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重构：人工智能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技术“奇点”的存在使得人工智能将对全球经济运行及其治理模式带来深刻影响,必须对此提前谋划、前瞻治理。人工智能具有自主学习能力、低应用知识门槛和强大的推理能力三大技术特征,它们在经济领域转化为开发层面的“马太效应”、应用层面的“多中心化”和效用层面的“效率最大化”三大特征。人工智能基于其“技术—经济”特征将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带来三大冲击：一是大国利益分配争夺激化,“中心—外围”格局失衡加剧;二是主权国家主体地位遭到削弱,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进一步增强;三是工具理性收益超越价值理性,机制设置面临人机冲突。据此,须从三方面应对人工智能冲击带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重构：首先,以智能技术赋能新型经济全球化,塑造公正的利益分配格局。其次,推动形成多元协同的权力结构,适应“多中心化”治理模式。最后,以预防性和可被解释为原则,强化监管人工智能参与机制设置。应以“技术向善”为治理目标,以“多边协作”为治理手段,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补充人”作用,审慎运用其“取代人”功能,绝不允许其在社会经济决策中扮演“超越人”角色。     

互联互通世界的治理和秩序北大核心CSSCISSCI

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一个世界潮流。一个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既释放出蓬勃的生产力,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风险。按照什么方式把一个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较好地组织起来,成为新时期探讨秩序和治理面临的新议题。互联互通改变着国家对权利、责任、利益的看法,主权仍然是良好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基石,全球治理的改善和主权的维护并不是对立的;当前困扰全球治理的国内制度障碍主要来自分权制衡的对立式制度体系,这类制度体系难以提供稳定一致的全球治理预期,影响到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质量。大国关系治理是任何时期国际秩序的关键环节,互联互通的发展为大国关系从传统对抗的治理结构走向协商的治理结构提供了机会。国际政治文化反映着一定时期的国际政治生态,世界在互联互通的发展中逐步萌生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人文交流和国际关系教育培育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文化,同样是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建设必须重视的内容。     

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秩序转型北大核心CSSCISSCI

鉴于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一种不可逾越的刚性约束,全球气候治理体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任何力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必须顺应低碳转型的全球性潮流。全球气候治理正在成为撬动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杠杆,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如果说走向低碳经济是未来世界各国组织其经济社会活动的必然选择,那么低碳化转型越成功的国家在国际秩序转型进程中就越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在未来低碳经济时代掌握主导权。一般而言,国际秩序由国际规则制定权分配、国际制度、国际观念构成。全球气候治理的根本要义在于促使世界向低碳经济转型,这对世界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产生深远影响,最终会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国际制度的建设和国际观念体系的重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秩序本身的内涵与特质。中国正在成为影响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力量,在全球低碳化转型的道路上,中国担负着特殊的国际责任和绿色使命,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战略选择不但会决定中国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内容。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新贡献北大核心CSSCISSCI

伴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国际分工的深度演进,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却未能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继而出现了三个方面的不适应:不适应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变化,不适应国际分工发展的新特点,不适应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的需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变革和完善。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不仅符合自身利益诉求,同时也是顺应和引领新时代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体现的是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十九大提出的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略,发展了当代全球经济治理理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对经济全球化实践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新加坡数字经济竞争力与全球治理贡献北大核心

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变革拉动了新制度需求。数字经济遵循“技术创新-国内协同-全球治理”的路径展开国际竞争。全球三大数字经济主体提出数字经济治理的“美式模板”“欧式模板”和“中式模板”，但却难以达成融合性合作方案。“小而精”的新加坡联合智利、新西兰发起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数字经济治理提供了“第四路线”，有望打破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多极僵局。新加坡在数字经济监管领域全球竞争力排名第1，基础设施、技术架构和人才实力等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标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治理失灵指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实现治理,导致全球层面秩序紊乱的现象。冷战后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至今得不到有效解决,正是全球治理失灵的反映。治理赤字日趋严重。全球治理失灵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规则滞后,不能反映权力消长,不能适应安全性质的变化,不能应对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理念层面上则表现为理念滞后,依然以一元主义治理观、工具理性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为主导。全球治理本身是一个协商过程,是一个参与和身份重塑的过程,要真正改变全球治理失灵现象,就需要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以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以参与治理过程的实践活动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全球身份认同。世界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关口,如果全球性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走回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并非完全不可能。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动趋势三阶段预测与影响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过去七十多年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和贸易投资规则的演变路径,分析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及其规律,并以此为基础探索未来20年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轨迹和趋向。以2035年为节点,文章提出:世界经济秩序将存在多个治理板块、分极领导核心和控制力,板块与板块彼此之间存在竞争。由于高度的外部依赖性和多层次网络的复杂性,大国之间的合作与稳定对世界经济的意义非比寻常。     

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阐述了自己对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概念、框架及特征的认识与理解,提出了中国扩大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选择。与结盟、联盟等其他多边安全合作方式相比,"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一种更包容、更灵活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有助于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缓和大国间存在的安全困境。作者分析了中国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利益相关性和责任相关性,并探讨了在全球安全治理框架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安全合作的可能性思路,包括通过"联合国+G20"、"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印度、日本"等多边框架,就维持和平行动、打击跨国犯罪行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全球安全治理议题开展多边合作及演练的可能性。作者也阐述了对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看法,认为尽管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难免存在利益和价值上的分歧,但安全治理以共同提高、合作共赢为特征,不以相互削弱为目的。因此,不同行为体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中国可以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全球深度治理的目标与前景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而努力是当代全球治理不可回避的主题。作者从全球化的客观发展趋势、全球性"相互依存"的系统性风险、跨国问题普遍性的存在和日益增加的复杂状态等几个角度,探讨了未来全球治理变革的新维度,即全球深度治理可能的目标与前景。作者探讨了全球深度治理的理论依据和变革的现实性、可能性,区分了方法论国家主义与规范国家主义、责任主权与相互性责任主权、国际机制与跨国机制的不同含义,指出和讨论了未来全球深度治理的新机制和新议程,即以跨国管理机制为主的新机制和以治理全球化负面效应为中心的新议程。全球深度治理要为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而努力,就要改变或矫正西方工业国家主导下全球治理议程中所蕴涵的政治偏好和理论偏好。全球深度治理只有适应国际体系中权力转移的变化,建立以包容性发展为目标的国际对话机制以及能够有效应对跨国问题挑战的跨国合作机制,才能实现从被动反应型的议程向具有前瞻性和主动性治理议程的转变。     

相互治理进程——欧洲与全球治理的转型北大核心CSSCISSCI

2008年爆发的西方金融危机代表着全球治理的转折点。欧洲一直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居于"霸权"地位:欧洲自1945年以来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在二十国集团占据多数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有两大因素改变着欧洲在全球治理的主导地位:第一,欧洲地区一体化(欧洲地区治理)的危机尤其是目前的欧元区危机严重弱化了欧洲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第二,世界政治经济中的"权力转移"尤其是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的上升,必然导致欧洲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相对下降。自主权债务危机爆发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三驾马车"之一的身份与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一道介入欧元区危机。二十国集团也在欧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前,欧洲和西方通过多边制度介入了非西方世界的经济治理。但是现在,新兴大国通过加强现有国际经济制度历史性地介入了欧洲的经济治理。在未来,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相互治理进程能够进一步促进全球治理的转型。二十国集团已经建立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机制,即"相互评估进程"具有启发意义。以此为基础,西方大国和非西方大国可以就形成"相互治理进程"进行谈判。     

后斯诺登时代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网络空间中,不同行为体之间占有的资源与拥有的能力处于不对称状态,因为这种不对称,数据主权的重要性日趋凸显。基于数据主权的能力竞争,已经成为当下国家间能力竞争的最前沿。这种竞争旨在实现保障国家网络安全和塑造全球网络空间行动准则这两个主要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整体来看,是并行不悖的,尤其是对大国而言。推动这种竞争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体系层面,即全球生产力的深刻调整与变迁。因为如此,这种竞争的出现、发展和加剧都是无法避免的。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各个行为体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大国才能准确把握后斯诺登时代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核心任务,并形成与之匹配的整体性战略,探索并确立符合时代发展方向和需求的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在此过程中,包含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支撑技术与标准、核心资源等实际分配与有效使用等领域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调整,将成为各国关注的核心领域,也将成为网络空间新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     

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全球经济治理

国际生产分工、国际贸易治理和国际金融治理体制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南北冲突问题产生的重要症结所在。南北双方在必须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取得了共识。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所作的努力。     

金砖国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转型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通过简要分析WTO、IMF、世界银行等全球治理机制和框架,建议金砖国家建立共赢性发展互动机制,强化内部合作,增进共识,提升国际议题设定能力,将G20机制作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转型的重要战略平台,以"循序快进"方式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与转型。     

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础与战略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但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美欧危机的相继爆发,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实力和愿景愈加增强。金砖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力量,在2008-2015年全球经济增量中贡献率高达69.48%,金砖峰会也成为务实合作的新平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标志着金砖合作进一步深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对金砖国家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金砖国家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过程中,一是要立足本国发展要求,做实金砖合作;二是要在G20框架内,防止逆全球化进一步蔓延;三是存量改革与增量创新并重,渐进式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进程。     

全球劳工治理:议题、机制与挑战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劳工治理不仅意味着劳工问题的普遍性,而且意味着世界各国在劳工问题上共同合作的客观需求。作者在回顾全球劳工治理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推动劳动力的商品化、分散和抑制劳工集体抗争的力量、防止劳工阶级借助世界大战走向阶级革命、避免劳工阶级形成选票优势、平衡合法性危机与利润率危机等全球劳工治理的五个核心议题,归纳出资本国际转移、生产过程重组、制造认同、政治吸纳、集体谈判、推行福利制度、划分核心工人与边缘工人、维持工人的半无产阶级化、资本转向金融、建立国际霸权等全球劳工治理的十种主要机制。全球劳工治理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发挥了控制社会冲突、维护劳资大体上和平、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劳工处境、巩固资本统治的作用,但是同样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从而对全球劳工治理构成了严峻挑战。全球劳工治理转型要以建立平等、包容、发展的全球劳工治理框架为目标,观念上的变革、国际机构的创设、规则的重置、机制的更新等四个方面的工作是建立新的全球劳工治理框架不可或缺的内容。     

金砖合作机制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模式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作为金砖机制的重要成员,力寻国家利益、金砖成员诉求与全球治理需要的契合点,而以金砖成员身份参与全球治理,有助于化解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疑虑、发展与金砖四国的良性竞合关系、凝聚广大发展中国家并以金砖为平台开拓新合作领域。中国在金砖合作机制下参与全球治理受到诸多挑战,制约了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次级跨区域合作模式、重合机制模式、中心合作模式及渐进治理模式是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参与全球治理的模式探索。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当前挑战,包括以经济互补为基础推动金砖成员加强经贸合作、力促金砖与欧盟共同抵御贸易保护主义、将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与金砖合作精神有效对接为全球治理新理念。     

全球发展倡议与新型全球经济治理

全球发展倡议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之于全球经济治理,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从历史逻辑看,二战之后全球经济治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表明,全球发展倡议能真正引领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从理论逻辑看,公共品的“搭便车”行为导致“集体行动困境”,全球发展倡议可以有效避免“集体困境”;从现实逻辑看,数字化、区域化、碎片化、近岸化和本土化等全球生产网络的重构,全球发展倡议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现实需要。全球发展倡议的普惠平衡弥合全球发展赤字,协调包容打造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合作共赢凝聚国际发展合力,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发展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促进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路径包括共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完善全球发展倡议下与现有全球、区域、次区域、国别层面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等。     

国家有限权力与全球有效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全球问题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但是全球有效治理并未自动生成,更非当今世界现实。在全球治理中,国家的角色是矛盾的,它既是最核心的治理主体,也被视为充满问题的治理对象。全球治理有赖于国家为其提供合法性与执行力,然而权力的局限又迫使国家寻求更有效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国家与治理之间相互需求的不对称,导致国家对治理的多变态度,并阻碍全球有效治理的实现。因此,迫切需要探寻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治理路径,通过重构国家利益中的自我与他者、构建新型多边合作机制、合理界定国家在多元治理中的地位、维护既有国际规制并推动其改革等,在弥补国家权力缺失与供给不足的进程中增加国家对全球治理的需求,引导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逐步走出低效均衡的困境。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新贡献

伴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国际分工的深度演进,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却未能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继而出现了三个方面的不适应:不适应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变化,不适应国际分工发展的新特点,不适应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的需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变革和完善。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不仅符合自身利益诉求,同时也是顺应和引领新时代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体现的是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十九大提出的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略,发展了当代全球经济治理理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对经济全球化实践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探析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演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逐渐形成,以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石油危机为转折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从霸权治理演变为合作治理。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完善。文章对新兴经济体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缘起及其演进。