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的现状与对策

我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存在审批过严、准入程序烦琐、准入难度大等问题。应取消以资本来源为区别的企业设立审查制度,建立以行业为标准的企业设立审查制度;梳理现行需要审批及不考虑对外资开放行业的法律规范;完善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以根本安全例外作为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例外清单的补充,采取多种国民待遇例外的组合形式,维护国家利益。     

创新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思考

正2013年9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以下统一简称"负面清单"),标志着中国创新对外开放模式、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重要开始。所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指,建立"以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负面清单方式许可管理为辅"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即政府将不允许外国投资者投资的相关产业列入"负面清单",在此名单之外,政府不     

我国外资市场准入管理的战略调整

我国利用外商投资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在高度重视产业安全和国民待遇"渐次推行"的原则下,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外商投资准入管理理念应从"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正面清单"转变为"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负面清单"。同时,为构建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应从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重构外商投资准入制度及加强自我保护这三方面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高标准国际投资规则能否推动品牌国际化——基于投资协定异质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海外商标注册数据和联合国贸发组织的双边投资协定条款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包含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规则的投资协定对跨境商标注册的影响。研究证明负面清单对于品牌国际化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准入前最惠国待遇都对品牌国际化没有显著影响,基于贸易协定规则扩散的工具变量检验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的稳健性。这一发现印证了异质性企业理论下,高水平企业以市场开放作为核心决策,而较少受到投资成本影响的相关假说,为丰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准确预判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综合影响,完善相关外资招商政策提供了启示。     

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以建立自贸区为契机,推进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迅速重塑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自贸区应落实国家赋予的“更大改革自主权”,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所包含的产业对外开放和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综合配套制度创新,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外资准入壁垒的政策效应研究——兼议上海自由贸易区改革的政策红利

中国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行政审批制度对外资企业的FDI作出了严格规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上述外资准入壁垒制度,并且随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诞生,相关的体制改革已然开始。那么,具有国情特色的外资准入壁垒政策的主要效应是什么,而新一轮体制改革又可能获得什么成效?本文基于新贸易理论构建了一个动态博弈模型进行理论研究。结果表明:(1)设置一定程度的外资准入壁垒,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理性选择。(2)放松外资准入壁垒,建立并推广自由贸易区,可能会带来"(企业向消费者的)转移支付"、"扩大内需"、"价格平抑"以及"国产化"等积极的政策效应。(3)上海自由贸易区以"负面清单"模式保留少部分产业的准入规制措施,这种渐进改革具有较强的合理性。改革外资准入壁垒制度,应该可以带来积极的政策红利。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研究综述

全球投资规则的重构逐渐成为世界经济活动主流。2013年,中国(上海)自贸区首次使用"负面清单"管理外商对华投资,不仅是新型外资管理模式在中国的试点运用,更是对该管理模式的理念创新。本文系统地对国内外有关"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回顾,概括现有研究的特征和不足,并结合上海自贸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指出未来应从跨学科、产业政策互动、国际比较、理论支持、推广困难、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全面推广效应的实证检验七个方向开展研究。     

扩大和深化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新思路

深化服务业开放对我国发展壮大服务业、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从服务贸易、服务业吸引外资、服务业对外投资等方面分析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总体特征及存在问题,借鉴美国和印度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做法,提出新形势下我国扩大服务业开放需要探索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积极构建放宽准入与完善监管相结合的政府协同监管机制,加快实施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战略。     

武汉城市圈外商投资准入制度研究

武汉城市圈作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核心区域,综合实力强,发展优势突出,带动和辐射作用进一步增强,利用外商投资已经成为了武汉城市圈想进一步又好又快发展的必要途径.分析了现行外商投资准入制度的不足;提出要提高外资的利用质量和水平,应当借鉴国外较为完善的投资准入制度,找出现行武汉城市圈投资准入的不足,有针对性的从投资主体,审批流程,政策法规等方面逐步完善武汉城市圈外商投资准入制度.     

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投资条约准入规则研究——以中国的立场为出发点

在国际投资条约中,投资准入规则是平衡国家经济监管权和开放投资义务之间最重要的砝码,核心内容是准入阶段的外资待遇标准。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投资条约准入规则,在"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的基础上,经历了从准入阶段给予外资公平待遇到最惠国待遇的发展。从中国的立场出发,中国与中亚五国未来准入规则的选择,将主要取决于双方的投资经贸关系,中国经济现状和发展预期,以及中国在该区域经济政策的取向三大因素。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摘编

正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9)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     

我国自贸区负面清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2013年上海自贸区"备案制+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促使了我国制定第一张负面清单,在时代的不断发展进步的背景下,我们不断的对负面清单制度进行不断改进和变革,但是当前我国的负面清单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导致中国的自贸区的运行出现问题,影响国家贸易的整体发展。我国应以法治思维为导向保证负面清单制度的透明度原则,进一步简化审查程序,完善事后监督制度并建设配套的行政措施,促进负面清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指一个国家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限制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该清单列明了外企不能投资或者限制投资的领域和产业,清单之外的领域,则遵循内外资一致原则。     

美国双边投资协定与TPP投资条款的比较分析——兼论对中美BIT谈判的借鉴

美国BIT2012范本较BIT2004范本而言,在多个方面的规制力度有了明显提高,TPP投资条款与BIT2012范本一脉相承,绝大多数条款内容一致,BIT2012范本部分内容甚至超出了TPP投资条款内容,可以说BIT2012范本是参加TPP投资条款的充分条件。现阶段,中国应集中精力进行中美BIT谈判,中国需要应对来自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金融服务、国有企业等多个方面的挑战。     

外资准入政策与资源优化配置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外商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也对资源优化配置产生多方面影响。以2002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调整作为准自然实验,具体分析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准入政策显著地增大了城市-行业层面生产率的离散度,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从企业层面来看,外资准入政策提高了规制放松行业中企业的平均生产率;除此之外,外资准入政策在地区、企业性质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政策效力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和创新能力较强的行业。因此,中国进一步扩大外资开放程度和改革外资准入政策时,应考虑到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企业生产率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双重影响。     

多边投资框架:关于准入与开业的控制模式

关于准入与开业的控制模式是未来多边投资框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概括了东道国控制准入和开业的具体措施的基础上，形成了多边投资框架关于准入和开业的五种控制模式：即投资控制模式、有选择开放模式、区域工业化模式、互予国民待遇模式和国民待遇与最优国待遇结合模式。东道国在开放或限制外国投资者准入与开业权方面，可将上述控制模式与辅助性因素灵活地结合在一起。     

金融服务业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研究

金融市场的更好发展离不开准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是推进金融服务业准入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应分阶段、分领域、分批次推行金融服务业负面清单,逐步放宽对外资、民资的持股比例和经营范围限制,最终将金融服务业整体从负面清单中移除,以审慎监管代替对资本的准入和业务限制,实现金融服务业的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为实现上述目标,要在法规建设、参与者适应性培育、风险控制和金融监管等方面做好配套保障。     

从“以市场换技术”到“以制度促创新”——中美BIT框架下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新选择

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开展实质性谈判。虽然中美双边投资协议旨在保护外国投资者权益,但它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国家创新制度环境建设。我国政府应以中美双边投资协议为契机,加强创新制度环境建设,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审批手续,利用市场机制培育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我国政府还应积极采取相关措施来防范高标准双边投资协议可能带来的风险。     

外资准入政策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一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颁行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度量中国外资准入政策变化,以探究政府外资准入政策变化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利用2002年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结合1998—2006年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估计了政府外资准入政策的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我们发现,在2002年之后外资进入受到鼓励的行业外商投资企业数目年均增长率比2002年之前高出25.29%,其中约10.42—16.45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来源于政府的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的作用。这一结果表明,我国政府对外资采取的开放政策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     

外资准入政策与本国企业技术创新

外资准入政策的制定关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创新。本文根据中国外资准入政策的调整，区分了鼓励和取消限制这两类典型的外资准入政策，并分析了它们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鼓励类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在发明专利方面的创新，而取消限制类政策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不同外资准入政策的影响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吸引高质量外资的效果不同。本文也提供了支持鼓励类外资准入政策产生较多知识溢出效应的证据，并从企业所有制和取消鼓励类政策这两个方面对外资准入政策的影响做了进一步讨论。本文的分析表明，由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发展中国家通过制定选择性产业政策吸引高质量外资是其促进本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