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控制权、创业资本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1998—2015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企业家控制权、创业资本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企业家控制权能够促进资本配置效率,验证并拓展了Coase (1937)所强调的企业家控制权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创业资本对企业家控制权-资本配置效率敏感性具有负面影响,验证了Kaplan&Stromberg (2003,2004)所提出的创业资本对企业家控制权的分割作用,为创业资本影响企业价值提供了企业家控制权视角的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第三,企业家控制权的增值效应在治理、管理两种控制权上均有体现,但创业资本的分割效应更多地体现为对治理控制权的分割。第四,在将技术效率替换为单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指标后,以及通过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和干预效应模型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原有结论依然成立。第五,企业家控制权的增值效应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更为明显,而创业资本的分割效应则受到多个因素的制约,包括企业家层面的政治背景、公司层面的融资约束和增长机会、中观层面的行业和地区因素。     

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一个理论分析模型

传统观点认为，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努力水平是影响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主要内生变量。本在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分析模型，试图从更广泛和更深入的角度探讨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理解转型期我国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提供思路。     

论企业家:一个新观点

根据构建的财富预期期望和现值效用模型,得出企业家的充要条件是发现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且拥有资本财富。从可度量性上探讨了企业家的投资原则和判断原则——对不确定性风险的主观估计:前者用未来收益的预期期望值大于投资总额现值原则确定投资项目,后者根据主观概率估计确定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结论不支持奈特关于"企业家是承担不确定性风险的人"的假说。笔者认为:企业家的经济功能与市场功能相一致,是相对价格的发现者和资源的配置者。实施这一功能的是企业家而不是企业或职业经理人。同时,企业家也不是一种生产要素,在零利润条件下,企业家没有报酬,这也是与职业经理人的本质区别。     

钢铁行业去产能成效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自2011年以来,我国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甚至面临全行业亏损。通过采取多种综合配套政策措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钢铁行业去产能取得明显成效,行业整体效益企稳回升。但未来,钢铁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需要继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多方合力联动推进,巩固去产能成果,深化市场化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和技术创新,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和监管体系,加强国际开放和全面合作,推动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     

预期利润、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演化经济学将经济发展和产业变迁看成是一个动态的、非均衡的演化过程,但是也强调动态稳定的重要性.本文是在演化博弈的框架下,基于对演化稳定概念的分析,阐述在不同的技术创新战略下,预期利润、企业家精神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要影响.     

去产能背景下跨部门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

基于政策效果的部际传导视角,建立包含上游能源部门、中游电力部门和下游生产部门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对高耗能产业生产函数以施加外生冲击方式刻画中国2015年实施的去产能政策,通过校准模型分析核心内生变量在政策冲击时期相较于平衡增长路径时期的变化。结果显示：①以“短期阵痛”为代价的去产能政策能够实现提振过剩产业产品价格的基础政策目标;②在能源部门技术创新的内生设定下,去产能政策能够提高绿色能源占能源使用总量的比重,实现绿色结构效应;③去产能政策能够降低绿色能源相对价格,实现绿色成本效应。进一步地,引入价格政策进行政策情景模拟,比较实现同一减排目标时内生技术模型和外生技术模型的政策成本,发现内生技术设定能够以更低税率和更小福利损失实现减排目标。研究结论表明,内生的技术创新是完善去产能政策传导、降低政策成本的关键环节,推动了下游过剩产业的市场提振和上游能源部门的绿色转型,为供给侧改革研究提供了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互动的新视角。     

去产能背景下跨部门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

基于政策效果的部际传导视角，建立包含上游能源部门、中游电力部门和下游生产部门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对高耗能产业生产函数以施加外生冲击方式刻画中国2015年实施的去产能政策，通过校准模型分析核心内生变量在政策冲击时期相较于平衡增长路径时期的变化。结果显示：①以“短期阵痛”为代价的去产能政策能够实现提振过剩产业产品价格的基础政策目标；②在能源部门技术创新的内生设定下，去产能政策能够提高绿色能源占能源使用总量的比重，实现绿色结构效应；③去产能政策能够降低绿色能源相对价格，实现绿色成本效应。进一步地，引入价格政策进行政策情景模拟，比较实现同一减排目标时内生技术模型和外生技术模型的政策成本，发现内生技术设定能够以更低税率和更小福利损失实现减排目标。研究结论表明，内生的技术创新是完善去产能政策传导、降低政策成本的关键环节，推动了下游过剩产业的市场提振和上游能源部门的绿色转型，为供给侧改革研究提供了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互动的新视角。     

控制权作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因素:理论分析及现实解释意义

本文旨在从现代企业职业企业家的激励约束角度探讨企业家控制权的理论内涵、作用机理和市场配置 ,并进一步引伸对我国国有企业现实问题的解释意义。本文认为 ,如同报酬一样 ,把控制权作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因素 ,就是把企业控制权授予与否、授予后控制权的制约程度作为对企业家努力程度和贡献大小的相应回报 ;企业家控制权激励约束机制是一种动态调整企业家控制权的决策机制。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企业家控制权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控制权行政配置”与“内部人控制”共存 ,这是产生“59岁现象”、过度“在职消费”等问题的根源 ;自增强理论可以从深层次说明 2 0年的改革仍不能使得国有企业企业家控制权由“行政配置”转向“市场配置”的原因     

“去产能”与我国系统性风险防范

本文采用2007-2019年间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产能"政策对我国"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的系统性风险边际贡献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产能"政策对于改革中涉及的"去产能"行业企业的边际风险贡献有显著负向作用,即"去产能"政策有效降低了我国"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对系统性风险的边际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去产能"政策通过改善企业经营状况,提高企业盈利能力,降低了我国"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的系统性风险边际贡献,进而有助于避免系统性风险积聚与防范系统性危机发生。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稳步落实"去产能"政策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控制权配置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家注重声誉的视角

如何通过提高企业家声誉来优化企业投资行为事关我国企业的健康发展。通过构建企业投资支出的回归模型,对控制权配置与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实证检验。实证分析表明,在企业家注重声誉的前提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投资支出水平负相关,而当内部现金流充裕时,股权制衡比例与企业投资支出水平正相关。因此,可以通过建立企业家征信制度、完善充分竞争的企业家市场、确保企业家有长远预期和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等措施,提高企业家声誉,优化企业投资行为。     

对"去产能"过程中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研究

"去产能"是各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对相关企业实施破产制度.但从目前情况看,各地以破产程序去产能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本文详细总结了目前实施破产程序中存在的"六难",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意见建议.     

企业治理的控制权机制

控制权所带来的是人所固有的实现对自身以外的外部世界进行控制的欲望。在经济活动中,人们为获得控制权或者为获得尽可能大的控制权,在产权受到保护的体制中,会产生促进财富创造的动力,这就是企业效率提高的渊源之一。     

中建材与中材兼并重组去产能模式探讨

当前,作为传统产业的水泥行业正经历着严峻的产能过剩考验,这虽然与本轮下行的宏观经济周期有一定的关系,但根本还是究其于供大于求的供求矛盾.本文以中建材与中材两大央企的兼并重组为研究对象,对“去产能”的模式进行深入探讨,从二者共享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的角度解释其重组是如何打开我国水泥行业去产能的新格局,并在研究中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去产能"下的钢铁大联合—宝武重组合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钢铁行业供过于求的现象日益加剧,钢铁市场产能严重过剩,2016年,上海宝钢集团与武汉钢铁集团在"去产能"的大趋势下成功完成了重组合并.本文结合当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着重分析了宝钢和武钢两家企业近几年的财务数据,了解其发展现状,从而探析"去产能"背景下的宝武重组合并对我国钢铁产能的影响.     

企业融资中的控制权安排与企业家的激励

在企业融资中,企业家不仅关心项目的货币收益,而且关心非货币收益,而投资者仅仅关心货币收益。考虑到双方的融资合同是不完全的且企业家受到财富约束,一份初始的激励合同通常无法解决双方存在的潜在利益冲突。作为一个结果,控制权安排(即谁做出关键性决策)是金融合同的一个重要维度。Aghion-Bolton(1992)集中于事后有效率。他们证明了,条件控制在一些环境下是均衡的控制权安排。然而,Hart(2001)提出了一个质疑:他们的模型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变量,即努力。通过引入企业家的事前努力,本文解释了为什么控制权在坏状态而不是在好状态转移给投资者。更进一步,本文发现,金融约束的程度大小决定了项目的均衡控制权安排。     

专业化分工与企业家职能的分离

企业的契约集合里,管理与承担风险两种职能作为分离的要素来。经营管理是一种劳动,其特殊作用是,协调投入的活动,贯彻投入要素间达成的契约,并且以“决策”为所有这一切的特征。风险承担者的作用在于,接受不确定性和每期末可能出现的总收支逆差。随着技术的发展,市场的扩大,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企业的经营也就变成了独立的职业。而原来的资本所有者,退出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领域,从而变成了在资本市场上从事投资和投机活动的“职业性”的剩余索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