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居住区改造规划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互动关系分析

随着城市土地趋于饱和,进行旧居住区改造成为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首选。旧居住区改造不仅能够改善居民生活,还会从经济、文化和环境等方面对广义的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产生一定的互动关系。文章对于旧居住区改造这一重点研究问题进行探讨,从居民需求的角度出发对于旧居住区改造与社会发展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辩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对旧居住区改造提出具体的操控建议。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研究 ——以上海为例

本文基于代际差异的分析视角,以问卷研究的方式,将对上海市1360位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进行分析,以两代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现状为切入点,考察影响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及差异.研究发现,农民工认为最不公平的问题是子女教育问题,影响两代农民工公平感的因素主要是关系因素和责任因素,个人因素对老一代农民工影响显著,环境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显著.     

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 2012-2021年共6期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査(CGSS)数据,利用事前非参数法分解得到努力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从结构分解的研究视角揭示了收人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努力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作用。机会不平等产生负向影响,这一研究结论经相关稳健性检验后仍稳健可靠。本研究利用分组回归和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探析了这一影响效应在不同收人水平、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年份的异质性特点。进一步地,本文构建起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在机会不平等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路径中,社会平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研究结论为提高我国居民幸福感水平、寻求“伊斯特林悖论”的破解之道提供了政策启示与建议。     

社会公平感与税收遵从的实验分析

本文通过实验的方法来检验社会公平感与税收遵从之间的关系。实验的结果支持并且验证了"如果纳税人是不公平的受害者,那么其税收遵从水平会下降;如果他是不公平的受益者,则其税收遵从水平会提高"这个假设。同时实验结果还表明,同等程度不公平感对不公平的受害者的税收遵从的影响大于对受益者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整体公平感对组织中员工建言的影响机制研究——情感信任与认知信任的中介作用

文章综合运用社会交换理论和公平启发理论,深入揭示出整体公平感对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以及员工对上司的情感信任与认知信任在这些机制中的作用存在差异。通过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整体公平感与促进性建言的关系中,员工对上司的情感信任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而员工对上司的认知信任则不起中介作用;在整体公平感与抑制性建言的关系中,员工对上司的认知信任与情感信任都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但员工对上司的认知信任的影响强度比情感信任更大。     

城市保障房社区服务发展路径的探析——以南京市X社区为例

基于X保障安置房社区的调查发现,目前社区服务中存在社区服务行政化倾向明显、社区居民参与力度不够、提供的服务缺乏专业化、社区服务供求关系矛盾突出等问题,居民难以获得合格的服务。从社区服务的研究背景出发,提出培育和利用社会团体与组织、倡导居民提升参与积极性、增加服务专业化水平、重视居民的实际需求等四项措施为社区居民提供有效和公平的服务,促进社区稳定发展。     

官员变动、地区腐败和企业社会责任

以2010—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地级市官员变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地区腐败程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检验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官员变动会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但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地区腐败程度的增加而被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官员变动的促进作用和地区腐败的消极调节作用主要发生在国有企业、官员变动发生在预料之外时或企业社会责任针对员工和客户时。     

非正式控制对居民安全感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北京市的调查

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内的非正式控制对本社区居民安全感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使用平安北京建设评估报告的问卷数据，利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非正式控制对居民安全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社区居民整体安全感很高，但还有小部分社区居民安全感处于较低水平；非正式控制与居民安全感呈正相关关系，其中社区凝聚力、居民治安参与广度、居民治安参与行为效果三个因素对居民安全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正式控制是“国家助推”与“社会参与”的治理机制，其核心是社会民众公共参与水平和社区秩序自稳定能力的提升，但是离不开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激励引导，需从社区内生的特定公共需求出发，找准解构社区非正式控制的切入角度。因此，提升居民安全感可以从提高非正式控制入手，增强居民社区凝聚力，坚持群众路线，扩大居民治安参与广度，提高居民治安参与效果，发挥居民参与治安治理的作用，改善社区治安环境，提升居民安全感。     

回族旅游社区建构中的居民地方感研究——一个东部回族群体的扎根编码分析

旅游社区的建设越来越成为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居民地方感会直接影响到民族旅游社区建构的积极响应,关系到文化展演的主体性问题.居民地方感与旅游支持度往往会受到政府政策、外来参观客以及旅游开发商的影响而呈现出基于原生情感的地方认同和工具理性的地方依赖.研究居民地方感对民族旅游社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组织公平感研究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

本文较系统地介绍了组织公平感研究的意义以及组织公平感的含义、结构及功能 ,并详细地分析了组织公平感对组织公平客观状况的反应 ,以及组织公平感三要素分别对组织绩效目标、集体意识和个人价值目标产生的积极影响 ;最后为提高组织公平感提出了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具体建议。     

基于地缘关系的高管搭档稳定性研究

高管搭档稳定性影响公司持续经营、战略与绩效稳定，但其是否受文化因素，如地缘关系影响却缺乏研究。利用手工收集的高管同乡关系数据，基于同乡所代表的地缘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社会认同理论，剖析董事长与CEO同乡关系对双方合作关系的影响机理，以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实证检验了同乡关系对双方搭档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长与CEO同乡关系能显著提升其搭档稳定性，且由同省到同县提升效果递增。机制检验发现，同乡关系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了搭档稳定性。与此一致，情境检验发现，当双方代理问题更严重，如内部控制质量较差时同乡关系对搭档稳定性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据此提出重视地缘关系等传统文化影响，通过稳定内部关系对冲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策略建议。     

社会互动对城乡居民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2021数据，运用Ologit模型、OLS模型和因果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互动对居民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互动对居民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情景互动渠道产生，其次是内生互动。并且，情境互动对城市和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内生互动对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对城市居民的影响不显著。对现有关于居民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做出补充，并利用环境知识进行机制检验，分析城乡不同地区产生的影响程度。基于实证研究建议，充分发挥社会互动对环境治理的作用，注重城乡地区的差异性，并利用加强环境知识的宣传手段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国有企业“轻装上阵”是否有助于提高创新水平？——基于“三供一业”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以国有企业分离“三供一业”社会职能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通过分离“三供一业”社会职能，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机制分析发现，分离“三供一业”社会职能通过更多的研发资金投入和更多的研发创新人员以及更高的薪酬契约有效性和更低的代理成本进而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分离“三供一业”社会职能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企业规模较大、分析师关注度较高、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欠发达地区更强；进一步的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分离“三供一业”社会职能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水平，进而提高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生产效率。     

杠杆率的持续性与溢出效应:基于四部门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TVP-VAR模型系统考察了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部门、居民部门、政府部门四部门杠杆分别对总产出和资产价格波动的时变影响，从产出效应和潜在风险两方面实证检验了各部门杠杆率的可持续性。研究发现：杠杆率过快增长会加重资产价格波动，使金融不稳定性上升，削弱杠杆率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当前，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杠杆对产出仍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金融部门杠杆上升对产出的正向影响最小，对资产价格波动的正向影响最大。进一步，文章实证研究了杠杆率变动在部门间的信息溢出，发现政府部门加杠杆将显著推升全社会杠杆率，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对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有挤出作用，居民部门杠杆则可以分担部分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过剩杠杆。因此，当前应优先调控金融部门杠杆，减少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套利，其他三个部门则应保持杠杆率总量的平稳。研究结论对于宏观金融稳定和结构性去杠杆政策的实施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居民捐赠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12786户家庭的经验证据

基于CFPS 2018数据，采用Heckman模型考察互联网使用（包括使用与否及其使用频率）对个体捐赠行为（包括捐赠与否及其捐赠金额）的影响、异质性和调节效应，并采用部分可观测的Biprobit模型揭示这一影响背后蕴含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居民个体捐赠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即个体使用互联网以及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则参与捐赠的可能性越大、捐赠金额越多；不同维度的互联网使用频率中，学习频率和工作频率越高则参与捐赠的可能性越大，而学习频率、工作频率和商业活动频率越高则捐赠金额越多；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在不同年龄段、户籍、工作性质和捐赠氛围社区的群体中存在差异；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个体捐赠行为的促进作用，会随着社会信任程度和自评社会地位的提升而有所增强，但不会随着社会资本水平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提升个体捐赠意愿和捐赠能力而对捐赠行为产生促进作用，其中对捐赠能力的提升更为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当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给各行业带来了新的契机，对我国的国民经济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区域金融风险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测算出中国2011—2019年31个省市的区域金融风险指数，通过相关检验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的影响，以及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更充分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促进区域金融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但是技术水平的提升和政府监管水平的提高会抑制这种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建立完善监管系统、提升政府信息透明度以及提高创新能力等建议。     

参与精准扶贫与企业创新——基于外部融资视角的分析

为实现消除农村贫困和区域贫困的目标,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参与到精准扶贫战略中,然而学术界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经济后果影响的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以2016-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文章实证检验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在改变变量度量方法、更换模型以及使用安慰剂检验和PSM模型控制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了创新绩效,而资源效应（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和提高税收优惠）和声誉效应（增加媒体正面报道数量）是参与精准扶贫所发挥的外部融资作用。最后,基于宏观社会层面、中观市场层面以及微观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地方扶贫压力较大、资本市场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不仅丰富了参与精准扶贫和企业创新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对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中的作用以及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旅游地门户城镇居民旅游感知差异研究--以长白山景区二道白河镇为例

目前社区参与已成为影响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针对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也随之成为旅游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长白山景区门户城镇二道白河镇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相关信息,采用SPSS数理统计软件对搜集的数据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二道白河镇居民的正面感知要强于负面感知;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居民的感知存在差异。明确改善交通力度、合理调控物价、健全社区参与机制等是提高二道白河镇居民对旅游影响积极感知的重要途径。     

志愿服务、年龄差异与主观幸福感

文章以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为例,基于2013-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OLS、PSM-DID等方法,尝试解答助人会让人变得更幸福以及助人会对不同年龄群体幸福感产生差异吗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有助于提升幸福感水平,且在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情况下,该结论仍成立;第二,进行分样本讨论发现,这种影响存在年龄差异。具体而言,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对幸福感有显著提升作用,但对中年人影响并不显著;第三,经济因素并不对志愿服务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第四,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通过提升积极情绪实现,而消极情绪则起遮掩效应。文章的研究意义在于,理论上,梳理了国内外关于中老年人志愿者服务对幸福感影响的文献,丰富了当前我国中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和幸福感关系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实践上,为推进我国中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保障幸福老年生活及构建互助的社会网络支持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建议与启示。     

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文章基于2010—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环境治理效率综合指数，构建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及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等实证方法，检验了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具有提升效应，且该结论通过了相应的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公众参与在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制度环境在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效果和内在机理，为推进数字化发展、提升环境治理效率、改善制度环境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