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权力与企业薪酬变动的非对称性

本文从薪酬变动的非对称性,即薪酬尺蠖效应的角度研究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拉大的原因。研究发现,业绩上升时,公司高管获得了相比普通员工更大的薪酬增幅,而在业绩下滑时高管的薪酬增幅并没有显著低于普通员工;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大于普通员工,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存在显著的粘性特征,普通员工薪酬并不存在粘性特征,而且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相比业绩上升时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减少幅度显著超过普通员工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减少幅度,这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薪酬存在较为严重的尺蠖效应。     

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粘性

最优契约论与管理权力论是目前管理者激励领域研究的两种主要理论基础。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国外资本市场上公司高管薪酬一样具有粘性特征,这与最优契约论的观点不符。薪酬粘性是指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不对称的特征,业绩上升时薪酬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业绩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笔者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显著高于非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并具有更高薪酬粘性。     

董事会特征与高管薪酬粘性刍议

高管人员是企业运营的核心人物,是完成董事会目标的执行者。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不对称现象被称之为高管薪酬粘性。论文分析了董事会特征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并提出了控制高管薪酬粘性的可行建议。     

试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粘性——基于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视角

本文以中国股票市场中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粘性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存在粘性,即在公司绩效上升时高管薪酬增加幅度显著高于公司绩效下降时的减少幅度。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公司规模、股权安排、负债比例等一系列特征对高管薪酬粘性具有显著的影响关系。本文研究不仅揭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变动特征,同时也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高管薪酬粘性问题提供理论基础与数据支持。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与费用粘性

代理问题是我国国有企业费用普遍存在"粘性"的主要成因,而高管薪酬激励被认为是缓解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鉴于此,笔者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存在费用粘性,并且该现象主要源自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高管薪酬激励有助于缓和代理问题引起的费用粘性,同时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能够增强高管薪酬激励在降低费用粘性时的效果。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作用的发挥因国有企业控制层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高管权力、薪酬契约与国企改革——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建立有效的薪酬契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而高管拥有的权力可能引发其在薪酬激励方面的自利行为。以2004-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国有企业高管的权力越大,不但能获得更高的薪酬水平,还攫取了更多的超额薪酬,并且拉大了高管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表明国企高管的确通过权力的运用扭曲了薪酬激励机制。另外,虽然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整体上呈现不对称特征,但那些拥有较高权力的同时又建立了政治联系的高管可能基于政治动因的考虑降低了薪酬粘性。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国企高管攫取超额薪酬,但并不能有效约束薪酬差距的扩大。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薪酬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公司业绩、公允价值与高管薪酬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7—2009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全面考察公司业绩、公允价值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不对称的特征,业绩上升时薪酬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业绩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同时,我们发现,公允价值收益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公允价值损失对高管薪酬无显著影响,样本公司存在着对公允价值收益非理性激励而对公允价值损失惩罚乏力的"重奖轻罚"的不对称性现象,此外,研究还发现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公司高管比其他公司的高管薪酬相对要高,这些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薪酬契约是不完全的,薪酬激励机制仍有待完善。     

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刚性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制度背景,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可能导致高管薪酬具有能升不能降的刚性特征。本文以2005-2010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制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导致高管薪酬不仅具有向下的刚性,也具有向上的刚性;(2)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影响了自身薪酬契约,导致薪酬具有向下的刚性和向上的弹性。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的不对称现象,说明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具有获取私利的动机;(3)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低、公司治理结构也较为完善,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增强,市场化改革减少了薪酬刚性现象。本文为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现象提供了解释,为未来进一步的薪酬制度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企业管理数字化与高管薪酬粘性

如何优化收入分配体系和薪酬契约有效性是我国政府、业界和学者共同应对的现实问题。高管薪酬粘性是薪酬契约有效性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沪深A股2007—2021年上市公司样本,考察企业管理数字化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管理数字化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粘性。管理层权力约束、调整成本削减和大股东与高管合谋行为抑制是重要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外部监督较弱的样本中,企业管理数字化对于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对企业和政府如何优化收入分配体系下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积极推进管理数字化具有一定的启示。     

我国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业绩敏感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14家上市银行2005年-2010年数据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金融业高管人员的天价薪酬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将这一问题推到风口浪尖.本文以我国14家商业银行2005-2010年高管薪酬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发现银行的总资产率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资本充足率和总资产规模与高管薪酬显著负相关;其次发现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会随着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上升和总资产规模的扩大而减弱.     

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契约

本文选取2007-2008年受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影响的公司作为样本,考察企业财务业绩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高管薪酬契约的关系。研究发现,总体而言,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不需要为短期投资性资产(或负债)的损益承担责任,其货币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财务总监负责企业资金运作,其货币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间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财务总监货币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间的敏感性要小于与正常经营活动营业利润间的相关性。上述发现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制定区分了不同岗位高管的职责范围,以及财务业绩中不同组成部分的信息含量,这一发现与委托代理理论相一致,表明了薪酬契约的有效性。     

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提高了高管的业绩薪酬敏感度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09年的数据,研究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高管业绩薪酬敏感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使得高管的业绩薪酬敏感度得到了显著的增强;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管的业绩薪酬敏感度更高,处于东部地区的公司高管的业绩薪酬敏感度明显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也使得设立薪酬委员会的公司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公司的高管业绩薪酬敏感度有一定的提高。     

债务融资与高管薪酬:承诺还是掠夺

以往研究认为,当公司具有财务杠杆时,股东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目的是限制高管的风险转移激励,降低债务代理成本。我们认为,这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降低,其目的更可能是股东在利用债权人承担企业业绩较差时高管次优行为的成本。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2年数据可以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负债水平负相关,且高管薪酬粘性与负债水平正相关,很好地支持了我们的观点;而且还发现,股东在利用债权人承担高管次优行为成本的同时,鼓励高管进行风险转移,进一步掠夺了债权人的财富。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7～2010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中短期货币性报酬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当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中短期货币性报酬的比例较高时,高管会在业务量下降时迅速调整企业资源,从而导致较低水平的费用粘性;而当高管薪酬结构中短期货币性报酬的比例较低时,面临企业业务量的下降,高管将会延迟企业资源的调整,以待业务量回升。该研究结论表明,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调整高管薪酬结构来影响费用粘性水平,从而为国有企业费用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高管薪酬对公司业绩激励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管薪酬契约是解决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对公司业绩的激励效果。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长、短期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高管持股比例仅与当期会计业绩正相关,与长期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不相关,这恰恰反映出目前以货币薪酬为主的高管薪酬结构既具合理性,又存在缺陷,并提出一些完善高管薪酬契约的建议。     

产品市场竞争与高管薪酬契约

高管薪酬作为研究的主题一直受到关注,但既有研究侧重于从管理层权力的角度去探讨这一问题,文章将视角放到企业之外的产品市场竞争。通过运用沪深证券交易所2003—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年度货币薪酬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场化进程、产品市场竞争对高管薪酬激励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越强,则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也越强,但国有企业不敏感;在高市场化进程地区,产品市场竞争对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调节作用强,而这一效应在低市场化进程地区不明显;高市场化进程的国有非保护性行业和低市场化进程的保护性行业敏感性较强。市场化程度的加强可以提高竞争水平,从而作为外部机制有效抑制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提升高管薪酬敏感性。     

在职消费粘性与媒体监督——基于产权视角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2010-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粘性的存在性以及媒体监督对在职消费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在职消费粘性,且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粘性程度更高;媒体监督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高管,尤其是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粘性程度.本文对于丰富在职消费与企业业绩关系的认识、从媒体角度加强在职消费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市公司违规动因研究——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对2006～2009年间受到中国证监会或交易所处罚的违规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探讨高管人员薪酬、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公司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违规发生概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过低的年度薪酬会增加公司违规的概率;与配比公司相比,业绩较差的违规公司有着较低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高管可以依据公司的业绩选择利已的薪酬-业绩敏感性.     

高管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运用多元回归等方法,分析了高管权力对其薪酬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权力对高管薪酬水平具有显著正影响;高管权力大的公司与其它公司相比,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较低,并且薪酬—业绩波动具有不对称性,即高管薪酬与增加业绩敏感性更高,而与下降业绩敏感性更低。     

非CEO高管差异化薪酬与国有企业代理效率

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对高管实行差异化的薪酬分配方案,但国有企业的公平偏好与集体主义文化使高管之间的薪酬差异程度在改革实践中难以把握.文章以"搭便车"现象更为严重的国有企业非CEO高管为视角,研究了非CEO高管之间的差异化薪酬是否具有积极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加大国有企业非CEO高管的薪酬差异能够有效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文章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并以2015年国有企业差异化薪酬改革作为外生实验,缓解了非CEO高管薪酬差异的内生性,上述结果仍然稳健.机制检验发现,加大国有企业非CEO高管的薪酬差异可以通过减少对非CEO高管的监督成本与提升非CEO高管的激励效率这两个渠道来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文章研究表明,现阶段加大国有企业非CEO高管之间的薪酬差异有助于激活高管积极性,提升国有企业的代理效率.这支持了当下推进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异化改革的积极意义,也为国有企业高管团队差异化薪酬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