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政治晋升激励与银行风险

国有控股银行的高管面临双重激励,他们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薪酬,还有机会在政治上获得晋升.文章构建了衡量银行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的方法,并利用82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高管的个人数据,分析了高管双重激励与银行风险的关系以及两类激励之间的替代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不管高管是董事长还是行长,薪酬的增加都会激励其更好地管理银行,降低银行的破产风险,但政治晋升激励对银行风险的负面影响仅对董事长成立.此外,薪酬激励与政治晋升激励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而且当前银行高管薪酬的平均水平非常接近实证分析得到的门槛值.因此,维持当前银行高管的薪酬水平而改进其薪酬结构是未来更为可行的方向,这为近期央企高管薪酬改革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     

晋升激励与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绩效

选用全部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企业内部晋升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内部高管晋升激励抑制了企业创新项目投入和产出,员工晋升激励则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在企业研发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高管激励仍会抑制企业创新产出,员工激励则会显著正向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企业成长性水平不同存在较大差异。研究重新认识了晋升激励这一心理契约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对企业采取科学的激励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有企业高管的晋升激励和薪酬激励——基于高管双重身份的视角

基于国企高管的"政商"双重身份的视角,研究其在晋升和薪酬激励下的行为差异,指出晋升和薪酬的激励目标是不同的。研究发现:国企高管的晋升与业绩不相关,而与非经济指标相关;不同的晋升途径导致高管的行为不同,政治晋升与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非效率投资正相关,非政治晋升与关联方占用正相关;在高管晋升前的任职期间即晋升激励较强时,薪酬与业绩正相关,而与非经济指标不相关;晋升激励非经济目标,而薪酬只激励业绩。     

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研究进展

政治晋升形成的隐性激励对于国有企业高管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以晋升锦标赛理论为基础,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影响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的因素以及高管政治晋升对公司治理或决策的影响。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锦标赛理论和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在此基础上,重点评述了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的学术文献。采用不同的政治晋升界定方法,现有研究发现,企业财务业绩和社会责任等是影响国有企业高管能否获得政治晋升的关键,而高管面临的政治晋升激励会显著影响在职消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以及企业投融资决策。与薪酬激励的大量文献相比,有关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的研究相对有限,本文从政治晋升的概念界定、理论构建、研究方法以及主题拓展等方面指出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期更好地推动对我国国有企业高管独特激励模式的探索。     

高管特征、晋升激励对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委托代理理论、高阶理论和心理契约理论基础上,研究高管特征的不同方面对晋升激励的耦合作用,而高管晋升激励水平将对财务治理成本和财务治理收益分别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导致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显著差异。     

金字塔控制、高管政治晋升与地方国企避税行为

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近年来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以2008-2015年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考察了金字塔控制模式和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避税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字塔层级的增加会提高地方国企的税收激进水平,揭示金字塔结构蕴含了阻隔政府干预的治理功效;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不但抑制了企业的激进避税行为,还会弱化金字塔层级对激进避税的正向影响,表明政治晋升锦标赛对企业经营效率发挥了潜在的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金字塔层级与税收激进性的关系在市场竞争环境下更为显著,而当地财政压力的增加不但会遏制金字塔结构对避税行为的促进作用,还会使具有较强政治晋升预期的高管在避税决策上更趋保守.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当前正在推进的深化地方国企改革等政策实践提供了经验启示.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公司现金持有:寻租还是效率

本文以2007~2015年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时,公司现金持有量显著增加,现金持有价值显著降低,体现了现金持有的代理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有效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管理层持股、两职分离、产品市场竞争、投资者保护)能够约束政治晋升高管的私人收益行为,降低现金持有的代理动机。本文的研究表明,政治晋升使国企高管利用企业资源获取私人收益,增加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该研究结论对深化国企改革、完善经理人市场具有重要的启示。     

管理防御、晋升激励与公司创新绩效--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为深入探究高管对于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对2009-2018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进行考察,从管理防御动机和晋升激励两个视角出发,分析了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行为,并探讨了高管创新层面的效果。研究模型表明:第一,公司高管的管理防御程度与创新绩效成正相关,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防御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二,通过职位晋升可以有效约束高管的风险规避行为,抑制管理防御机制的作用,从而提高公司的创新绩效。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晋升激励对非国有上市公司作用更为显著。最后,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企业晋升公平激励与优化对策研究

我国企业晋升制度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晋升文化扭曲等原因导致了我国企业晋升激励中存在性别歧视、玻璃天花板、看重关系等问题。企业要构建基于组织公平的晋升激励模型,并从培育正确的组织公平文化,不断完善晋升程序,选择和培训合适的晋升决策者,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晋升观念,扩展我国企业晋升激励路径等五个方面保障企业晋升的公平激励效果。     

股权混合主体深入性、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在党中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背景下,选取2013-201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分类治理视角,分析竞争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渗透性增强和高管股权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竞争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公益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②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混合主体深入性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在创新公益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对混合主体深入性影响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治理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我国公务员职务晋升激励作用问题研究

文章分析了我国公务员职务晋升所起到的激励作用,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公务员职务晋升制度,它的激励作用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了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因素,同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如明确晋升依据,丰富激励手段,完善考核机制等,以期能对我国公务员职务晋升制度激励作用的健全起到积极的作用。     

晋升激励与房价非线性波动

文章采用2003—2019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视角,探讨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强调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会通过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影响房价;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东部和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对中部、西部和非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影响不显著。2013年取消GDP政绩考核目标后,有效缓解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房价的扭曲。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应明晰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财力配置,优化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在绩效考核中取消GDP指标并引入民生、环保和居民满意度等指标;完善融资平台与士地融资制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科学合理制定土地价格,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同乡关系在晋升中会起作用吗?--基于省属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实证检验

在中国公司治理由行政型向经济型转型的背景下,国企“高管任免行政化”特征难以忽视。文章手工整理了2004－2014年省属国企负责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籍贯信息及离任去向与升降数据,利用籍贯信息判断其与省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同乡关系,首次探究了同乡关系对省属国企负责人晋升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与省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同乡关系对省属国企负责人的晋升概率具有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在有政治关联的省属国企负责人样本中更加明显。文章进一步以地方党委领导体制的“一正两副”模式推行作为外生事件,检验了在“减副”前后,与组织部长的同乡关系对省属国企负责人晋升概率的正向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与组织部长存在同乡关系的省属国企负责人在“减副”后具有更高的晋升概率,这进一步验证了文章假设的合理性。     

政治晋升激励机制下的地方重复建设——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政治晋升激励的角度考察了中国重复建设的内在机制。本文的分析表明,横向政治晋升激励的作用机制和纵向政治晋升激励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由此得到落后地区是否进行重复建设的条件也就不相同。中国宏观经济环境中存在的价格扭曲放大了横向和纵向政治晋升激励的作用。为了降低落后地区进行重复建设的程度,中央政府需要对不同地区地方政府的官员采用不同的政治晋升激励,也需要努力推动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价格体制改革。     

管理角色动机、晋升机会认知与管理者的创新行为

笔者运用问卷调查,以335名科层企业管理者为被试,考察了管理角色动机与创新行为的关系,以及晋升机会认知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管理角色动机对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管理角色动机的四个维度中,决策和学习意愿对创新行为有正向影响;晋升机会认知的一个维度--积极认知,在管理角色动机和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船舶企业实行晋升激励和文化激励之管见

几年来，船舶企业为了减少员工的流失，也不断地采取一些激励措施，以激发员工的动机，员工的物质和精神不同程度地得到基本的满足或提高。但留人的的效果不是很好。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物资条件和社会背景下，船舶企业激励的“穴位”应在于--晋升激励和文化激励。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