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及争议

近年来,“民工荒”和劳动力工资上涨问题引发了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激烈争论。本文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并将其总结为四种观点。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既源于判断标准和依据的差异,也受到了不同统计数据的影响。但是,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以相当比例存在的这一基本矛盾与刘易斯模型的推论并不相符。本文认为,这个矛盾是由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导致的,并且刘易斯模型并未考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因此,不能直接地以经典的刘易斯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新现象亦不能简单地与经典刘易斯理论中的“刘易斯转折点”相对应。需要修正未考虑制度性障碍的二元经济理论,或者消除城乡分割影响以使得中国经验适用于经典理论模型的判断。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与检验

刘易斯转折点是二元经济成功转变为一元经济的转折点,其典型特征表现为工资水平快速上升.本文对我国农业的制度工资决定和变动方式进行了探讨,并对转折点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尚没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的二元经济已经到达了标志着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的刘易斯转折点.     

通货膨胀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关系及其治理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刘易斯转折点”来临后,普通劳动力工资和农产品价格将呈现上涨的趋势.那么其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否也与此有必然的联系？理解通货膨胀的根源,对于把握未来通货膨胀的趋势,制定通货膨胀治理政策乃至其他相关政策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由此,本文对这些相关问题作分析,得出我国“刘易斯转折点”与通货膨胀在实际经济中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作为“刘易斯转折点”中的通货膨胀现象仍须引起重视,这就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刘易斯转折点”中的通货膨胀.     

“刘易斯转折点”让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分析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导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总体特征和结构特征发生明显变化,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呈现“既过剩,又不足”、短缺与剩余并存的格局。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作为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有利于缓解“刘易斯转折”到来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劳动力问题。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吗——一个综述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对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出现,学界仍分歧较大.本文在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从剩余劳动力测算、人口流量与存量争论、工资上升原因解释及其他指标解读等方面对相关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整理,并据此指明了进一步研究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问题的方向.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来到了吗——质疑2007年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逐步呈现.本文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出发,深入研究了刘易斯转折点时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和城市化水平,得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劳动力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围绕刘易斯模型建立时的假设条件,分析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几个理论问题

农业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标准;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表现为相对剩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是由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收入差距决定的,供给量是由劳动力转移后可能获得的净收入决定的,当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过高时,必然会出现一边过剩一边短缺的现象;由于巨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还远未到来。     

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说起

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正面临一个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美国一些媒体也声称,随着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工资将大幅上涨,导致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也会上涨,进而将引发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尽管工资上涨与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由于价值转形而存在一定关系,但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即便存在也与国际社会的通货膨胀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滥发货币救市和掠夺世界人民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要对国际社会的通货膨胀即货币贬值负责。     

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农村空心化治理

中国现代部门的工资决定已经摆脱了传统部门保留工资的约束。依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中国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格局依然存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过度吸纳导致的农村空心化成为二元经济的最主要表征。治理农村空心化就是逐步消除经济二元性,应剥离土地的社会功能,使农业转变成利润导向性产业,使再生产性资本能够在农业或农村寻找到足够的经济机会,改造传统农业,引入农业新技术和新的生产要素,培育农村经济组织,丰富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内涵,使农业劳动力配置摆脱耕作经验的硬约束,从而打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来自农业生产部门的证据

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间的判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出发,可以得到多个不同的判断标准,本文在系统介绍这些判断标准的基础上,使用相对较为准确的"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比较"标准来进行判断,其中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则分别采用了劳均农业净利润法和年工法。结果发现,这两种方法判断出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经过判断,认为根据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判断结果更为合理,中国在2005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三个疑问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编者注     

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东北三省劳动力市场研究

本文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东北三省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利用1978年～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函数,之后利用计量分析结果估算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并与农村部门的生存水准进行比较,最后再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析结果表明,在东北三省当中吉林省接近刘易斯的转折点,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远没有到刘易斯的转折点.     

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探讨——从刘易斯曲线、人口红利、库兹涅茨曲线角度出发

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以及中国人口红利拐点何时到来的讨论存在较多的争议.本文从二元经济视角、人口转变视角、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库兹涅茨转折点之间的关系,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否存在大幅度下降及农业工资率是否存在大幅度上升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刘易斯拐点;虽然中国面临人口红利的结束,人口转变优于经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只要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就会抵消人口红利拐点到来的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对中国是否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由对“刘易斯拐点”的争论引发的思考

面对近年来在一些地区出现的用工短缺现象,不少学者提出我国已临近"刘易斯拐点",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由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本身的局限性,文章认为在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应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因素,动态地把握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趋势,从而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与挑战——对台湾20世纪60-70年代经济政策的分析及借鉴

本文以刘易斯模型为基础理论,验证出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台湾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此后面对新发展阶段的挑战,台湾地区采取针对性政策,弥补了台湾劳动力的短缺,实现了台湾经济的顺利转型。祖国大陆东部地区目前的发展状况类似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台湾,已逼近刘易斯转折点,可借鉴台湾经验;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相对落后,距离刘易斯转折点仍存在一定的距离,但应抓住东部逼近转折点的时机,实现从东部到中西部的产业转移。     

刘易斯模型与"民工荒"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是早期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本文结合中国的现实对刘易斯模型做了改造，使其变成一个包括三个阶段的模型，在劳动力供给曲线表现为水平线之前还有一个阶段向右上方倾斜，如此，刘易斯模型就能够解释不久前中国出现的所谓“民工荒”问题，“民工荒”实际上是由于工资粘性造成的一种假象，刘易斯模型的基本思想并没有错误。对企业来说。提高农民工名义工资是解决“民工荒”问题的基本措施，本文也认为农民工工资提高是一件大好事，但部分没有能力提高工资水平的企业必须实施战略、战术的调整．甚至转进内地。     

刘易斯模型适用性考察

文章考察刘易斯经典模型的适用性,主要结论是:(1)刘易斯经典模型具有简单而又精巧的博弈结构,它大致适用于地主所有制且劳动力过剩的经济.(2)刘易斯经典模型不适用于自耕农制度且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在流动者与家庭脱离经济关系情形下(刘易斯曾考虑过),两部门工资大于或等于生存工资并在此基础上上升;在流动者与家庭不脱离经济关系情形下,农业部门工资上升而资本主义部门工资波动.(3)在多种农业土地制度并存情形下,经济发展不具备刘易斯经典模型的特征.由于劳动力流动次序由保留工资决定,其结果就是:在劳动力过剩阶段,资本主义部门工资先维持在生存水平上,此后逐步上升.(4)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业土地制度类似于自耕农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非农工作者与家庭很少脱离经济关系,劳动力流动特征与刘易斯经典模型结论也不一致.     

刘易斯拐点、比较优势蝶化与中国外贸发展方式的选择

本文以刘易斯二元经济为切入点,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阐释了劳动力禀赋的阶段性变化对外贸发展转型升级的影响。"标准结构法"显示中国农村中仍然沉淀着15%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民工荒"的实质是"结构荒",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仍需时日。未来几年依靠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纾解就业难题的基本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正在由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转换,贸易品技术含量不断提升,出口商品结构较好地"响应"了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资源禀赋的蝶化。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从而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于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本文从理论上尝试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进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本文还指出,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缩小"未富先老"缺口的关键和唯一途径。为此,本文就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以及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出政策建议。     

马克思“劳动力转移理论”与“拉尼斯-费”模式的比较及其借鉴意义

马克思“劳动力转移理论”与“拉尼斯-费”模式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经济事实和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注重政府的推动作用、农业的基础地位；强调资本在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过程中的主导力量；突出农村经济主体的二元作用和农业技术创新的特殊性。但作为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理论，二者在不同的层面构筑了比较完善的关于欠发达经济劳动力转移理论。对于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的中国，劳动力转移理论无疑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支撑起我国的长期经济高速发展，而且农村劳动力的可持续转移，在经济发展转型的今天，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无疑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