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利用2001—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横向政府竞争与纵向政府竞争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省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纵向竞争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着“U”型关系。此外,纵向政府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纵向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可知,横向政府竞争在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而纵向政府竞争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明显。研究结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型、构建横向财政协调机制和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弹性调整央地之间的财政分权比重、营造良好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产业发展环境提供了启示。     

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传染”特性,其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级化和生态化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后者促进了其增长;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绿色信贷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而对于不同维度,这一作用效果只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门槛特征;空间门槛模型显示,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小绿色信贷对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高质量发展要求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正确把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201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主要通过限制企业绿色转型实现,这种负向效应在环境风险较高的情况下更为显著;但若公司治理机制运行有效,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将会被抑制。拓展性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降低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导致企业粗放生产,进而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上述结论表明,若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环境保护制度,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可能会对企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环境保护制度建设,发挥政府、公众和保险公司的作用,使管理层更注重长期利益,从而促使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产生相对积极的经济后果。     

FDI、环境规制与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利用黄河流域65个重点城市2001—2017年的面板数据,基于非径向、非角度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L指数,测度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区位、时期差异特征,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①2001—2010年,上游城市增长动力源于绿色技术效率,中下游城市源于绿色技术进步,2011年以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普遍呈现增长趋势。②从全样本回归结果看,FDI全时段、第二阶段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第一阶段正向影响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阶段的影响系数略小,且对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为负。③上游城市FDI在全时段、第一阶段影响为正,中下游城市在全时段、第二阶段影响为负,环境规制有正向影响,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仍是短板。相应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优化要素配置,注重规模效应,着力提升绿色技术效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制定差异化引资战略,提高FDI质量和水平;健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同监控机制,保障经济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加强绿色科技研发、提高投资成效和金融服务水平。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在“双碳”背景下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超效率（SBM—GML）模型阐释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分别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双固定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PQRM）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是先抑制后促进;（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对高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程度远小于低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3）技术进步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等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全域技术效率尤其是规模效率是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承受能力,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缩小区际差异;其次要加强基础性研究,破除技术垄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规模经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城市化、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采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我国29个省份1991-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研究城市化、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协整关系,并基于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考察短期波动的影响。得出结论:(1)城市化、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城市化和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城市化通过创新中介效应显著地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种影响在沿海和内陆之间存在差异;(2)城市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的短期影响,且滞后一期影响强度大于当期,而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并不产生短期正向影响。     

自主创新、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构建了一个自主创新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从环境规制视角探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因素.利用中国省级工业企业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估计了自主创新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自主创新显著促进了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短期内,环境规制会抑制东中部地区工...     

公共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文献综述

生产率（TFP）在当代经济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一般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角度考察,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投入的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项重要的总量经济生产绩效指标,可以反映经济的总体状况。本文的文献综述将首先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对相关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然后对入力资本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最后总结有关公共教育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直接的关系的文献和研究结果。     

地方公共债务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与机制

本文从企业层面考察地方公共债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公共债务增长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个城市的地方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负债率)每提高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约0.06%。区分企业所有制的估计结果显示,地方公共债务增长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明显异质性,负债率每增加1%,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约0.20%,而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降低约0.07%。以上结果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保持稳健。机制分析显示,地方公共债务规模扩大通过放松融资约束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通过提高企业税负、加剧信贷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和研发设备更新速度,进而阻碍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述发现表明,地方政府应科学调控地方公共债务的总规模和增速,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和投资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科技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ARDL共积检验与因果检验

在估算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基础上,运用ADRL共积检验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政府科技支出与TFP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前政府科技支出与TFP有负向的长期关系,改革后两者之间不存在长期影响关系,反映出政府科技支出效率不高;改革前政府科技支出波动与TFP波动间仅为单向因果关系,即政府科技支出波动引起TFP波动,改革后两者间变为双向因果关系,同时滞后期数减小,说明政府科技支出影响TFP的时滞缩短,两者的相互影响关系变得更为紧密。     

人工智能、技术外溢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人工智能通过推动节能降碳、完善环境治理、发挥技术外溢效应,助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攀升。从人工智能视角探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选取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厘清并检验人工智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人工智能显著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次,人工智能通过技术外溢的遮掩效应强化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后,分地区样本的考察显示地区间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中西部地区人工智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比东部地区更为显著;相较于南部地区,北部地区人工智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     

贸易开放、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贸易开放、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内在关联进行探讨。结论显示：贸易开放和技术创新均能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贸易开放能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政策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明显强于自然贸易开放;政策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双重门槛效应,且对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化影响。据此提出加速推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强化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实施差异化贸易开放政策等针对性建议,以期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影响因素与清单列表北大核心

基于2009—2020年的文献及访谈资料,采用扎根理论方法确定了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三个主要因素:技术因素、经济因素和政府因素,进一步列出影响因素清单列表。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因素由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构成;经济因素由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生产要素与市场因素组成;政府因素由财政分权、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规制、政府干预程度组成。同时,技术因素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经济因素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正向发展的保障,政府因素可以主导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研究结果将有助于进一步地推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用,并为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绿色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调节下的碳减排效应

伴随经济快速增长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绿色经济时代的热点话题。基于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使碳排放强度降低,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具有调节作用。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也证明了发展绿色金融可以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一结论的可靠性,这一促进效应具有制度环境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基于此,政府要因地制宜地完善绿色金融政策、加大绿色金融市场与碳金融市场的协调配合,同时企业要树立环保意识,引导消费者的环保消费倾向,最终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价值的双赢。     

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理分析

对2007—2017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变化进行分析,再以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驱动效应,且这种正向驱动具有显著的动态效应和区域异质性、市场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的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最小;市场化程度高的省(区、市)最为显著,市场化程度低的省(区、市)相对较弱。进一步检验发现,财政科技支出主要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抑制产业结构偏离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此,我国要进一步健全财政科技投入体系,有效加强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同时财政科技支出适度向非国有企业倾斜,有效提升财政科技支出的靶向性。     

要素市场扭曲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效应研究

基于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构建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考虑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等非期望产出,测算中国28个省份1997—2018年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最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要素市场扭曲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考虑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等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符合中国农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际水平;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多数源于农业技术进步,较少出现农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双轮助推的情形;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速较缓慢,且不同地域存在显著差异;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