明清湘江河道社会管理制度及其演变,展现了河道突显的交通运输功能在引起管理制度演变中的水域特征意义,说明水域管理制度需要与实际社会情形紧密契合才能得以落实,亦是全国不同水域管理制度的多元演变趋向的一个例证。由此可见,自明至清,王朝国家对不同水域社会的认识逐渐加深,并灵活运用社会机制不断强化水域管理。     

简论宋明清漕运中私货贩运及贸易

漕运是存在于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最重要的官方运输形式,即封建政府组建水运队伍和机构,通过内河(包括运河)统一运输,将各地征收的粮食和物资征调到都城及指定地区的制度。这种纯粹官方经营的运输业,到宋以后内部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出现了运输者利用漕船贩运、贸易私货的活动,并且日益活跃,愈演愈烈,成为宋明清时期商业领域中一个独特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     

漕船,烟台街的海上摇篮

<正>漕船,亦称漕舫。意指古时历代经河道或海道为官、军运输粮食的帆船。水运为漕,车运为转,《史记.平准书》: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则指水、陆兼程将山东粮食运至两汉京师各官署。漕运始于奏朝初期,秦始皇为稳定边塞军粮供给,指命从山东征粮,专程运往北河(今内蒙古加河一带)充作军粮。此后历代将所征粮食解往京师或指定地点的运输凡经水路输送统称漕运。中国历代漕运粮食数额都很大,每年足有     

抗战前后湖南民船同业团体的嬗变

湖南传统民船同业团体的近代转型,主要发生在全面抗战及战后复员时期。湖南民船航运业长期以流动难羁的船帮组织为同业团体形态,战前开始出现依法成立或改组的船商公会和船员工会。抗战期间,身处前线的民船同业团体,在其他交通路线和运输工具破坏殆尽的情况下,积极组建同业工会、保甲组织或同乡会,配合政府统制政策,完成对前线兵力和物资的运输周转,获得政府认可,成为合法社会组织。战后,湖南湘潭船主在船商公会与船员工会竞争中,选择以工人身份加入船员工会。战争给民船同业团体和船民带来组织和身份上的重大转变,长期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船帮会立案为同业工会;以往被看作江湖匪盗的船民群体,成为支援抗战及复员运输的内河船运工人。抗日战争对于同业团体的组织性质和底层民众的身份认同影响深远。     

制度更革、绅商新兴与技术迭代——晚清变局中的湘江下游民船航运业

20世纪初发生在湖南湘潭的一桩民船航运业诉讼案，展现了当地船行制度的变革、绅商势力的抬升以及运输业市场的分化。自五口通商以至清末，湘江下游各籍船户和船帮灵活能动地绕过行有百年的船行中介制度，改与地方商界、新兴洋行和轮运公司直接合作，在与新兴轮船运输竞争的同时亦形成彼此融合互补的态势，民船航运业并未因轮船的引进而迅速衰落。相较轮船航运等近代性变革力量带来的挑战，旧有制度体系、内陆商业社会和区域市场结构等多维因素的嬗变，才是当时长江内河民船航运业亟需因应的时代变局。透过微观深描多个维度的历史变因，有助于宏观把握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新旧之间、中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南宋县级税赋征收体制检讨

南宋县级官府经济职能突出.税赋的征收存在两种体制:即以揽户为媒介的民间税赋征收体制和由民户、乡都役人、县级令佐公吏等构成的官方税赋征收体制.后者涉及一套完备的税务制度和职事制度,其中,乡都役人的生存状态,为我们深入了解南宋税赋征收过程中的各种现象提供了很好的视角.而且,在这两种体制中存在着人事交叉现象.本文在制度层面上,对南宋税赋沉重的原因做出了解答.     

漕库之滥觞:明嘉隆间漕船料银与漕运衙门的财政管理北大核心

明代实行漕运之后,以清江造船厂的船料供应为核心,大量财赋资源在淮安集中。成化时期船料开始折征,白银形态的漕运经费也解运至漕运衙门,寄存于淮安府库。嘉靖中后期,漕船料银逋负严重,挪借度日,漕运衙门库藏空虚。面对抗倭军饷筹措与漕司职掌失效的双重困境,漕抚郑晓提出了在淮安另盖漕库的计划,希冀将漕运钱粮与地方税银分别管理。嘉靖末至万历初年,在户部清查并提解钱粮的同时,漕库亦经常截留中央财政收入,逐渐实现独立运转。随着漕运钱粮从临时“扣寄”于淮库到固定“积贮”于漕库,通过规范征解、支领等环节的运作流程和册籍管理,清理政府内部不同系统的财政关系,漕运衙门的财政管理走向专门化、经制化。漕运衙门的钱粮调配介于中央财政与各级官府、行政机构与漕运卫所之间,随漕运的实际支用需求,而产生对中央财政收入的存留和支销,因此构成了国家财政资源调拨体制的特殊环节。     

从义役看明代江南重役地区的应役实态——以苏州府模式为例

认识明代基层役户的应役实态是理解国家赋役派征体制的重要内容。作为明代江南财赋的调征重地,苏州府役重役困现象的出现与国家的财政集权设计和江南赋役政策密切相关,是明代江南徭役问题的典例。宣德以来,为疏解差役压力,重建宋元义役之法,苏州府形成国家排役之外的又一应役模式。根据推行主体的差异,苏州义役分为官置和民置两种,前者依托国家政权强制推行;后者则是当地富民出于保富目的的自办之举。在地方财权不敷事权责任的明代财政体制下,民置义役的兴起凸显出富民群体在国家赋役征收和基层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因此通过对苏州府役户的应役实态考察,可以为回答明代江南的长期役困事实和地方派役长期维续的矛盾提供一种合理解释。     

功能转换与当代中国农村宗族制度演化

中国农村宗族制度的主要功能是生存保障功能和发展功能,宗族制度的兴衰与其功能的承担和发挥密切相关。建国初宗族制度的衰退是土改使宗族制度生存保障的必要性和能力大为下降的结果。1953年后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民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和灾年的自我保障能力,农民回归向宗族寻求生存保障,使宗族制度获得增强。1978年后发展成为农民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宗族制度中以维持生存为目标的功能性制度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但由于正式制度的不完善性,农民大量发掘宗族制度中有利发展的因素,宗族制度在短暂衰退后再度复兴。1990年代后期,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以及新经济组织对宗族制度的有效替代,中国乡村基本摆脱了对宗族制度的依赖。     

功能转换与当代中国农村宗族制度演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农村宗族制度的主要功能是生存保障功能和发展功能,宗族制度的兴衰与其功能的承担和发挥密切相关。建国初宗族制度的衰退是土改使宗族制度生存保障的必要性和能力大为下降的结果。1953年后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民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和灾年的自我保障能力,农民回归向宗族寻求生存保障,使宗族制度获得增强。1978年后发展成为农民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宗族制度中以维持生存为目标的功能性制度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但由于正式制度的不完善性,农民大量发掘宗族制度中有利发展的因素,宗族制度在短暂衰退后再度复兴。1990年代后期,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以及新经济组织对宗族制度的有效替代,中国乡村基本摆脱了对宗族制度的依赖。     

册书与明清以来两湖乡村基层赋税征收

册书脱胎于明代里甲组织中管理赋役册籍、负责推收过割的一种职役。最初一般称为里书，以后各地名色不尽相同。在明初里甲组织较完善之时，他们只是负责保管和编造赋役黄册，并协助里长催征钱粮。到了明中后期，随着里甲组织的松弛与解体，特别是官方册籍的失实，册书因其握有私册而成为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重要的赋税中介人，并实际控制着基层赋税征收的全过程。特别到了清代中后期以至民国。册书更呈现出世袭化和包役化的趋势。本文以两湖地区为中心，探讨了册书在明清以来乡村基层赋税征收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世袭化、包役化过程。并认为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控制力的削弱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     

晚清民国华北乡村田宅交易中的官中现象

据笔者目力所及,官中的设置,最早出现于康熙年间。由于契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地位的上升,至迟在道光年间,官中的身影便频繁出现在华北乡村的田宅交易当中。清末以来,政府不断对官中这一身份群体进行规范性管理。本文从清至民国官中制度的延续性出发,利用清华馆藏契约文书以及华北已刊契约、碑刻,结合官方文献档案材料,在对晚清民国华北地区乡村田宅交易中的官中现象进行脉络性梳理的基础上,着力探讨官中的来源、设置单位、职能、中用、身份、利弊等问题,并试图就历次变革的发生给出合理的解释。晚清以至民国,官中经历了一个不断"经制化"的过程,其由半官方非正式行政人员转变为国家正式公务人员,其中牵涉到国家政权力量与民间社会力量的博弈。无论怎样,官中群体都始终不忘利用官方与民间中间人角色的便利,为己谋利。透过官中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早从19世纪开始,伴随着国家力量的渗透、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以及制度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国家对于基层社会控制逐渐增强。     

试论明代福建屯军家族的土地经营--兼及户籍转换与屯制演变

明代福建屯军整合制度与社会资源,完成了家族化与地方化。其间附籍州县,置民田,建构家族组织以运营军、民户头和屯田民产,成为横跨军、民两籍的跨籍宗族。顶屯、拓屯政策与屯、民田科则差异,是屯军家族土地经营的重要依凭。科则差异与家族内部屯民田的混合经营,不但使得屯田民佃有利可图,亦使屯军家族实现制度套利成为可能。屯田民佃过程中,民户顶充军户的现象使得军户身份呈现出模糊性。     

义图:清代萍乡图甲的运行实态研究

清代图甲制的运行,依赖民间社会组织的维系。清代萍乡图甲高度分散、成员庞杂,图甲成员在共同承差应役时缺乏必要的社会联系。义图是民众基于官方图甲系统自发形成的基层民间社会组织,由图会、甲会、义祠和图甲册等要素构成。各图会、甲会将涣散的图、甲组织化,实行切合本图、甲实际的运行模式,设置公共基金资助承差者,制订详实的规章制度管理各项事务,由各甲、各户选派代表轮流参与管理。义图模仿宗族的组织化方式,兴建义祠祭祀图甲内各姓祖先,编修图甲册以"收图"和"收甲",在情感上将图甲成员联结起来。义图制有力地维系着图甲制的运行,是图甲制的一种运行实态。     

1948年的天津证券交易所北大核心CSSCISSCI

民国时天津先后出现过数家证券交易所,1948年的天津证券交易所是其中较重要的一家。该文重点介绍了它的内部组织、上市制度、交易制度,分析了影响该所证券行情变动的主要因素,概述了在其开业的半年左右时间内行情演变的大致经过,并对该所的地位及作用做一扼要评价。     

谈谈有中国特色的先进企业文化

所谓企业化，又称组织化，是一个企业内部人们共同的价值标准、信念、态度、作风和行事准则的总称。它是一个企业特有的传统和风气，其中价值标准是企业化最明显的标志，就如同人的个性，是企业整体内部机制的外在表现。企业化的内容相当广泛。国外的价值尺度包括对国人、对顾客的服务、长期雇佣制度、相互信任、密切的个人关系等。     

我国科技决策咨询组织体系的完善研究——基于德国、俄罗斯和日本三国的经验

我国已建立起官方、半官方以及民间为主体的科技决策咨询组织体系,但还面临着科技决策咨询组织体系顶层设计不足、官方科技决策咨询机构重复建设、半官方科技决策咨询机构缺乏独立性、民间科技决策咨询机构薄弱等问题。德国、俄罗斯和日本三国在科技决策咨询组织体系构建上较为成熟,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由此,需要加快组建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合理配置官方咨询组织内部资源,保障半官方咨询机构的独立性,壮大并发展民间科技决策咨询组织。     

再谈秦至汉初的“户赋”征收——从其与“名田宅”制度的关系入手

秦至汉初的"户赋"征收与同时期施行的"名田宅"制度有直接关联,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可以获得对户赋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一阶段户赋的成立主要基于以下逻辑:国家授田宅的前提是立户,民众为占有田宅而立户,立户便有了户赋的征收。换言之,官府以"名田宅"制度吸引并促使民众立户,进而征收户赋。户赋征收的对象为上到五大夫下至司寇、隐官为户主的民户(均含上、下限)。其于商鞅在秦国第一次变法时起征,到汉文帝时停征,此亦是秦汉时期官方推行"名田宅"制度的上下时间断限。这段时间内的田租、田刍、田咘、户刍等税赋及此后针对民户进行的"以訾征赋"与户赋征收均存在一定关联,但在赋税性质、课税范围上则与后者差异显著。     

再谈秦至汉初的“户赋”征收——从其与“名田宅”制度的关系入手

秦至汉初的"户赋"征收与同时期施行的"名田宅"制度有直接关联,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可以获得对户赋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一阶段户赋的成立主要基于以下逻辑:国家授田宅的前提是立户,民众为占有田宅而立户,立户便有了户赋的征收。换言之,官府以"名田宅"制度吸引并促使民众立户,进而征收户赋。户赋征收的对象为上到五大夫下至司寇、隐官为户主的民户(均含上、下限)。其于商鞅在秦国第一次变法时起征,到汉文帝时停征,此亦是秦汉时期官方推行"名田宅"制度的上下时间断限。这段时间内的田租、田刍、田咘、户刍等税赋及此后针对民户进行的"以訾征赋"与户赋征收均存在一定关联,但在赋税性质、课税范围上则与后者差异显著。     

创新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运行机制研究——来自江苏省的启示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对推进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现实中,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仍然面临较多的问题,湖南作为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的试点省份,其合作组织的数量在全国排名靠前,但就合作组织发展的质量而言,在全国并无优势.合作组织发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内部组织制度建设.为此,本文利用对江苏省肉鸡行业合作社实际调研的数据,实证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绩效与内部运行机制的关系,并以此为鉴,提出深化湖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五阶段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