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圈农地城市流转效率评价

研究目的：将农地城市流转过程假设为“企业”的生产过程,在界定相应的投入产出指标的基础上,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研究武汉城市圈农地城市流转效率。研究方法：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研究结果：武汉城市圈农地城市流转效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效率值由2008年Ep=0.90下降为2009年的Ep=0.71,再上升到2010年的Ep=0.82,但仍然显著低于2008年的效率值,下降幅度明显大于上升。研究结论：2008-2010年由于农用地资源无效投入大幅增加致使武汉城市圈农地城市流转效率逐年降低,效率优化结果显示武汉城市圈农地城市流转效率优化需调整的投入、产出量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重庆市燕坝村农地流转中的土地管理问题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对重庆市燕坝村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问题的研究,探讨土地流转情形下如何有效地管理农用土地。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访谈及田野调查法。研究结果：总结了重庆市燕坝村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特点,分析了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结论：合理推进农用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需要开展村地籍调查,编制村级土地利用规划,还需探索土地流转新形式及保障措施。     

农地城市流转的资源配置方式及效率损失研究

基于资源配置理论,资源合理配置的标准为在既定投入资源不变的条件下,使产出效益最大化,或在产出效益既定的条件下,使投入资源最小化。本文研究表明,政府配置和市场配置下的农地城市流转的数量和价格是不同的,且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土地资源的政府配置效率低于市场配置效率,其效率损失为"无效率三角区";计划经济下的政府配置和市场经济下的市场配置,在农地城市流转中的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配置失灵和效率损失。     

土地用途管制下农地城市流转的公众福利动态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土地用途管制政策下农地城市流转的福利损失状况,研究农地保护政策的最优选择。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方法,模型分析方法。研究结果:中国土地用途管制政策(动态土地用途管制)优于静态土地用途管制、税收等政策,但仍然存在福利损失,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研究结论:(1)土地用途管制易于产生政策规避行为和违法用地现象,同时政策制定存在困难;(2)农地保护政策的研究应考虑农地城市流转的动态变化因素;(3)地方政府进行农地流转决策需要考虑农地流转过程中非经济福利的损失。为实现农地城市流转福利优化,地方政府应在流转发生的同时,支出等同于当地非经济损失的资金进行弥补。     

河南省农地城市流转效率评价及优化研究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分析了河南省及其下辖18个主要城市的农地城市流转效率时空变化趋势,继而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探究其影响因素,最后基于DEA投影方法从投入要素的角度进行了农地城市流转效率优化。结果表明:2005—2014年间,河南省农地城市流转综合效率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且多数年份效率低下,区域间差异明显,多数城市的综合效率为一般或低下状态;而规模效率无效是导致综合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人均GDP、土地利用比较效益和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三个因素对农地城市流转效率有正向影响,而人口城镇化率对农地城市流转效率有负向影响。河南省总体及其下辖多数城市在研究期内存在耕地投入冗余问题,具有34.18%~66.31%不等的优化空间。最后,研究提出了提升河南省农地城市流转效率的对策建议。     

农地城市流转的福利效应研究进展综述

通过文献回顾法和归纳法,对国内外关于农地城市流转中福利效应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分析。从目前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在农地非农化的选择价值、不同权利主体在城市流转中的福利变化、基于公平与效率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多,但在福利的定量研究方面,尤其是如何把福利测度方法运用到农地城市流转中福利效应的测度研究较少。因此,结合城市流转的特点,构建分析农地城市流转福利效应的理论框架,探寻农地城市流转社会福利效应的测度计量方法,对于促进我国农地有序流转、维护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农地流转的效率与供求分析

农地流转的效率是影响农地流转顺利实现的最终决定因素，农地流转的效率应当体现在有利于增进农民的整体福利，有利于农民收入的长期增长。农地流转应当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相配合，随着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农民不断转出农地，留守农村的农民逐步提高经营规模和效率。农地流转的供给与需求是决定农地流转的直接原因，影响需求的因素包括转入土地的收益性和收交加的有效性，影响供给的因素扬农地供给的可能性、农地供给的收益性和供给收益的有效性，农地流转的供给和需求都会经过高→低→高的波浪形态，最后达到均衡。     

农地流转对土地生产率影响的对比分析

本文通过实际数据检验了当前农地流转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对比分析了浙江和甘肃两省的结果.研究发现,在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浙江省,农地流转明显地提高了土地生产率,而在发育程度相对较低的甘肃省,农地流转效果不明显.因此,农地流转效果的发挥依赖于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程度,流转市场发育程度高,农地流转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效果明显...     

农地流转效率研究进展与启示

文章从农地流转效率内涵、农地流转效率的影响因素、农地流转方式与农地流转效率关系、农地流转效率测度4个方面对农地流转效率研究进行了概括。指出目前的研究:1在研究视角上,从宏观层面、经济单维度对农地流转效率进行研究的多,而从微观层面、生态经济社会多维度开展研究的少。2在研究内容上,未清晰界定农地流转效率的内涵,缺乏支持效率评价的理论框架。农地流转效率演化的过程、机理及效应研究不足,效率测度指标的选取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单一性,忽略了农户微观视角的指标和过程管理的指标。农地流转效率的实证缺乏时间跨度的纵向比较和区域间的横向比较。3在研究方法上,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和体系。论文最后指出未来研究在理论方面可加强多层次、多维度和动态的农地流转效率的评价标准研究,农地流转效率演化的过程机理研究;在实证方面,开展不同方式的农地流转效率对比研究,并关注农地流转的方式选择与地方自然经济环境的关系。     

农地城市流转微观特征分析——武汉市城郊区的问卷调查

协调经济发展和农地保护之间的矛盾需要对农地城市流转特征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本文利用武汉市城郊区被征地农户和村集体的样本调查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城郊区农地城市流转的微观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微观地块因素中,单个流转地块的面积、农地流转后的用途和流转地块是否处于城市规划区内对农地城市流转面积的影响都极为显著;在影响农地城市流转的众多村级因素中,影响最显著的因素是村集体年度总收入和村集体获得的征地补偿额,其次是村集体所在区平均最低地价水平;经济利益方面的因素是村集体供给农地的动力。     

中国农地征转用的价格增值分析

研究目的:农地征转用过程中的土地价格变化及其对农民利益的影响。研究方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利用1990年以来的国家建设征地数据和农地产值、城市基准地价等数据,测算出1990—2003年间,农民集体在土地征收环节的贡献值约2.5万亿元;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与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相比,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被征地农民的利益损失更为严重。研究结论:现行征地补偿制度对农民利益损害严重,应推进征地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改革。     

武汉市洪山区城乡结合部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地块空间特征和土地流转收益的不确定性对城乡结合部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方法：经济计量分析方法。研究结果：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样点周围建设用地比例、样点是否在建设用途分区内对流转决策有显著影响,坡度、地价等级、固定资产投资等变量对流转决策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政府制定农地城市流转决策时,应谨慎选择时机,充分考虑土地利用决策的空间相关性,并做好农地城市流转决策收益与风险承担机制的创新。     

农地城市流转优化决策分析

农地大量向城市流转，部分源于现行农地城市流转的决策具有其片面性。本文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角度，通过对农地城市流转中往往被人忽视的选择价值及外部性的分析，提出优化的农地城市流转决策。     

土地综合整治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基于系统论的“要素—结构—功能”逻辑,揭示农户视角下土地综合整治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探索新时代耕地利用绿色转型的新路径。研究方法：SBM-Undesirable模型、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果：（1）土地综合整治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2）土地综合整治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存在农户类型和地貌类型差异,适度规模农户显著优于小规模农户,平原地区显著优于丘陵地区。研究结论：土地综合整治应在国家粮食安全与生态文明战略指导下,遵循要素整合、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的治理逻辑,充分发挥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对小规模农户的引领作用,因地制宜走好差异化、特色化、生态化农业发展道路,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耕”基。     

土地市场发育与农地非农化——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估计与测算

研究目的：验证土地市场发育对农地非农化的作用方向,估算其对农地非农化的作用。研究方法：理论分析与面板数据模型相结合。研究结果：（1）全国土地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90%以上省份处于转型期土地市场经济阶段;（2）土地市场发育与农地非农化之间呈负相关关系;（3）1999 — 2005年,全国因土地市场发育而得到抑制的农地转为建设用地数量为25624.79 hm2,占农地转为建设用地总量的1.76%,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对于农地非农化的抑制作用还不高。研究结论：缓解农地保护压力的制度供给和政策调整可从两方面开展：（1）提高拍卖出让方式比例,出让方式由低市场化方式向高市场化方式转变,提高土地市场化水平;（2）加强土地市场法规建设、规范土地市场,促进土地市场健康发展。     

耕地非农化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及验证——基于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中国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是否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并进行验证。研究方法：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结果：常规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的结果均显示,中国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验证了“耕地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且当经济增长质量（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达到1.4087时,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将逐渐减小;区域间的耕地非农化确实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即相邻地区耕地非农化数量变动1%,会导致本地区耕地非农化数量平均变动0.1627%。研究结论：系统地识别、评估区域间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联动性,对于促进区域间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征收和出让土地中政府干预对土地配置效率影响的定量研究

研究目的:定量评价征收和出让土地中的政府干预对土地资源从农业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方法:建立包含征收、一级出让和二级转让的多市场均衡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1999—2005年征收和出让土地中的政府干预造成江西省鹰潭市农地资源被城市建设用地过度占用达183.48 hm2,占总非农化面积的33.73%。研究结论:征收和出让土地中的政府干预造成农地过度非农化,致使农村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降低。     

基于“贡献—风险”的农地征收转用土地增值收益 分配研究 ——以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为例

研究目的:基于农地征收转用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的形成机理以及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过程中参与主体的贡献及风险,探寻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比例。研究方法:德尔菲法、"贡献—风险"分析法。研究结果:投资增值、用途转变增值、供求增值和政策性增值对土地总增值的贡献比例分别为17%、51%、16%和16%;农民、集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对土地总增值的贡献比例为12%、22%、50%和16%;按照"贡献—风险"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法确定各参与主体的收益分配比例为农民、集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31%∶16%∶32%∶21%。研究结论:土地增值收益的形成主要是因投资、用途转换、供求关系变化以及政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参与主体通过对增值因素产生作用对增值收益的形成做出相应的贡献,同时承担相应风险。"贡献—风险"分析法充分考虑了各方利益主体对土地增值收益的贡献及其承担的风险,体现了按贡献分配、按风险调节的分配思路,同时兼顾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利益,方法基本可行。     

耕地保护补偿资金分配认知及其影响因素探究 ——基于全国563份地方国土管理人员①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调查中国土地公有制和城乡二元特征影响下,地方国土管理人员对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认知,探索耕地保护补偿资金分配的影响因素。研究方法:基于对全国不同省市563份针对地方国土管理人员的问卷调查数据,结合已有文献和社会现实,采用描述性分析和因子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大部分地方国土管理人员认为耕地保护补偿资金分配应依据耕地面积、质量和区域特征,并认为耕地实际使用者和农村集体组织是最需要补偿的主体,更加注重分配可持续性与长效性。研究结论:耕地保护补偿资金分配与经济发展、耕地资源禀赋以及耕地保护情况密切相关,在补偿分配观念上的积极转变是提高补偿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措施之一。     

农地非农化视角下地票交易供给侧的激励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

研究目的:基于农地非农化模型,从农户与区县政府两个层面,考察指标供给侧的激励机制及空间效应,以期为地票交易供给侧激励效率的完善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文献法和模型分析法;研究结果:空间上的"指标漂移"受到区域差异的影响,导致农户和区县政府层面上空间激励低效的问题。研究结论:(1)在农户层面,地票增值收益的返还,忽视了宅基地资源价值的空间差异,造成了宅基地退出的空间低效和耕地保护效果的大打折扣;(2)区县政府层面,地票需求者和供给者的双重身份,指标漂移过程中发展权的损失使其缺乏持续供给地票的积极性。(3)供给侧激励的改善需结合地票增值收益的形成和宅基地区位、功能差异,把握地票供给决策的影响因素,形成空间上层次分明、各有侧重的地票供给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