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下中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和变化,特别在经过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已基本建立起了全国范围的财政分权体制,近年来我国财政分权制度日益完善,但也出现了许多体制结构的问题,其中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是其最显著的表现之一.转型时期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促进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得以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从财政分权角度入手,分析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影响机制及我国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一点见解,以期对财政分权下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有所借鉴.     

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科教文公共服务供给的实证分析

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缺乏财政激励,本文运用计量方法检验了财政分权与科教文类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文教卫类公共服务供给有促进作用,但地方自有财政收入与其却呈反向关系,这表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对教科卫类公共服务供给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机理分析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追逐本地区经济利益的动机和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构成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两大动力。在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下,上述双重激励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为GDP更快增长而激烈竞争。这一方面造就了中国近年来GDP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只关心本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而长期忽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从而直接导致了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短缺和城乡间、地区间的严重不平衡。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切实从体制和机制上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良好的制度基础。     

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

在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政策背景下,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成为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点。文章基于我国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的关系。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越多地通过出让土地资源获得土地财政收入,就会越少地将土地资源抵押或质押,从而削弱了隐性债务的扩张,土地财政与隐性债务呈现相互替代的作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财政压力就越大,地方政府就越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资金来源,从而推动了隐性债务的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程度的上升,会削弱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促使地方政府以土地作为偿还地方债务的保证,削弱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的替代效应。结论丰富了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影响效应的研究,为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提供对策建议。     

中国式分权、财政纵向失衡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研究

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与改善民生、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式分权呈现的“财权上移、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下移”的整体特征引致了明显的财政纵向失衡问题,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影响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本文将中国式分权、财政纵向失衡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分权引致的财政纵向失衡问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该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转移支付水平及时期分化方面存在异质性。此外,财政纵向失衡还会通过改变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好及供给效率加剧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负向作用。鉴于此,本文认为应从深化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优化央地财权及财力划分格局、健全转移支付体系等途径矫正财政纵向失衡问题,增强财政分权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保障与激励作用。     

财政分权与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财政分权是促使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有效制度安排,实证发现,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区域上,我国财政保障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得到了增强,但无法判定这种能力的增强是来源于内在机制还是外在压力。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行政管理体制也直接影响了社会性公共服务的供给。我们应降低财政分权度、建立一套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通过提高人口密度来提升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改善其供给质量。     

财政分权、制度安排与公共服务供给——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省级样本地区1993—2008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分别为倒U型和正U型;地方官员的晋升环境越好,并不必然带来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高;分税制改革、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规模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具有显著影响;而市场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这表明,中闼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不仅取决于公众需求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设计和支出偏好。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

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后果,财政分权导致政府间财政竞争,并改变了财政均等状况。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尤其是官员委任制以及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使得政府间财政竞争更易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呈现结构性扭曲。因此,制订合理的政绩考核标准,并相应调整财政体制是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当务之急。     

政治影响力、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公务员规模

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务员规模受到政府间政治关系和财政关系的显著影响。地方相对于中央的政治影响力由关联中央委员的政治影响力加总而来,它对"官民比"指示的公务员规模发挥正向作用。地方相对于中央的财政分权,测度指标包括收入分权、支出分权和财政依赖,亦均对公务员规模发挥正向作用。因此,控制和优化地方政府公务员规模,可行的策略包括优化各种权责利配置、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完善地方自主制度建设和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工作。     

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农民工公共服务权利的缺失

农民工权利的保证包括诸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其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权利的获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依靠政府,但目前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现状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地方政府在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上缺乏主动性、积极性。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

利用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探究了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的减排效应,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水平,意味着财政和环境的分权治理并不利于中国生态环境优化。引入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则表明,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即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环境分权有利于降低中国环境污染水平。     

财政分权、政府激励与环境治理

本文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了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激励模式对环境污染和治理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以GDP为考核指标的激励下,财政分权显著地提高了各种工业污染的排放量,降低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同时,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剧了环境污染程度和治理难度.环境问题的改善需要相关部门对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做出适当调整,地方政府应在其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

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的央地财权事权关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新时期缓解财政纵向失衡矛盾、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必然要求。为此,立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典型事实,采用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是其主要的作用路径,影响效应在不同类型的民生性公共服务中存在异质性;而转移支付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具有正向的激励效应,但转移支付也会通过降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而强化财政纵向失衡对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负向影响作用。鉴于此,应通过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健全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等措施来缓解财政纵向失衡矛盾,充分发挥转移支付的正向激励效应,切实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实现我国基本公共品供给均等化的财政分权思考

当前我国公共品供给各地差异化程度较大,究其原因,其一是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部平衡和城乡经济差异,导致政府对公共品的供给能力有差异;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当前财政支出结构的制度安排不尽合理.因此,要保障公共品均等化就必须完善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本文分析了基于公共品均等化下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实现基本公共品供给均等化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