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衙门里的师爷

清代幕署中的幕友，是州县长官私人聘请的事务顾问，他们在帮助州县长官处理司法审判、地方税赋方面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澳、德、法、卢四国社会救助制度特色对比及对我国的启示

不同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具有不同的特色。澳大利亚规定了高额的免审额：德国和法国则将经济调查的家庭成员范围扩大到所有直系亲属，甚至扩大到非血缘的财产继承人；卢森堡通过谁负担较大比例的救助经费、谁制定救助标准的方式，恰当地解决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救助经费分担问题。我国当前实施的社会救助中，存在免审额过高或过低，经济调查的家庭成员范围较窄，中央和地方政府救助经费负担不合理等问题。我国要借鉴国际经验，改革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地方社会管理的新挑战与新任务

应逐步树立社会共同治理的正确理念,"强民主、提效率、保安全、优结构、重改革",改进完善地方社会管理社会管理是以政府干预协调为引导、非政府组织为中介、基层自治为基础和公众广泛参与,规范和协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活动。社会管理是属地管理,中央主要行使宏观管理职能,地方的职能、责权较大,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税收、财政、立法、司法、公安、行政等工具对于社会的不公平和不稳定现象进行干预,以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     

“行夫”与“折夫”:明末清初淮安的牙行埠头和运河徭役

运河徭役经历了从明初佥派杂役到中后期折银官雇的变化过程,徭夫被编入均徭银差,募夫成为河工夫役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其他徭役,河役及其编审具有特殊性,明末清初,淮安牙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牙行出夫供役的"山阳行夫",到牙行纳银官雇的行夫银,清初又分化出折夫银和扣利银两种名目,淮安的河夫雇募及其经费来源越发依赖牙行、埠头等中间群体。淮安的牙行、埠头综合了多种功能,兼具多重性质,通过为官府当差纳银来换取在商业贸易中的特权和利益。在河役由力差变为银差之后,牙行的职责从承担徭役编审转变为缴纳商税,税役负担逐渐固定化,也为地方官府增加了正额外收入,引发衙门之间的利益争夺。清初,通过归并征收,统一事权,折夫、扣利等河银最终都被整合进入淮安关的税收体系中,由税关统收分解。     

地方政府性债务可能引发危机的思考

地方政府是一国政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治理的好坏以及地方政府职能的发挥直接关系到一国治理的好坏。200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分权的发展方向:中央政府注重于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管理,而地方政府则注重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地方政府职能的发挥并没有那么理想,近年来,地方政府性     

箴言

要建立起一套好的制度,就必须要使得各方利益在博弈的过程中都得到充分的表达,并互相制衡,不能使其中一方的利益凌驾于别方的利益之上,也就是要限制特权、直到取消特权。     

富民先要爱民

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报告中，都有“富民”两个字。作为一届政府来说，必须把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化生活水平，作为任期内的首要任务。许多领导干部情系百姓，兢兢业业谋划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就业，提高当地百姓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因而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防范的探索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呈现上升、积累和扩大的趋势,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财政支出增加,财政债务风险陡然增加,这种现实引起社会各方关注和高度重视,本文就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分析.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第三方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成趋势

有这么一种现象:不少政府官员想尽各种办法为老百姓办事,却不知道百姓真正需要什么,结果往往"吃力不讨好"。这个"怪象"其实释放了这样一种信号:在这个公民参与社会事务意识越来越强的年代,政府"大包大揽"、"包打天下"的工作方式显然不再适合。市委书记王辉忠也曾指出,当下,老百姓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单靠政府一个"供应商"越来越应接不暇、力不从心了。一种既能满足百姓需求、又能让政府顺利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花木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纪事

梅花路289号。对于花木街道的居民来说,这个门牌号是他们最熟悉最亲切的地方。这里是花木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所在地,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而驻     

“爪牙”亦“商贾”:晚清巴县财政运作中的书吏债务

本文利用州县司法档案，以重庆府巴县为案例，考察晚清县衙书吏的经营活动与财税运作之间的关系。晚清四川的地丁加征为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创生了空间。书吏利用其所有的或能够施加影响的钱铺、商号，作为县衙策动公共资金的融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书吏的私人产业与公共资金融混在一起，既加剧了税款流失的可能，亦为其个人招致赔补风险。这使得书吏内部发展出基于抵御风险及短期资金需求的“合伙(朋参)”机制。本文描绘了19世纪后期一个与科层组织相嵌生的商业性“场域”是如何参与到政府财政活动中来的，以及地方政府是如何处理由此引发的借贷、债务及信用问题。     

知识、册籍、组织：19世纪60年代苏南田赋征收体系的重建

经过一条鞭法之后的一系列赋役改革，清代前期苏南地区形成了总书、图差、里书构成的三级税粮催征体系。这一组织体系负责编纂赋役册籍，掌握有关赋役制度的知识，实际上主导着州县层级的田赋征收。这种制度运行成为地方政治的核心议题，也蕴含着一系列社会矛盾。太平天国运动中，战争造成了税粮催征体系的人员死亡与册籍流散，也刺激了社会矛盾的爆发，苏南的税粮催征组织陷入瘫痪。太平天国战后，李鸿章、冯桂芬等人推动减赋，随后丁日昌主政期间，着力于恢复地方社会秩序。这一过程中，税粮催征体系日渐活跃，重建赋役册籍，重新吸纳战前的赋役制度知识，成为这一时期地方政治的特征。由税粮催征体系引发的社会矛盾也重新成为地方政治的议题。     

大部制改革方案的新亮点

大部制亦称大部门体制，是指为推进政府工作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有关政府部门，组成大部门的一种政府组织体制。大部制的主要特点是适当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把多种内容有关或相关的事务交由一个部管辖，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有效地构建服务型政府。     

日本中央补助地方财源的制度与启示

战后，在民主化和中央、地方分权要求下，日本的新宪法和地方自治法同时在1947年公布，从此地方政府自主权获得法律地位，自治权限比以前巩固。但因财政体制的制约，地方自主财源开拓空间有限，以致于不能适应战后百废待兴的建设，地方财政问题产生，1945～1950年度，国税附加税占地方税总额比重均维持在50%以上，1945年达69%。显然地方独立税源有待拓展，1946年地方税只占国民收入的1%，而1949年骤升为5.2%，大幅度增征税负可能性极低。因此，地方的财政需要，只能依靠 中央的补助来支持，如地方分配税自战后起便扮演调节地方总体财富不均匀的角色，该税来源于特定的中央税目如得税，法人税及入场税等税收的一部分，这一数额1945年起便逐年扩大，占地方收入比重由1945年的12%增长到1948年的18%。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警察及福利事务帮助很大，此外，面对土地改革，粮食增产及急增的中央委办事务等政策所需财源，具备此机能的国库补助金数额也逐年攀高，但是，地方分配税与国库补助金的不断增加，使地方独立税源比重从战前占七降为四成左右，对中央财源的依赖性增大，形成战后强化地方自主权的反讽现象。     

秦及汉初“徭”的内涵与组织管理--兼论“月为更卒”的性质北大核心CSSCISSCI

秦汉的力役之征,以"徭戍"称之。"徭"有广、狭义之分。广义"徭"包括"奴徭"、"吏徭"等人身役使,特别对"小"年龄群体的役使,较后代突出。当时或存在以"傅"划分大、小的方式,"小"(或言广义一面)包括15岁以上的未傅籍群体。"行徭"一称,反映了"徭"多受差使而外出服役的特征。狭义"徭"、"戍",集中指国家正役。秦及汉初,男子傅籍后一般每年服役30天,主要以"月为更卒"行徭,也因需临时兴发。"月为更卒"为傅籍者所从事的正役,仍应归入狭义"徭"的范畴。秦汉"更"又可与"冗"相对,泛指轮番供役。《二年律令·史律》史、卜、祝等以"若干更"形式"践更",与唐代"色役"番上服役一类或有类似处。秦及汉初"徭"的征派,与二十等爵关系密切。不更以下的士爵、无爵者有"皖老",需服半役,是徭役的主要承担者。一些情况下,"徭"可以折抵,又可因赏罚而减加。对"徭"的记录称"徭计",秦代制簿的基础单位是乡。     

集体土地出让应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土地制度改革再讨论

现在的情况概括为一句话,强政府、富中央、穷百姓.富裕的中央不管事,管事的地方财权与事权又不一致.因此,如何通过财政体制改革让地方财权与事权统一,这是很关键的. 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太强势,与百姓争利 张曙光:我先抛砖引玉.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太强势,与百姓争利,这是房地产行业一系列问题产生的根本.举个例子,比如关于廉租房的问题,深圳的城中村、北京的唐家岭都是由老百姓提供的廉租房.尽管很简陋,但总体来说是好事.那为什么政府非要拆掉这些廉租屋,自己再去盖?就因为有些城中村地块在市中心、地价高,政府就借 旧城改造 之名,行"与百姓争利"之实.凡是老百姓能赚钱的地方,或者赚钱多的地方,政府不是让他们自己去发展或者帮助改造,而是要插进去掐死它,把钱赚过来.     

关于地方公债建设的思考

为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增强地方政府扩大投资、安排配套资金的能力，国务院批准由财政部代发2000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券，并列入省级预算。这一帮助地方政府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的举措，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加之，地方融资平台快速发展，地方负债率迅速攀升，地方融资平台融资模式中的风险问题已不容忽视。在此背景下，能否以此为契机开始地方政府独立发债，构建地方公债的监管体系，以防范地方公债放行可能诱发的道德风险和财政风险，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工程项目融资模式浅析

正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渠道一直以来十分单一,建设资金基本来源于财政拨款或财政性贷款,因此,城市建设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方财政,导致城市建设进程过缓,继而影响和制约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单一依靠政府的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种现象,应采取多种方式,进一步扩大投资范围,积极寻求并引入各方面的资金,并在建设单位在基础项目建设中运用先进项目融资管理方式将政府资金和多源资金进行相互补充、充分融合和有效应用,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制度变迁中我国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经济分析

地方政府作为相对独立经济主体，其举债行为的目标是发展的最大化，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有逐渐强化的迹象，表现为市场外部性下的市场失效会使地方政府经济职能扩大，这种演变的逻辑规定，映射出政府与市场共同调节经济的互动态势。     

岭南模式研究：一个制度关联性博弈的理论视角——基于广东市场化改革30年历史经验的实证分析

本论文以非正式经济制度创新与正式制度演化为逻辑主线，分别探讨民间网络在岭南商业精神作用下的诱致性制度演化活动和广东岭南地方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创新行为，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制度关联的理论框架，并进一步运用博弈论数学模型把该地区的非正式经济制度与正式经济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关系抽象转化为民间网络制度演化策略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的动态一致性博弈问题，最后收集市场化经验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和实证分析，从而得到结论：岭南模式是民间网络自下而上形成的非正式经济制度演化与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正式经济制度创新相互补充、共同发展而形成的制度相互关联的稳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