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偏好、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4~2013年中国对115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国家风险和投资动机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结论为:(1)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偏好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较高的国家。(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动机,以及一定程度的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但效率寻求动机不明显。分国家类型看,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资源寻求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除市场寻求动机显著外,资源寻求动机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均不显著。(3)东道国与中国的进口、出口及其外资开放度变量的系数基本上显著为正,东道国的工资、法治变量的系数正负向不稳定、统计不显著。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及潜力测度——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分析

文章通过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基从全样本和东道国收入双重视角,定量估计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与中国GDP,东道国GDP、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程度、沿海,以及东道国与中国有共同边界及签订自贸协定或合作组织呈正相关关系,与东道国工资水平及中国与东道国之间距离呈负相关关系。而从东道国收入分类视角测度的距离、东道国工资水平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等因素影响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方向及程度大相径庭。基于扩展投资引力模型将沿线东道国分为"投资过少"、"投资适中"和"投资过剩"三类。     

跨国投资活动中的经验学习和经验误用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企业对拉美投资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对拉美国家投资的微观数据,分析了对外投资过程中经验学习和经验误用调节国家距离对跨国投资绩效影响效果的差异性。研究表明：国家距离对企业跨国投资活动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制度维度和地理维度的阻碍作用要强于文化维度。此外,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经验主要体现出经验学习效应,而在区域以及全球非东道国的投资经验均表现出明显的经验误用效应。本文就中国企业规避跨国投资风险提出了若干理论解释和投资战略建议。     

全球空间关联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1995—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表,从全球空间关联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研究发现:(1)分析期间中国经济前向关联度增加同时,后向关联度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考虑到增加值因素之后,中国经济在自身国际分工率上升同时,对外感应度有了大幅度提升;(2)中国经济在对亚洲地区依赖度下降同时,对北美区域经济依赖度有所上升。具体到国家层面而言,分析期间中国经济对美国依存度有所增加,对日本依存度却有所下降;(3)过去1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球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带来的正面冲击大多是短期和暂时的,以投资为主的国内最终品生产结构在中等收入阶段将不可持续。最后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潜力研究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对经济全球化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中国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带来新契机,与此同时当今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引发了国际合作的热潮,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容忽视。结合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新背景,从投资东道国特征的角度,探究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投资潜力,对调整投资策略、推进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RCEP14个成员国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引力模型就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投资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东道国数字化水平、东道国GDP、双边贸易额能够有效吸引中国直接投资,而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租金、通胀水平以及两国地理距离抑制了中国对其直接投资;(2)中国对RCEP各国的投资潜力存在显著差异,投资潜力成长型与投资潜力挖掘型的伙伴国家占比较高,表明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潜力空间巨大,仍待进一步实现和挖掘。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决定因素——基于2000-201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特质的分析,从投资战略和不同性质东道国分类等全新的角度构建我国ODI投资的模式和分析框架.本文贡献在于全面考虑影响中国ODI的市场、自然资源、技术管理、金融服务、贸易壁垒、通货膨胀与双边汇率等因素作用的强度和效果;选取我国对外投资前100名中具有代表性的73个国家2000年至2010年的面板数据,依据不同东道国类型ODI动因差异,采用分类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得出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低度开发国家不同的投资模式.本文研究为进一步确定我国对不同东道国ODI的发展目标及今后政府对我国ODI发展相应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趋向、障碍与对策:2008—2012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欧美对外投资能力明显下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投资能力有所增强。2011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发展国际直接投资面临以下现实因素制约:(1)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引起了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并传导到实体部门的资产价格,提高了并购FDI的国际投资成本;(2)欧元区等国家货币有贬值要求,汇率风险加大,以及世界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有限,会恶化企业对外FDI的风险态度,减少FDI流出;(3)全球经济衰退,跨国公司产品缺少市场需求;(4)东道国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和偿还债务,税收负担相对较重。     

我国省域酒店服务业规模化发展能力比较

从酒店服务业的整体规模、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等方面比较分析,了解我国不同区域间酒店服务业发展基础,探寻酒店服务业价值创新的着力点和模式。本文采用2006-2010年期间我国31个省区市酒店服务业数据,选取省域酒店数量、从业人数、客房收入、餐费收入、资产总额、固定资产、主营业务收入等指标,比较省域酒店服务业规模化发展能力,以分类指导酒店服务业的差异化发展。2010年全国国有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企业酒店营业数据显示,其收入利润率低于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可见在内资企业的盈利模式处于劣势。而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企业酒店服务在税金缴纳比例方面又高于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甚至高于国有酒店企业。结论表明,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企业酒店服务创新难度和压力比国有企业更大。一方面国有企业在享有比较低的税率同时,强调稳健营业、规模经营,并没有充分发挥创新优势。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和港澳台商酒店企业更强调和重视服务创新。研究还发现,国内广东省、北京市、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上海市六省市酒店服务业规模化发展能力具有较强优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ODI)输出国。东道国(或地区)的不同制度维度是如何影响中国ODI的区位选择的?本文以中国2002-2011年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842笔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样本,研究了东道国的话语权与问责制、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恐怖主义、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腐败控制这六类制度性因素对中国O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本文还讨论了税收(避税)因素和自然资源因素的作用,以及它们与制度因素的交互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与大部分跨国公司不同的是:中国的ODI不太关心对方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话语权与问责制)和政治稳定度,而更关心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并倾向于避开法律体系严格的国家;同时,中国的ODI存在明显的避税和获取资源的动机;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与避税功能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ODI的决定因素和国际间资本流动的规律。     

投资主体决策异质性与货币政策效果差异

本文在对中国近期投资需求现实考察的基础上,构建了各类主体的投资需求新古典模型,根据不同投资主体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差异得出结论:(1)以调整利率(准备金)为主的货币政策对于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住宅投资具有较大效应,而对于国有企业投资作用相对较小,对于地方政府投资的效应为0,甚至作用相反。(2)以控制信贷规模为主的货币政策对于私营企业投资、家庭具有较明显的作用,对于国有企业投资作用较小,对于政府投资作用非常微小。(3)政府对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比例的调整对于国有企业的投资变化具有较强影响,而房地产调控政策如果发挥作用,则对于地方政府投资和住宅投资具有较大效应。     

东道国腐败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研究

作为东道国投资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腐败不但会对FDI流入总量产生影响,还会对跨国公司的战略产生影响,而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战略。本研究以19个新兴市场国家的745家跨国公司子公司作为样本,运用MANOVA分析、判别分析、Logistic分析等研究方法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东道国国家层面感知腐败、产业层面感知腐败会使跨国公司采用持股比例较低的合资(控股或非控股)进入模式;第二,东道国腐败程度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战略的影响会受到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战略动机的调节。     

产出不确定,信息不对称与双重危机发生机制

本文构造了一个具有银行部门和消费—生产者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新兴市场国家双重危机的发生机制。本文发现,下列条件可以引发双重金融危机:(1)一部分外国存款人在中期获得了关于东道国未来产出或币值的糟糕信号;(2)本国居民对未来产出或币值的不利信号反应过度而不再追加投资;(3)居民由于"动物情绪"不再追加投资。     

全球华人网络如何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中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布局过程中,制度与文化的交融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与东道国间的制度鸿沟可能是阻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研究虽已注意到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但缺乏对非正式制度与文化差异的关注.文章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阐述了海外华人网络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并基于全球195个国家或地区的华人分布数据和中国对全球132个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与存量数据,检验了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和影响途径.研究表明:(1)海外华人网络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在华人分布密集的地区更容易实现对外直接投资;(2)在海外华人越来越集中于高技能与OECD国家的背景下,高技能华人的网络与OECD国家的华人网络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3)从制度距离的角度来看,海外华人网络在与中国制度距离更远的国家与经济体中的影响更为明显,即海外华人网络能够弥合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而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文章对当前我国“走出去”战略推进过程中如何利用好文化与非正式制度因素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提高了加成率吗?

本文以加成率为视角,运用双重差分法对中国工业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ODI)进行了检验。经验结果显示:(1)对非洲ODI当期具有显著负向的加成率效应;(2)经验证据表明对非ODI显著提高了企业滞后期加成率水平;(3)技术研发和生产加工类对非洲ODI具有显著正向滞后"加成率效应";(4)非国有企业对非直接投资行为提升了加成率水平,但是国有企业并不显著。提出引导企业集群化、专业化投资,积极参与东道国产业合作园区建设,改善基础设施与投资环境等对策。     

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基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指数,全面构建了东道国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的评价指标,利用2003-2009年我国在51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有显著的"弱效制度"规避和"强效制度"寻求动机。具体来看,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是优于我国,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非正式制度方面,东道国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会对我国的对外投资形成障碍。     

多维制度环境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研究

将制度环境划分成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维度,以2003-2015年中国对121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为样本,利用随机前沿模型,研究了东道国多维制度环境因素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结果表明:东道国法律、监管质量和货币自由度等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有显著的制约作用;而东道国民主化程度、腐败控制、投资自由度以及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会显著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测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水平较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因此,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应客观评估东道国制度环境带来的投资效率损失,建立风险预警及应急制度;同时政府也应就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风险与东道国商讨,以保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利益。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2005—2009年中国与51个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源禀赋、技术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外资开放度及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促进和优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私营企业内部控制的发展观察

本文详细阐述了私营企业内部控制的发展、内部控制的特点以及内部控制发展规律。在现阶段,私营企业内部控制向引导企业制定发展战略,对大宗物资CPI价格的关注与管理,研究国家宏观产业政策导向,降低投资风险,减少投资失误,优化、调整法人治理结构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将在更高的层次上满足私营企业竞争的需要。     

中国OFDI的法律制度寻求动机研究——扩展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

笔者通过把法律制度嵌入扩展投资引力模型,利用我国2003年~2011年向58个代表性国家(或地区)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投资国和投资东道国(或地区)法律制度对我国OFDI的影响。实证结果验证了传统投资引力模型结论的正确性,同时认为我国OFDI具有明显的法律制度寻求动机,投资东道国(或地区)良好的法治运行环境和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我国OFDI有较大引力,我国目前法治完善度和产权保护度还相对较低,是助推OFDI的重要因素。文章结论对政府制定OFDI发展战略优化海外投资地理结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城镇就业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镇国有企业改革和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城镇就业者收入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本文采用1988年和2007年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P)城镇数据,分析了城镇个人就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幅度及其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对就业者人力资本的回报显著提高,成为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主要贡献因素。除此之外,性别间、省份间收入差距的扩大,都对城镇就业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有显著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