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与地权变化——清代至民国永济县小樊村黄河滩地册研究

本文对清代至民国年间永济县沿河三村的四本黄河滩地鱼鳞册的研究表明,黄河泛滥并未导致农民因举债而转让、买卖土地,也未形成土地兼并的局面.光绪三年灾后,亡绝家户的私有滩地转化为各类公田,村庄公田所占份额明显增加.然而,相较灾前,以户为单位的地权分配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可称之为灾害与地权分配关系的"停滞说".     

清代地权转移中的非经济因素

清代地权转移中的非经济因素王日根在清代地权转移中，非经济因素依然是起着很大作用的。这包括政权、族权、亲邻权、原业主权以及地方霸权等等。若单从刑部题本中看，所有地权转移引起的纠纷都得由地方官直至朝廷处分，就是说各级官府有最后决断土地之归属的权利。其最后...     

逃离抑或竞争:地权稳定性对农民教育投资的影响

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其分配方式及其稳定性状态直接决定了农民的生计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然而，中国农村地权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曾一度长期存在，既抑制农民生产稳定性预期的形成，也催生出农民的地权博弈策略。本文研究发现，长期地权不稳定的地区，农民更为认同“读书改变命运”,或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以“逃离”不稳定的生存环境，或通过教育信号显示以强化家庭地权竞争力量。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地权稳定性不足的村庄农户具有更高的教育投资水平、受教育年限更长，且更不认同“读书无用论”;地权不稳定作为历史遗产会形塑“读书重教”的集体意识。本文强调，中国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隐含着深刻的产权经济学逻辑。     

地主经济制质疑

近日拜读了章有义先生的大文《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再度触发我对“地主经济制”理论的一些感想。多年来,我就有这点感想,但是始终觉得国内的学术气氛不够理想,不说也罢。现在读到章先生的大文,知道国内已经有人在检讨“地主经济制”的理论,愿意趁便附加几句话。     

地权稳定性、非正式治权与务工农民性别差异

地权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已经备受关注，但对外出务工农民性别差异的讨论尚不多见。基于宗族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权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6年和2018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地权稳定性与不同性别劳动力非农转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调整表征的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不显著。其次，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村落宗族非正式治权的强弱是影响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的关键情境。其一，宗族绝对势力的强弱使得地权稳定性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产生分化。其二，与宗族相对势力对比非均衡相比，宗族相对势力对比均衡可以有效弱化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相互制衡的宗族非正式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权变动对农地纠纷产生的影响，确保农地调整中土地分配相对公平，从而起到维护地权稳定的作用。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性别差异现象，以及如何发挥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权威创造权力:一个理论拓展——以苏南H村土地流转为例

现阶段苏南乡村正在发生着大规模的土地流转,由其地权转移引致的利益分配格局印证了强力创造产权这一理论,据此本文提出"权威创造权力"这一理论拓展。这种由权威创造的权力使苏南乡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不规范的土地制度形式——权威地权,尤其是在H村,这种现象更为突出。权威地权不仅改变了地权的平均状态,而且几乎主宰了苏南乡村土地流转后的利益流向,其制度绩效有待进一步考察。     

清代台湾的地权交易：—以典契为中心的一个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民法不发达、产权概念含糊,因此难以用西方近代法学框架去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权交易.本文以清代台湾土地文书为基础,分析典、抵押、买卖、租赁等各种地权交易形式.认为抵押、买卖、租赁等本来在产权交易上意义明确的形式,在交易实际中逐渐模糊而向典这个本来就意义模糊的形式转化.以典为中心的土地交易形式,兼顾了人情,但牺牲了效率.     

商业化与地权分配:来自十一世纪宋代的历史证据

商业化是否会造成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经济状况的两极分化,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文章利用北宋各州的客户比例和商税密度数据,考察了在没有外生贸易冲击的情况下商业化对于地权分配在全国和各个区域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1)从北宋的全国范围来看,以商税密度衡量的商业化程度与以客户比例衡量的地权集中度之间有着显著的负向关系,商业化程度越高则地权集中度越低;(2)从区域市场来看,除了西北市场外,各区域市场都发现了商业化对地权集中的广泛抑制作用;(3)商业化之所以对地权集中具有抑制作用,是因为水运交通改善是北宋商业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种自发形成的商业化使得农村社会与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进而使得农民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并获得更高报酬成为可能,因而降低了地权的集中程度.因此,文章为Myers(1970)以及Brandt(1989)关于商业化促进了中国农村地权分散的结论提供了实证证据,也为当前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历史经验.     

地权分配的长期趋势

本文认为 ,中国历史上地权分配的趋势并非所谓的“不断集中论”或“无限集中论” ;相反 ,就长期趋势而言 ,中国历史上的地权转移 (尤其是宋明以后 )呈现出了逐渐分散的倾向 ,并指出了这一倾向可能与宋明以后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有关     

中国农村地权让渡的理论探索与路径选择

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地权让渡有其必然性,地权的让渡同时具有长期性.从让渡的过程入手,给出了地权让渡内涵和路径的价格解释.让渡的"约束松散的政府地权"、"约束紧密的政府地权"、"约束松散的农民地权"、"约束紧密的农民地权"四个阶段构成的让渡过程实质是以价格为杠杆而进行的利益的让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能否对不同阶段的地权主体做出适当的约束,是土地资源能否最优化,农民利益能否最大化的关键."弱化政府地权、强化农民地权"的约束,保证地权让渡的基本实现;"明析地权界限,提高地权效率"的约束,保证地权让渡的最终完成.基于上述论述最后提出了实现地权让渡的具体措施.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

这里所说的地权分配指的是阶级分配,即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分配。富农属于农民阶级范畴,但除佃富农外,占有较多土地的富农,在土地关系上,同经营地主没有多大差别,因而不妨同地主阶级合并计算。 在我国历史上,一向没有地权分配统计。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一些公私机关和个人作过一些调查统计和估计。前此仅有北洋政府农商部发布的几次农商统计(从第三次起)可供参考。 长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估计,即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按户数计约占百分之八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这个估计见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要文献,因而为人们所一致接受。     

清代土地所有权转移的法制化——清道光三十年山西徐沟县王耀田契（私契、官契、契尾）的考释及其他

土地买卖和地权转移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经常发生的经济、社会、法律的民间事务,到了明清时代,逐渐进入法制化的程序,政府介入地权的转移,并制订了一系列法律制度。现存的土地买卖契约文书样张,见证了明清时代土地买卖的程序。清道光三十年山西徐沟县王耀田契(私契、官契、契尾)最为完整地保存了历史真实面貌,为研究明清田契和地权转移的重要资料。     

产权制度的社会关系效应——来自农民村社交往格局的微观考察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使得农村土地及其权益的竞争性配置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中国农村地权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曾一度长期存在，并成为塑造传统村社形态的重要诱因。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经验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民村社交往频率、人情往来密度和关系型交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地权稳定性相对不足的村庄，农民具有更高的村社交往频率，一方面，通过筑牢亲友关系以提升地权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提升非亲友交往频率以强化地权排他能力。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历史遗留的人地矛盾能够形塑农民的村社交往格局和关系型村社形态，而人地关系的变动则会动摇地权稳定性以及相关联的村社交往秩序。此外，由成年男性表达的谈判优势和由体制内就业表达的政治资源，是农户家庭地权竞争实力的重要力量，并对农民基于地权竞争而开展的村社交往具有替代效应；“乡政”对“村治”的管制和地权法治化，则将会弱化基于地权排他的关系缔结。笔者强调，中国农民村社交往格局和关系型村社形态，隐含着深刻的产权经济学逻辑。     

历史上的地权:研究现状与趋势

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地权涉及到社会形态、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因此备受关注。本文系统总结了近年来学术界对我国历史上地权的研究,认为不论从数据获取、研究工具还是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取得了较明显的进展。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发掘、甄别和利用史料,特别是数据资料;需要对地权进行长时段、大背景视野下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规制俘获理论下的地权寻租行为法治

以制度经济学和法学相结合的方法,从规制俘获理论和寻租理论出发,研究我国土地流转过程中失范的行政行为的法律治理问题。分析了我国土地所有制、用途管制背景下的地权逻辑,以及此种背景下的俘获与寻租行为产生的条件。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地权寻租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并非是地权的二元化,而是行政权力的过渡渗透的结论。最后,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国家监督四个环节提出了破解地权寻租行为的法律思路。     

农地产权虚置难解决的障碍分析与政策路径选择

农地产权虚置是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它表现在城乡地权主体二元分隔转化导致农民地权利益宏观面虚化,集体地权主体多元难确造成农民土地利益横向面分割,地权边界模糊与被规模化股份虚设导致农民地权利益流失。农地产权虚置产生缘由纠结而又复杂,解决农地产权虚置面临着农地确权给谁的认识障碍、确地依据标准的认定障碍、不敢充分赋权的思想障碍和政府土地行政难以政策转型等障碍。突破这些障碍必须从清晰确权与科学确地实现地权主体及其权利实置、以市场价值合理确利实现农民地权利益实置、以有效权证与必要程序保障地权形式实置和政府有效干预实现地权市场管理实置来寻求政策路径选择。     

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一)

一九六三年,厦门大学历史系和福建省历史学会合作,自南平阶级斗争展览馆抄录了一批数千件的契约文书.一九七四年,厦门大学历史系陈在正、陈孔立、郑学檬、陈炳炎等同志,又在闽北建瓯、邵武等地搜集到三千多张契约文书原件.这些契约文书,大部分是关于土地的买卖和租佃的,还有一定数量的山契、当契、借契、屋契和帐簿等.最早的是明朝万历年间遗物,晚至解放前夕,而以清代较为完整.一九七九年,我对上述契约文书作了初步整理,把清代闽北各类土地和不同地权性质、不同手续、不同书写方式的土地买卖文书和土地租佃文书,抽出若干典型事例,按朝代和年月的先后排列,辑成本编,一     

刘石吉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的评介与感言

十年前,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尚处于萌芽阶段,但刘石吉先生的《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与《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市镇的发展》三篇论文,却早巳不胫而走,在大陆明清史学界广泛流传。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4年杪将上述三文汇为《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一书,于1987年刊出,以餐读者。此书不仅是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台湾学者撰写的中国经济史专著,而且也是1980年代国际中国     

清代北部边疆榷关税收分配考察——以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为中心

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同属清代户部管辖的榷关,是清代北部边疆商贸流通的关节点.该文主要对此三关实征关税之分配作出相关梳理,指出三者在税收分配方面的特点及存在的差异性,并就其对于清代北部边疆商品流通外部环境的影响做出相关评价.     

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宗族与地权稳定性

本文基于村庄政治介入不足状态下地权竞争的分析发现,多宗族的存在与制衡有助于稳定地权并提高其可交易性.即使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弱者反抗和政治介入也能够有效限制宗族对地权稳定性的不利影响,甚至加固地权稳定性.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宗族间的相互制衡会使得农地调整更容易按照村民诉求进行,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率和农地流转率也更高;(2)当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提高及村庄处于偏远山区所表征的农地重要性提高时,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对地权稳定性和农地流转的抑制性会被有效削弱;(3)随着政治介入,宗族按照势力配置村庄地权并抑制农地流转的行动逻辑将被有效限制.此外,宗族力量对比失衡与地权稳定性的负向关系仅出现在南方地区,具有典型的区域差异性.本文强调,宗族间的相互制衡、宗族面临弱者反抗和政治介入时的自我约束,均具有稳定地权和促使村庄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这对于祛除宗族糟粕、取其精华,发挥其对党领导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助益作用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